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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贸然谈论地域性和现代性也是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它们的出现总是需要一些补充说明。“现代性的历史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间充满张力的历史”[1]，这个从呱呱坠地之时就已纷繁复杂的概念有着太多的面相，如卡林内斯库所指出的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地域主义“这个概念承载了不同的，甚至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意义，而且一直与一些不同的、矛盾的潮流与利益相关”[2]，它不再满足于“塞北秋风烈马，江南春雨杏花”的静态式描摹，而是转向包括批判性在内的新地域性建构的思考。“地域性”和“现代性”不应停留于自足的价值标准的意义层面之上。 在不同的文本中，它们形成的对话埋藏着丰富的意蕴。哪些概念的介入能充分激发地域性的活力？哪些概念的介入相对清晰地勾勒出所讨论的现代性？地域性和现代性”在哪些层面上展开对话与交锋，又可能产生出哪些新的思考？ 考察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应当首先承认中国现代性进程仍未结束的语境前提。在现代性的物质建设层面上，社会发展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程远未到停止的时候。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要求银行必须执行同样的制度，医疗必须遵循相应的流程，铁轨必须统一为相同的规格，网络传送数据必须使用二进制。安东尼·吉登斯的“脱域”理论认为，作为现代性动力之一的脱域机制“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3]。不可避免地，脱域对地域性的产生和生产都带来了明显的冲击。传统的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地域性的认知得到了丰富和补充。 文学的地域性不再仅是山水环抱、民俗信仰、俚语方言、族群家系长期酝酿的结果，也可能是宏大理念和具体规范操作之下的切割和生产。地域性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成为某种被特定体制或观念斩断与周遭联系的概念，当然，这也可以视为现代性对地域性的分割、简化和压制。 近年来的短篇小说鲜明地体现了这种不无粗暴的关系，例如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冉正万的《路神》、马金莲的《短歌》、付秀莹的《六月半》以及甫跃辉的《普通话》等等。 《六月半》以乡村婚俗开篇，密集短句带来的急促感，与娶儿媳妇给女主人公俊省带来的压力相互呼应。在相互攀比带来的物质压力下，俊省对已经成为城里老板的昔日恋人宝印重燃旧情。像头豹子一样的宝印和肉体衰老的丈夫、财富带来的气势和手头拮据的困窘，这些对比使俊省自然地将自己进献给许诺给儿子调个好岗位的宝印，这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对物质现代性的谄媚与臣服。 然而，乡土价值立场用突发事故夺走俊省之子性命的情节收尾，残酷地翻转了这则现代性与地域性的寓言。想象总是过滤性的，物质现代性的诱惑和规训并行，使乡土属性的地域叙事深陷矛盾与迷茫，这也是马金莲的《短歌》沿着《六月半》的不同叙事方向所进行的补充。乡村代课教师来玉兰随夫进城后，好不容易买了套二手房，原先主人所剩余的物品深得来玉兰的珍视，更成为来玉兰想象“现代生活”的根基。即便最后来玉兰意识到自己想象的崩塌与残缺，她的想象方式本身足够说明现代性区隔城市和乡村后所形成的等级。 这种等级差别，在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和冉正万的《路神》中，可以用两个指示代词来说明：“这”与“那”，“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永远是在心中隔着万水千山的“那儿”、不愿去的“那儿”。 《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里，老母将死，但我和哥哥仍在为不要回到家乡而努力推脱；《路神》中，文久良守在连“路神”信仰都已然淡漠的小乡村里等着不愿意从东莞回来的儿子。家乡是被现代生活的洪流所冲击出的孤岛，《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里的“我”说得很清晰：“我以为我会回去，至少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会回去。可是，父亲死了，姆妈也要死了，那栋早已破旧的木头房子很快就会被野草和爬虫类动物占领，很快就没有人再会找到它，要是这样，我就真的回不去了，回去也没有意思了，那个和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那个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就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4] 即使回到家乡，《普通话》也告诉大家，家乡是重温旧情的猎艳之地，或是亲友随时会带着一堆问题扑上来的危险之地。普通话在暗示，区隔如影随形，它和方言的区别在于它就是标准本身，是必须要遵守的“普通”的话。 这批短篇小说似乎不约而同地对地域叙事采用了简化的处理方式。地域性即是差异性，但现在它被混入乡村题材，地域叙事被抽象为现代性征服乡村的历程。简约化处理的另一个现象是风景描写的褪色，“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5]。 风景描写是地域差异性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然而在本文所提到的小说之外，如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由《小说选刊》编选的“中国年度短篇小说系列”（2013 年至 2017 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付秀莹主编的“中国年度短篇小说”（2015 年至2017 年）等选本里，地域叙事中的风景也都极为少见。地域性如何表现呢？