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影  北大期间  80年代初在巴尔扎克墓前  柳鸣九主编的《本色文丛》（42种）部分书籍 受访人 柳鸣九，85岁，1934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柳鸣九先生译著等身，其主要作品汇集为《柳鸣九文集》（15卷），共约600万字。柳鸣九先生长于法国文学名著翻译。作为理论批评家，柳鸣九先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外国文学思潮研究领域起到了打破思想禁锢的作用。2018年11月19日，再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和柳鸣九先生的访谈始于2018年10月底，其时他刚出一本自传——《种自我的园子》，道尽一生的学术追求和日常生活，读来令人感动。 都说定了某天下午三点半，与柳先生“一边喝茶，一边问答”。临近约定日期接到电话，“最近有好多事情堆在身上，时间太紧了，并且最近也很衰弱疲劳。”此后三个多月全部靠电话和十几封邮件的笔谈。 柳老85岁了，现居北京。说话行事风格老派，思维冷静。他的湖南乡音很重，幸得语速慢，有的字音常要在听筒这边猜上一会儿。就最开始的采访提纲，第一个题柳老就答了三千字，并表示“其他的我都不想回答了，炒冷饭似乎不必要”。正要绝望，一天傍晚接到柳老的电话，就文章沟通一番后，正要道别，柳老说：“我问你，就这几天文化界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你知道吗？”很神秘。一头雾水猜了半天，原来是柳老接到了领奖通知。2018年11月19日，柳鸣九先生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时间很快来到2019年。1月底，柳先生发来一万七千字雄文：“我这两三个星期感冒断断续续。文章我总算写成了，此文我是很认真写的，除了写我80年的辛勤劳动、奋斗方式，还针对现实奋斗过程中，青年人如何才能出成就、出人才的问题，就世人所持的误见与谬识，以我自己为例，提供了一些认识与经验，也许对世人、对仍在奋斗的青年学子不无启迪意义。只是写得太长了，给你们添了一个麻烦。我也不知道怎么大改大删，当然，也是不舍得大改大删，且发给你们，请由你们处理吧。” 对柳老所言的“大包袱”，用尽浑身气力，裁裁补补，最终也有8500字。前几日，再接柳老电话，表明对修订稿件的认可：“希望就按此发稿，最好不要再删节了。” 我想，报纸篇幅总归有限，我要让他失望了。 衰老与疾病像海水卷上沙滩 在人间我的身影越来越淡 北青报：85岁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不是有尘埃落定的感觉？ 柳鸣九：我那天感冒了，没有去参加颁奖典礼。替我领奖的是我的好友，浙江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许钧教授。他比我小足足二十岁，也是法国文学的著名翻译家。能结交这样一位卓越的才俊之士，我视作是在同业学界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绝不亚于我创制出来的十五卷本《柳鸣九文集》。我珍视这份友谊，因为它不仅是相互友情感应的结果，也是相近的人格与风骨的合奏。 北青报：您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 柳鸣九：借一句古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到我这个年龄，已经需要直面宇宙的铁律——人无论能走多远的路途，尽头也都是一个土堆。 我曾经也年轻过，健步如飞过，曾经戴着墨镜骑自行车，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急驶，在胡同小巷里悠游。如今，上述那些生龙活虎之态俱往矣，我成了帕金森患者，出了宿舍楼就得用轮椅代步。过去一手漂亮的签名常引人赞，“您的签名像外文，有法兰西的味道”，而今再赠书签名，往往要在后面注上一句话——“帕金森病手书，笔误献丑，歉甚！” 老年病我应有尽有，年轻时神经衰弱，现今是脑血栓。有的病特别顽强，“您这病有不可逆转性”，一位大夫对我这样说。你只能看着它像海水卷上沙滩。脑血栓第一次发作让我半夜晕倒在书桌前，最终让我丢掉了一只眼睛将近一半的视力。 跑医院、找医生、按时吃药、注意起居规律，把我原来生活中惯常的一大块内容都挤掉了——我不能再自如地骑车到处转悠、跑书店、上图书馆、出门访友。 最叫我伤心的是看电影、听音乐以及在一片绿色中悠闲地散步，这几项我生平最重要的嗜好，也越来越与我的生活绝缘。这些丢失使我经常不无伤感。特别是我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我把跟随我三四十年的一对农民工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人，人为地虚拟出天伦之乐的氛围，把它当作千真万确的天伦之乐来体会、来享受。 而今，在人间我的身影越来越淡，在人们视野中的踪迹越来越少。当此时候，我也像卢梭老年时那样，偶尔想哼唱青年时期爱唱的歌曲，却发现自己哼唱出来的嗓音已经完全嘶哑、黯弱，自己也不知不觉在潸然泪下了…… 创造力依数十年的习惯与节奏 还在运转 世人还不断看到我的文字 在报端出现 北青报：可是您分明还在工作。 