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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时代，身份焦虑已延伸至大众，人人通过刷屏来建立存在感，来回应心中那个永恒的疑问：我是谁？作家属于最敏锐的一类人，他们如何看待专业身份？身份界线是必须的吗？跨界是精神弥合或重整的需要？鉴于南京作家黄梵，是当今中国文坛上少有的跨界高手，身兼诗人、小说家、大学教师等多种专业身份，所以，我们特邀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傅元峰来与之对话，听听他们俩谈论、辨析不同身份和体裁的关系，以及身份现象对应的文化图景。 1 诗人还是小说家？ 傅元峰：黄梵兄，你在印象中，先是一个小说家，后来逐渐是诗人，最近又是小说家和诗人的混合体。小说和诗歌的文体界限问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短篇小说家黄梵》。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到短篇小说包含诗。进而，我想到一些更为深层的问题。民国时期的作家，我们往往称作家，而诗人可能需要单列出来。在文学门类中，诗的写作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那些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我们都称为作家和文学家；而在今天，文学家可能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崇高的称谓。“这位是诗人黄梵”“小说家黄梵”，我们习惯于这些介绍了，也许在将来的文学认定当中，应是“文学家黄梵”。 黄梵：我自己经常遇到，参加一个活动时，总有人非要弄清我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大家似乎已不满足使用“作家”这个身份了，这种焦虑，我觉得是近代独有的。比如17世纪荷兰画派时期，西方第一次出现了类型绘画，结束了全能画家的时代，进入了单一才能画家也能生存的市场时代。有人一辈子画风景画，有人一辈子画花，这种由全能画家蜕变为单一才能的类型画家，其实是对小才能的谦虚承认。当代对身份的这种焦虑，我觉得是民主化的结果，虽然我们承袭的是苏联的细分，但前身是科学的分类法，总体上还是近代民主化的结果。我倾向这样理解文学的民主化，对很多人来讲，当他做不到在文学的全领域发话时，仍可以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批评的某个单一领域发话，获得存在感，这是时代带来的民主权利。 南京这个地方倒也有点特别，很多诗人也写小说、散文甚至批评，比如韩东、育邦等。刚才元峰把文学家作为褒奖，我觉得特别好。我2005年在《世界文学》发过一篇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最近王鼎钧先生与我通信，恰好也谈到诗人写散文的问题，他引用了百科全书的分类，说诗歌是列在分类的首位，说诗人写散文，等于是重量级拳手参加轻量级比赛，必然出色。但我有点异议，百科全书的分类，恰恰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成果，正是它启动了文化分类。我们对专业身份的嗜好，是否也说明中国还处于启蒙的上升期？或启蒙时代？听说芬兰学校已取消了课程分科，这对我们大概也是一种提醒。 2 该抒情还是该叙事？ 傅元峰：我和孙冬教授在合作编辑一本文选，叫做《诗人与小说家》，选了你的小说、诗歌作品，在编写过程当中，我们是古今中外打通的，选既写出优秀的诗又写出好小说的作者。我发现，在当代作家当中，这样的人并不多见，有的人可能写过小说，也写过诗歌。就南京作家而言，同时进行诗歌和小说创作的，还有育邦和韩东。我发现他们的诗具有叙事性。但是我读你的诗的时候发现，你状物较多。你写《老婆》这首诗的时候，并没有把“事”请进诗中。 这是你和育邦和韩东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你怎样看待叙事诗和诗歌当中的“事”呢？ 黄梵：我经常碰到读者，甚至还有同行，问我一个问题：你平时写小说多还是写诗歌多？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涉及文学创作的时机。也许我今年遭遇的事，思考的问题，特别适合小说表达，我投入小说的精力就多，也许明年又在诗歌上投入很多，这取决于我的生活遭遇了什么、触发了什么。所以，你刚才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这两个本来就是一体的。你还触及到抒情与叙事这个核心问题。