冯骥才先后推出的《俗世奇人》及其续集，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以及格尼《啃春》等小说在提示，一批性格行为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乐意为他所置身的地域代言。冯骥才自述，“写小说的只想把这一方水土独有的人物写出来，由此实实在在捧出此地的性情与精神”，“若说地域文化，最深刻的还是地域性格。一般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只是一种表象，只有进入一个地方人的集体性格的文化才是不可逆的”。[6] 天津卫属燕赵故地，血气刚烈、风习强悍，但这远不能覆盖天津卫的地域性格。俗世奇人们，如能急中生智、因势利导的神医，劫富济贫、盗亦有道的燕子李三，用手指或舌头作画的画家，着黑衣刷白漆的刷子李，只认牙不认人的华大夫，他们共有或共同铸就的地域文化性格是什么？是有纯熟技艺在身的自信自负？这种自信自负足够与其他地域的文化性格相区隔吗？ 若按现代性借船坚炮利进入中国的历史阶段来看，活跃于清末民初的这群俗世奇人们已经与西方物质、思想和制度相遭遇，但《俗世奇人》系列玩味的却仍然是传统的人心人性。天津卫的传奇人物们借文化传统强大的历史惯性，躲开了随现代性而来的汹涌的问题浪潮。苏七块、酒婆、泥人张、张大力、蓝眼、陈四，他们的传奇色彩并没有回应那个时代的重量级问题。当然，如果像《啃春》那样淡化语境的时代性，那么特定的地域人物性格也可能被纳入宽泛意义上反物质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借京津等北方地区“啃春”的风俗来表现似乎不讨人喜欢的田万方一家对土地的执着和对乡里邻人的真情，构成了《啃春》的主要内容。如果以人性之纯和乡土之恋为回溯文学史的基点，很容易想起《边城》中川湘交界的小镇茶峒里的人性纯良和不计功利。 《边城》以未受污染的传统美德和自然风光映衬出以物质利益为重心的现代社会逻辑的污浊，但可能很少有读者会认为《啃春》对地域性和现代性的理解阐述可以触及《边城》的高度。《边城》的视界里，现代的价值观念是污浊的但也是客观的，而《啃春》面对现代价值的逻辑要一厢情愿得多。田万方一家拒绝改变以土地为生活中心的任何可能。面对时代的变化，他们坚守的理念是“天为爹，地为娘”，靠天吃饭，“不出去！对劲儿！”适用于所有的疑问。审视现代性物欲价值之时，人性的善良和地域的自然是可以期盼的，但寄望于前现代的混沌却显得过于天真。 与《俗世奇人》和《啃春》不同的是，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和王祥夫的《怀鱼记》中人物的异于常人，沾染了明显的病态。“病人”，郑在欢如是命名自己笔下的一群驻马店农村乡亲，他对自己家族亲戚的描述也好不到哪儿去：“cult”家族。王祥夫的《怀鱼记》里，胖江边上的老乔桑无法接受昔日捕鱼生活方式的难以为继，一直声称自己腹中有条大鱼。“病人”象征着问题，用郑在欢自己的话说，“他们不同于常人的举止，就是最迷人的地方”[7]。“迷人”多少要归因于这些乡土人物的反常，与社会现代性进程全面铺开下的乡土地域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代与命运，都藏在故事里，人逃不过环境的局限，却能活出千奇百怪的样子。”[8]这千奇百怪，终究是时代和环境的注脚，在驻马店、在胖江边，这群“病人”的千奇百怪总是离不开现代性的世俗化推进。 “电话狂人”之所以是“狂人”，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喜欢说话但没人愿意倾听，电话的到来似乎为他打开了新的空间，但最后反而加剧了对他的隔离和排斥。幽默多才的军舰在世俗的现代生活中沦为彻底的低能儿，所有的谋生努力都失败，无论是蹬三轮、养鸡还是捕鱼，他是个无法融入现代的淘汰品。奶奶被冠以“疯狂原始人”之名，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她从不问事情的前因后果而只评价眼前，坏人的死亡对她来说同样值得悲伤，但奶奶的慈善又仅限于人而不抵达小动物的身上。外公喜欢依据算命术规划、安排每一个晚辈的人生道路，但算命的逻辑被世俗现代性的逻辑碾得粉碎，他的规划、安排和预言都一一变成笑话。郑在欢以喜剧的面貌呈现“驻马店”的伤心，王祥夫“怀鱼”的“怀”同时包含着肉体和精神的依恋。有经验的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对现代性进程中地域命运的忧郁，甚至还能觉察出对启蒙的隐约期盼——例如《没娘的孩子》对打斗成性的继母的描绘：“她老了，虽然还不到 40 岁，头发已经花白，病痛折磨得她脸色蜡黄，只有那双眼睛依旧咄咄逼人。”[9] 在审美现代性的意义上，地域是世俗现代性的病相显露之处，而揭示病相本身也成为现代性审美的任务之一。无论如何，将地域视为既定的、稳固的和本质化的，是无法进入地域性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遭遇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碰撞的思考。现代性的进程像是道关于除法的数学题，许多人和事已经被纳入工具理性、制度体系、标准规范的框架之中，成为得数中小数点前的整数。可是如地域性主导的文学叙事，仍在倔强保留自己的看法，成为标准框架之外的余数。也正是在整数和余数的纠葛之中，读者得以想象并把握那个作为被除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 英 ]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5 页。 [2] [ 荷 ] 莱妮·勒菲福尔、[ 希 ] 亚历山大·祖尼斯：《地域制造》，赵德利、王亮译，《新美术》2013 年第 8 期。 [3] [ 英 ]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 46 页。 [4] 邓一光：《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小说选刊》选编：《2014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漓江出版社，2014 年，第 35 页。 [5] [ 美 ] 温迪·J. 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9 页。 [6] 冯骥才：《俗世奇人 2》，作家出版社，2015 年，第 1—2 页。 [7] 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年，第 272 页。 [8] 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年，第 272 页。 [9] 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年，第 170 页。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