柳鸣九：那是作为自然人，我的身体机能、天生的免疫力，仍在顽强地进行抵抗。要知道，我生下来就有九斤之重！我发觉我还有点天生的能耐在进行正常运转，比如我还能看点书；我脑子还算转得快，推理能力与思维逻辑还比较正常，甚至可称强健，思绪中不时还能出那么几点彩；文思虽不如浩荡平江，但还算得上是涓涓细流，没有完全干涸。有时，在桌前坐了一两小时，没想到成就的文稿已有好几页……既然还有点工作能力，那么今天做了明天还可以做，我的工作进程竟然没有中断，我的创造力按着数十年的习惯与节奏还在运转。 要知道，习惯力，就是宇宙的一大能量。我这几十年恒一的生活铁律、既定的运作方式所造就的惯性运作力，还算是优质的、坚韧的、强力的。必然会留下点什么。雨果弥留状态中与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刻，还吟出了几个诗句被人惊为神迹。在下柳老头得帕金森氏病已经十好几年，脑梗已经发作过两次，但是我自己也没想到，虽然我的人影越来越淡出人世，但世人还不断看到我的文章在报端出现。 何止是文章呀，在这两个“家伙”缠上我以后，为期七八年的时段里，我竟写作并出版了五六本书，既有《且说这根芦苇》《名士风流》《回顾自省录》《友人对话录》《后甲子余墨》及《种自我的园子》，又帮助我的老朋友深圳海天出版社主编了《本色文丛》，共出版了四十多集左右；帮助河南文艺出版社主编了《外国文学名著经典》，共出版了近七十种；主编了《思想者自述文丛》八卷；《外国文学名著名译文库》将近一百种；与果麦合作，开辟了外国文学名著“化境论坛”，并出版了《纪念文集》与《化境文库》第一辑十种。 回过头来看这些劳绩，自己都感到难以想象。所有这一切，偏偏就出自两个病魔压在命门上的一个85岁老头之手。此人既非神人，亦非奇人，仅为智力中等偏下、身高距1米6还差两厘米的矮个子而已。如果他有什么成功经验的话，只不过是有一个恰当的志愿，即“为了一个人文书架”；有一个合乎人道的理想，那就是为本民族人文积累添砖加瓦。而这个志愿与理想之所以能够实现，不过是几十年来，他一直专注地习惯地做他要做的事。他身上习惯的力量，发挥了奇特的作用。 “学业时代”读到平和 充满温情的文字 北大四年经高标准严格打造 北青报：与法语文学翻译的缘分因何而起呢？ 柳鸣九：我出生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市民阶级家庭，一直跟随家庭在几个大城市间辗转。但我父亲是一个仰慕文化、敬畏文化的个体劳动者，为了使我们三兄弟成为“读书人”“有文化的人”，得到完整而良好的教育，不仅从未让我们辍过学，而且都上的是好学校。我很幸运，从初中到高中上的都是当地重点名校——南京中大附中、长沙广益中学、重庆的求精中学、湖南省立一中，中学教育是扎实而优质的。 小时不知法国文学为何物，但从小就有跑书店“看站书”的兴趣与习惯。十几年“看站书”的经历给我积累了大量与中外文学、世界思想文化巨人有关的杂七杂八的知识，给我打下世界文学名家名著的常识基础。当时，最认真细读的书记得有两本，一本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春潮》，一本是法国作家洛蒂的《冰岛渔夫》。这两本书都很平和，充满了温情。对我后来阅读倾向的形成有影响，世界文学中这种风格基调的作家作品我都很喜欢。 按歌德的区分法，我的“学业时代”当然是要从中学算起。但实际上，从小时候到北大之前那些年，不过是我的文化学业启蒙时代。我不过是得了几张小学中学文凭，听从父训，立志要做一个读书人。为此，在他的严格监督下，练过颜真卿毛笔字，在楚湘文化的氛围里，背诵过一些《古文观止》，也练习过用古文写个短信、写个便条，如此而已。真正称得上是学业年代的，还是燕园未名湖畔那几年。 1953年我从湖南省立一中高中毕业，考取了声名远扬的优秀西学人才摇篮——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分配到法文专业。那时，我们正赶上北大的黄金时代——全国院系调整刚完成，高等院校教育制度规范化、成熟化。就西语系而言，其宗旨非常明确而具体，就是培养西方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师人才。围绕这个目的，课程设置非常全面、周到、合理，国内人文学科与外国语教学最高端的教授与名家都来到西语系，按照高标准、高规范的要求，严格打造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学子。 北大四年对我而言，就是严格的科班学艺时期。这四年我学得很努力很刻苦。由于各种原因，我在班上并不算高材生。过去有的媒体报道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毕业”，这是不大合乎实际的溢美之词。我应该澄清我并非班上的高材生、优等生，只算得上是中等偏上。 在学术文化表现与成就PK上 领先同侪 那是长程竞走之中 终身努力的结果 北青报：听上去像是有什么心结。 柳鸣九：到老年，我之所以像同辈学人经常半认真、半调侃所说的那样，终于“名望居高”“地位领先”，那是在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才拉开前后距离。学识上、学业上、学术影响上的高低先后，是学林中最忌谈论的事，但也是几乎每个人都在意、都爱谈，最爱比较的问题。