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文化学学者陶思炎 牛华新/摄 东风夜放花千树。刚刚过去的元宵节，南京秦淮灯会吸引近40万人次观灯，东南大学教授、民俗学家陶思炎先生又一次受邀陪伴市民们赏花灯，品民俗。 回望陶思炎的求学治学之路，会发现他一直在跨界。从少时立志当一名外交官，到学习建筑学，又弃工从文，再由文学转到民俗学，深厚学养的积淀让他最终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民俗学博士，至今深耕民俗文化学研究三十余年。 在陶思炎看来，民俗研究不应是孤芳自赏，它研究的是社会，通过它去了解人和社会。“留住乡愁、记忆的目的是什么？要把它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作为一种资源用起来，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1 研究民俗并非是陶思炎的初衷，但回顾他进入北师大攻读民俗学博士之前的人生经历，又似乎都无形地指向了民俗学。 受家庭氛围的影响，陶思炎从小就对文学艺术和历史充满兴趣。喜爱外语的他，中学时的志愿是成为一名外交官或者翻译家。不过，因为“文革”，这一梦想受阻，中学毕业的陶思炎来到扬州成为插队知青的一员。其间，他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包括英国莎士比亚，法国作家司汤达、德国作家歌德，以及俄国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的作品。正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在1975年被推荐到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习。 陶思炎就读的南工建筑系有着杨廷宝、童寯等教授，实力非常强。而建筑本身是一门知识体系丰富的学科，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民族、民俗等多方面，跨学科的求学背景对于他日后的民俗文化学研究有着很大影响。 甚至，陶思炎小时候和伙伴们一起玩耍的经历，也成为了他日后民俗研究的课题之一。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蟋蟀的捕捉、蓄养和决斗的一些过程和方式方法，记录了一些当年听老先生们所谈的蟋蟀经。“这也是中国民俗文化知识的一部分。” 1978年全国统一恢复高考，时年30岁的陶思炎为了摘除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成为真正的大学生，他走进了高考的考场，却因为超过25岁不能录取外语专业的政策，依然与外语无缘。他进入南师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后又到北师大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大学期间，陶思炎将自己的强项外语和文学相结合，准备研究外国文学。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自己动手抄书，还制作了很多卡片作为资料的原始积累。 但随着思考的深入，陶思炎逐步将自己的方向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在写学士论文时，他选择了神话作研究对象，探讨中外比较神话的问题。他的学士论文《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获得了成功，1982年它发表在重要刊物《江海学刊》上，1984年被收进了《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一书，并且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作教材。在一连写下并发表了多篇神话研究文章后，他发现囊括神话研究的民间文学这一领域更适合自己去拓展，并由此将目标转移到民间文学从属的民俗学领域，虽然那时他已经被分配到高校教授文学课程。 2 “到了1987年，《光明日报》登了《招生简章》，说北师大第一次招收民俗学博士生，我决定去试试，我想要‘归队’，实现自己将民俗学作为发展方向的愿望，成为民俗园地中的一名耕耘者。” 这样，陶思炎到了张紫晨先生的门下。 作为中国的第一位民俗文化学博士，陶思炎的许多著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国鱼文化》是陶思炎的博士毕业论文，他从原始文化到近代民俗，共归纳出鱼的12种功能以及始生、衍生、泛化的演进阶段。这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专题研究论著，带出了一些其他相关著作的出版，比如《中国龟文化》《中国鸟文化》等。 在理论研究方面，陶思炎出版的《中国都市民俗学》《民俗艺术学》《应用民俗学》都是开创性的学术著作。2015年出版的《苏南傩面具研究》,作为第一本关于江苏傩面具研究的著作,对我国傩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补充。过去学界论及傩文化、傩面具,都是想到江西、贵州和安徽等地,很少提到江苏。但他认为,傩面具中比较精彩的部分是“魁头”,主要传承于南京高淳一带,其文化价值超越其他地方的面具。 此外,《中国纸马》《问俗东瀛》等著作也有其学术价值:前者属民俗艺术的专题研究,首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这类民俗版画;后者是写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田野作业的调查情况,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观察日本民俗,并与中国民俗作了一些比较和判断。 前年退休的陶思炎如今依旧笔耕不辍，今年他的《求索集——民俗与文化研究》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陶思炎教授代表作》也将问世。