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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苏州的老宅里长大，对老宅有一种割舍不掉的特别的情感。1986年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写的就是生活在苏州老宅中的苏州人的故事。此后，在我的相当一部分的小说中，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老宅的身影时时出现，老宅的故事仍在继续。我还写了许多关于老宅的散文。 时间过去了30多年，我写够了苏州老宅吗？没有。不仅没有，老宅在我的内心深处，反而越写越多，越写越重。始终放不下，老宅始终在我心头缠绕。 这肯定是因为苏州老宅太有写头了。我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苏州的老宅，它们所容涵的博大精深，恐怕是我们穷一辈子努力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它们的一片砖一片瓦，它们的一副联，甚至都够让我们品咂和享用大半的人生了，让我们且沿着这扇已经打开的门，走进去吧，或多或少，我们一定会看到些什么的。” 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多到写了又写，多到写了还想再写。更何况，经过30多年，苏州老宅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惊人的变化。 写老宅的念头始终盘旋着，后来就有了《灭籍记》的开始。写《灭籍记》的初衷就是想写一个以“回到苏州，回到老宅”为主题的故事。所以《灭籍记》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就是苏州老宅在昨天和今天碰到的那些普遍性问题。 在动笔写《灭籍记》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查了很多苏州老宅的前世今生的资料，可以说是实之又实了。 可是有一天，面对真实，我忽然无从下笔了。 因为时间。 因为今天。 今天，我们面前的“真实”两个字，变得模糊，变得虚幻，变得不那么真实了。比如说，你碰到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告诉你他是谁，他要干什么。那是真实的，可你不相信真实，除非他拿出证明，身份证或者其他一张什么证明，你才会相信，因为纸比真实的人更值得相信。但是也许，即便有纸，你也仍然不相信，因为今天假纸也很多。好了，今天的我们，有时候真的信无可信。对于许多本来是很真实很确定的东西，我们却不再敢随意判断，妄下结论，因为我们上的当受的骗太多了。 写作《灭籍记》，是用当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记忆中的和现实中的苏州老宅，并揣着我自己对于当下社会的这种丰富复杂性、不确定性，甚至诡异性的感受和体会去写的，所以在写到某些自己都不敢、不能或不想确认的“事实”时，我采用了一些虚幻的细节，比如亡者在梦中的述说，比如谎言，比如隐喻等等，通过虚实结合、真假混淆的手法，来避开和处理这些自己感觉无法判断和确定的但又非常想通过文字体现出来的多重的意思。 当然，这些表现手法更多的是用在人物身上，文学最要关注和表达的是人类的命运和情感，写老宅，即是写人。 老宅里的人，与老宅有关的人。 小说中的郑见桃是一个真实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虚假的人，因为她一辈子都在冒名顶替，用别人的名字活着自己。郑见桃年轻时候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爱情，丢失了自己的身份，她就再也不是郑见桃了。这一辈子，她并非不想做回自己，但是她不能。在从前，如果找回身份，她要被治罪，到后来，如果找回身份，她会被饿死，所以这一辈子，她都用了别人的身份生存着。一方面，她是一个冒名顶替的成功者、胜利者，另一方面，她是彻底失败的，她永远不能是她自己。 郑永梅则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他是一个“虚无”，只存在于纸上。因为有了关于他的纸，他成为了大家认同的“真实”。他存在于他母亲对他的描述中，他存在于由他母亲编写出来的许多的纸上：家里的户口本、幼儿园老师的评语、小学成绩报告单、病历卡，等等等等，总之，一个不存在的人，因为有了纸，他“活”了很久，到小说结尾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 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不存在的郑永梅是有真实存在的大学同学的，多少年后他们的聚会，因为寻找郑永梅的吴正好的追查和询问，大家开始争相回忆自己与同学郑永梅的过往，并且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信誓旦旦”地“还原”出郑永梅的面貌。郑永梅并不存在，但是关于郑永梅的“历史”，却因为这些漏洞百出的“记忆集合”真真切切地建构起来了。 历史与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荒诞奇事，导致我们在某些“真实”面前，有时候显得特别无力，因为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够作出百分之百的精确判断。何况对于更多的“真实”，我们只是一个身处其外的旁听者。 那么怎么办呢？ 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编织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呈现给读者，读者会读出其中的真实和虚幻，或者，既真实又虚幻，或者，既不真实也不虚幻。 小说本就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甚至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探讨、共同思索却仍然完不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