从上大学直到老年，与同窗同学、同行同道的学习与竞争中，我在学术文化表现与成就PK上不仅没有输，反倒略有领先，那是我终身努力的结果。 1957年，我只是以一个良好生、中等生从北大毕业的，主要是在外语的听力与口语上，我不如班上听力良好、口齿清晰灵活、反应敏捷的上海同学。我在这方面的成绩得“优”的时候很少，老是在一个“良”字上转圈。但我在另外学科方面的成绩，如在文史哲的那一片，的确还不错，甚至可说优异。而在涉及外语的笔头方面，不敢说两大片——“中译法”与“法译中”俱佳，大概有一片还很说得过去。但是我的创造力、深究力及办事能力，出乎我的意料，在后来的工作中，也得到了验证，都是那些身为贵少、富少的上海“天才生”自叹不如的。 我一贯信奉“君子好名，取之有道”。如果是就我后来在学术文化中的大动作、大作为而言，如对斯大林主义、日丹诺夫论断的揭竿而起；或者是就我在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如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或者是就我在专业学科上献出了厚重的学术论著，如我撰写与主编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两卷本《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名家名著论丛》；或者是就我为我国的人文文化积累、发展学术学科而完成的多项富有创造性的大规模资料丛书，如主编《F·20丛书》七十种，篇幅不少于数千万字；如果是就我的“著作等身”而言，比如《柳鸣九文集》（十五卷）共六百万字，其中论著、评论五百万字，翻译一百万字；如果是就我学术文化劳绩的“惊人巨量”而言，人们称之“著作等身”“权威学者”“西学名家”“学界领军人物”等等，我就不多讲客气了，因为公众与媒体都确认这些学术文化实绩都展示在眼前，实至名归。 一个人是否能成为音乐家，并不在于怀在娘胎时他听了多少贝多芬、莫扎特、肖邦，也不在于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与生俱来的作曲天才、演奏方面的天赋异禀。人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更不在于大学一二年级时某些成绩，他得过几次五分、几个优等生的称号。人生是一个长程的竞走。 不管怎么说，我在北大科班学艺的几年中，的确打下了一个还算全面的基础——外文的阅读力、理解力是从无到有了；我的语感提高了；我对文学的阅读能力、感受能力、品味能力、通感能力、知晓分析能力、综合概括能力及哲理化提升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如果没有在北大打下这些基础，我后来的翻译作品就不会有多个经受读者的查验而得到好评、受到欢迎的流行译本。 大学时对抗神经衰弱首战成功 成为“第一桶金”，终身的财富 北青报：大学期间您好像有过一段很不容易的抗病经历。 柳鸣九：1953年，我用一个陈旧的网兜装着一个脸盆与漱口杯、牙刷，扛着一个棕红色的箱子走进北大。在西语系这个俊男靓女满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环境里，我感受的压力自然而然大得多。那些上海同学在发音上比我有天然的优势，自然在课堂问答中，表现都比我好，他们得“优”是正常的事，我却老是在“良”字上打转，成绩压力也多一层。 学习处于低势，这是要命的事。于是我使出浑身解数，在各种成绩上狠下功夫。我在课外自修中，给自己层层加码，进行恶补，越来越压缩休息睡眠的时间。这样加油加码一年，终于爆发一场严重的神经衰弱。 噩梦时来附体，而白天还要背着书包来往在十几个教室之间奔波上课。一吃完晚饭，得赶快小跑步奔向图书馆抢占位置。每天一清早就得爬起来按照前一天的时序轮转。我就这么整天昏头胀脑地熬了一段时间，眼见成绩下降的趋势已成现实，如此下去说不定就要面临辍学的危险。 在这种境况下，我背水一战，数管齐下。几乎每天骑车跑医院，有“国手”扎针灸，自己熬中药吃；每天坚持体育锻炼，两次慢跑，两次太极拳；学习呢，则在学习方法、学习效率上下功夫。全面科学安排，每天用毅力坚持不懈。这样我终于花了两个学期的时间，摆脱了危机，身体恢复了正常。也没有辍学，每门功课都正常修完，通过考试。最后以良等生的水平毕业于北大。 上述这一段经历，是我生平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光。发生在大学三四年级的这一次可说是首战成功，成了我一笔财富，“第一桶金”。有了这样的经验与记忆，以后碰到类似的困难与窘境，自己也就心里有底，镇定自若、对付有方，决不颓倒、坚韧不拔，孑然而立，一如往常，依然自我、劳作如故。 我自己智商与聪敏度仅为中等，身体并不强健，很少处于健康状态，不时有各种小毛贼小病来扰。每当此时，便沉下心来，自己主观的意志把以上那些措施与习惯激活起来，它们较快就结合成了抵抗力的网络，控制危机，制服危机，恢复机体正常运转。 大学毕业后青壮年的“创业时期”，长期勤奋成习的工作与生活，导致积劳成疾。我早就得了“顽固性高血压”“体位性高血压”等等。每当这些“小毛贼”发作厉害，我便启动那些措施与惯例，进入“抗战”时期。危机过去后，是伏案爬格子，又慢慢积疾添疾，又来一次新的发作……我的半个多世纪日子就这么两方拉锯不断，反复不断，一直到今天，我85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