他还打算写《民俗辨伪集》，对于一些当今困惑百姓的似是而非的伪民俗或错误说法作出分析判断，以还原传统。 3 陶思炎不仅仅在理论研究上成果斐然，他也始终关注着民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关注着民俗理论的应用和实践。 “民俗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当然它有人文因素，它研究的是社会，通过它去了解人，去了解社会，通过研究可以找到一些生活的轨迹和规律，可以作出一些分析和批判。更重要的是，看到今后的发展前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们现在还应认识到，民俗是社会文化，也是文化资源。” 陶思炎认为，民俗基本理论和具体现象的研究应当结合，应能解决某些实际的问题。江心洲乡村民俗旅游是陶思炎对民俗应用的一次尝试，最初的创意便是他提出的。他以家庭为单位，用小型化、多样化的方式，聚散为整，提出建设茶馆、农趣园、大作坊等项目，江心洲乡村民俗旅游仅起步一年就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级景点。在天目湖、丫髻山、浦口等地，他都做过民俗旅游的策划，让民俗知识得以应用。 “民俗文化只有通过融入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们亲身参与进来，才能更好地保留和发展。”陶思炎主张在江苏或者南京，建立一个民俗文化村，把分散在各地的民俗汇集于此。在他的设想中，应该是一个囊括节日文化、衣食住行、人生礼俗、民间艺术等，并且可参与、可展示，有情趣、有历史的，活动性的民俗游乐场。“这样一个具有地方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民俗游乐场，能够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多姿多彩和丰厚精深，从而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激发对民俗传统文化的热爱、传承、传播和研究。” 对话 一切精英文化 都植根于民俗的沃土 读品：民俗研究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陶思炎：民俗，是民族的传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所在，一切精英文化都植根于民俗的沃土。如果只谈精英文化，不谈民俗文化，往往无法找到根本。民俗是民众生活、民族情感的一种凝聚，当我们谈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首先应该看它的民俗传统，然后再看由民俗传统中所生发出的思想、创造，即所谓精英文化的东西。人们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的丰富多彩往往为我们带来很多有趣的探索课题。 读品： 民俗研究对于都市生活有着怎样的意义？ 陶思炎：城市民俗是客观存在的，民俗是人所创造的。在城市的空间，经过一些整合，形成一种农事性淡化、社会性增强的文化生活模式。我国古文献记载的民俗历史，大多记录了都市民俗，如北宋的《东京梦华录》、南宋的《梦粱录》等，是集中采写了城市的民俗志，关于乡村民俗的描写反而是零星、散杂的。都市民俗有它研究的价值，当代城市人口变迁大，流动快，五湖四海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空间，如何使他们整合凝聚起来？我们可以从以民俗为代表的地域文化中汲取养分。 读品：现在很多人说“年味”淡了，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陶思炎：这句话说得偏颇。传统节日一般有丰富的文化结构，可归纳为六个方面：节物、节事、节语、节信、节食、节艺。我们要完整地去看待一个节日，某一结构的弱化并不能阻挡其他结构的强化。也许从爆竹不放或者小时候经历过的活动变少了来说，年味淡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变化，本质并没有改变。人们追求团圆、美好、喜庆、吉祥的因素没有变。有人曾提出，要保卫春节，并说它是最大的“非遗”。我觉得有些过于悲观地夸大了局部的现象，春节还活着，仍旧十分红火，并加大了在全球的传播。在国内，每年有数以亿计的人流动在铁道线上，数以亿计的人赶回家过年团圆，从这一角度来说，年俗正随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显现出不断强化的态势，这超越历史的实际，令人深感欣慰。 读品：现在文化旅游兴起，为何都市人越来越向往乡村游？ 陶思炎：回归乡村不仅是补缺城市人的一种回归田园的心理，而且也是生活方式、节奏的一种调整。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都是城乡二元结构消解的过程，乡村在这里发挥了后花园的作用并与城市融为一体。人们向往乡村游，正说明城乡的互补性增强及人们对优良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认同和追慕。 陶思炎，1947年生，江苏南京人，先后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于1990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系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民俗文化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社团“长江文化促进会”原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俗学、民俗艺术学、文化遗产研究，著有《中国鱼文化》《中国镇物》《民俗艺术学》《应用民俗学》《中国纸马》《南京民俗》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