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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言，这40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时期，也是文学体量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它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生命。 眼下，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后变化最剧烈、最深层也是最辉煌的时期。各行各业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不胜枚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所有这些成就，都蕴含着无数精彩的人物故事，都需要作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反映和记录这些历史性变革。我认为，具有真实属性和文学天赋的纪实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唱响时代旋律”的最佳文学体裁，也肩负着书写我们新时代的“史记”之重任。 讲好中国故事，最需纪实文学 其实，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根本上都是在讲故事。通过故事，去教化人，引导人，雕刻人的心灵，提升一个种群或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水平。 故事里面有人物，有情节，有情感，有喜怒哀乐，有男男女女，有人的潜意识所需要的任何元素。而且，故事的结构是圆满的，有吸引力，有滋场，能把人心不知不觉地吸引过去，改变你固有的、曾经十分顽固的看法和思想。所谓的中国故事，顾名思义，就是具有中国特征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必然包括中国人、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现实的精彩和面临的无奈。 那么，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是什么？ 只有纪实类文学，可以真实、生动、形象地讲述，更生动、更形象、更内幕、更真情，可以毛毛茸茸，可以有血有肉、有筋有骨、有情有义。现实生活的精彩，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与虚构，人们更渴望阅读真实、真情与真相。这种融通古今、连接中外、纪录真实、揭密深层、精美可读的纪实文学，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 纪实文学，中国文学的源头 纪实文学古已有之。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汉文字造字之初，就有象形、会意、指事等功能，而结绳记数、记事、记史更是发挥着纪实的作用，这是汉字之根、文学之源。后来，在甲骨、石头、青铜、竹简等材质上刻写的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虽然已经湮灭，内容肯定以纪事、纪实、纪史为主。“文”的原意便是花纹，便是审美。所以，文学最早的功用，便是用最简洁、最准确、最美感的只言片语，记录事实乃至生命和生活的感受。 上古时代，文史不分，史学就是文学，文学也就是史学。后来，随着文字和社会体制的相对成熟，便有了精彩的叙事——中国故事的滥觞。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真实的记录，虽简短，却是纪实文学原汁原味的碎片。《左传》和《战国策》出现后，才有了精彩且完整的篇章；司马迁《史记》，更是将中国故事的精彩演绎推到高峰。 直到20世纪初，随着现代新闻业的出现，纪实文学与新闻相互嫁接，诞生出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一出世，就更直接地承担起为现实呐喊、为真理执火的时代重任，并出现了《赤都心史》《包身工》《1936年春在太原》等名篇。 新中国成立后，《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作品，响彻文坛。改革开放春天到来的中国故事，也是报告文学的精彩讲述，《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扬眉剑出鞘》等等。 纪实文学创作中的问题何在？ 这些年，纪实类文学发表量浩大，貌似繁荣，却又常常被人诟病。为什么？ 针对当下纪实文学创作，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 虚的多，实的少：虚话成堆，大话连篇，多是高大全，少见真性情。 长的多，短的少：现在不少纪实文学动辄数十万字，名曰追求宏大叙事，实则掺沙掺水，是豆腐渣工程，而精美的中、短篇报告文学很少。 报告多，文学少：一些纪实作品大多是一堆枯燥的成果数字、一套运作的经验做法、一摞先进的事迹材料，多经验事迹列陈，少文学语言色彩；多歌功颂德之词，少感人肺腑之情。一句话，缺少文学。 大的多，小的少：不少作家热衷于抓重大题材，过分相信重大题材决定论，时时关注大人物、大案例、大事件。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从小人物身上同样可以折射时代精神和人类命运，小中见大，更能彰显出文学的特殊价值。 提升品质，攀登纪实文学的高峰 书写新时代的“史记”，必须要有全新的作为。 一是改变作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是纪实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灵感源泉，这就要求纪实文学作家走进社会底层，深入百姓生活，通过个体的沉浮冷暖，去感受时代的温热与疼痛。 二是精准表现，解决好两种关系。纪实文学创作中艺术性和思想性问题，至关重要。当下，纪实文学创作不是缺少素材，而是缺少发现；不是缺少发现，而是缺少表现。发现了好题材，最重要的是用文学的手法，真实、准确、形象、鲜活地表现出来。 三是增强文体自觉，由文学而反思。创新，并非强调毫无章法的标新立异，以奇、怪取胜，而是强调必须保持纪实文学的基本要义，既不脱离文体特质与本源，着力打破传统纪实文学创作中的“新八股”模式，又要尝试借鉴小说的结构、散文的语言、诗歌的激情、评论的思想，乃至电影“蒙太奇”等艺术手法，增添艺术效果。 纪实文学属于现代，更指向未来。这就需要纪实文学作家要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由文学而反思，而诤言。这才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天地良心，历史责任，民族精神。 总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如何用艺术的形式，真实、冷峻地反映现实生活，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作家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健全的知识结构，更需要作家站在人类的高度，本着自己的“文学良心”，迈开自己的双脚，走进更深层的生活，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并把这一切都化为鲜活的文学感觉，渗透到文字中，只有这样，才能为新时代留下新“史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