新世纪以来，我首先希望解决抒情诗的问题，叙事只作为抒情诗的一个元素出现，比如《爱情挽歌》里，是有一点叙事的，但不是主体。在我心目中，一旦叙事作为主体出现，它就应该是叙事诗了。 对于用白话写叙事诗这件事，我非常谨慎。我读过民国以来的大量叙事诗，可以说在我眼里成功的很稀少，大部分叙事诗仍在做抒情诗的事，不过在完善空间描述，对于时间推进还是束手无策。我们很多诗人没有做好叙事的准备，就仓促下笔，很多叙事诗，在我看来只是一些叙事素材，并没有铸成诗的世界，叙事与诗意的关系，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我甚至想过，叙事是否只是小说家的事了？诗人还有必要投身叙事吗？我曾经对德国叙事诗做过很详尽的研究，也包括希腊荷马的两部史诗。不是说我自己不去尝试叙事诗，我还在做准备，我电脑里已经有一些尝试，也许有一天我会拿出来。 我对叙事诗的理解，可能跟大家对叙事诗的理解不太一样。我把抒情诗理解为静，把叙事诗理解为动，静与诗意，动与诗意，这两种关系很不一样。抒情很像酒神，叙事很像日神，我们目前在白话诗中，甚至在白话文学中，大概把酒神的事办得更好一些，这大概也揭示了近百年中国文人的擅长，包括把酒神精神用在争吵中，对真正问题的探究倒推进不多。 3 诗改变了小说，还是小说改变了诗？ 傅元峰：我们可不可以说《二胡手》和《中年》，以及《炮弹激情》那篇小说，他们形成了一种小说和诗的文体混合。诗性，可能是小说最后要呈现的东西。收入《月亮已失眠》这本诗集，体现出你的一种特殊的状物想象力。在凝固的一个物象中，突然产生出来富有活力的部分。每一首状物诗，都留有缺口——它不是封闭性的，最终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思维空间。从你的长篇小说的写作来看，从《第十一诫》到《等待青春消逝》再到《浮色》，你的长篇小说有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诗在小说中安家的过程。这样做，不是改变了小说的文体，而是扶持了它。 诗最初只是扶持了你的短篇小说，而后走入了你的长篇小说。这些判断你认同吗？ 黄梵：我构造诗歌意象或小说意象时，时常会跨越诗歌和小说的界线。不少诗人会专注于意象的深刻和复杂，甚至把它们当做才能表演的舞台，但对我来说，这远远不够，我把深刻和复杂，看成是生命经验的真实漩涡，不管多么高深，意象必须给人触感，必须贴物，所谓“平淡如山高水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用诗大量去写生活，写小说擅长的世界。难道我们对生活诗意的认识足够了吗？一旦用诗人的眼睛看世界，哪怕再平淡的事物，背后也深藏着大海。我把生命赋予碗、筷子、粉笔、黑板、小路等，用这样的讴歌，来包容以前诗意排斥的东西，甚至包容苍蝇、蚊子等和人对立的事物。这些意象已经跨越了人道，有了更代表未来的物道思想，所谓物道，就是追求万事万物的平等。所以，与古代的咏物诗已是两码事。 刚才提到的幻想小说《炮弹激情》，乍看跟现实没有关系，写的是出膛炮弹上嗜热菌们的一生，它们用一生去探索炮弹星球的地形，最后绘出了地形图。这件人类看来毫无意义的事，它们却用一生的热情去完成，其实在徒劳的层面，跟人的现实相连。人一生要做多少徒劳的事？人类也要做多少徒劳的事？但都是怀着酒神的激情去做的。这篇小说的想象力当然来自诗，它的底色是叙事，但靠抒情的激情，为叙事提供动力。当代很多小说的精神趣味，与一个小市民并没有什么两样。我很庆幸诗歌把平淡背后的大海，带进了我的小说，反过来，小说也让我的诗避免了闭门造车，避免了像个害羞的闺女，躲在闺阁里不与外界接触。 傅元峰：最后问一个问题。假如存在一个坚硬的牢笼，囚禁你接下来的写作生活，你从中只能选择一种：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绘画、爱情。你会选哪一种？ 黄梵：肯定选诗歌。 录音:齐婉音 文字整理:陈淑仪  傅元峰，评论家、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景象的困厄》《思想的狐狸》《寻找当代汉诗矿脉》。  黄梵，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文学副教授。出版有《第十一诫》《浮色》《南京哀歌》《月亮已失眠》《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中国走徒》《一寸师》等。长篇小说处女作《第十一诫》在新浪读书原创连载时，点击率超过300万，被网络推崇为文革后最值得青年关注的两部小说之一。《中年》入选“新诗百年百首”。诗歌在海峡两岸广受关注，被联合报副刊主编称为近年在中国台湾最有读者缘的诗人。作品已被译成英、德、意、希腊、韩、法、日、波斯、罗马尼亚等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