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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月的时间，竟然像被碎纸机粉碎了似的，凌乱得一地碎屑，几乎不能整齐地阅读、整齐地思考、整齐地写作，而是被各种突发、零碎却又不能说不重要的事情裹挟着、推动着。然而，在这碎屑般的日子里，我却尽力组织起一段连贯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阅读《红豆》2018年度发表的散文、随笔作品。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受人之约、忠人之事——既然答应了《红豆》杂志编辑部的邀约，为《红豆》2018年度的散文、随笔写一篇“印象记”，那就要尽量读细、写真。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甫一阅读，便被这情真、意切、思远、理深的文字给吸引了，或者干脆说，长期沉浸于理论文章和小说阅读中的我，被这格外有人生韵味和人间气息的文字给捕获了，不愿让琐碎的事务扰乱这难得的感觉，因而才每每在夜深人静时阅读这些自带声音、自有滋味、自我生长的文字，也让自己的心情随之荡漾、起伏。 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不小心，脑海中就浮现出两句话：借君相思纸，传我人间语。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刊物那意味悠长的名字，因为这名字与唐代诗人王维那首千古名诗的联系，但仔细想一想，这又何尝不是《红豆》杂志编辑团队的办刊理念与精神所在：为作者提供有情的纸张，让他们写下有情的文字，滋养有情的读者，从而耕耘一片有情的土地，构建一个有情的家园——精神的家园。因此，我也愿意从我读出的“语言”——人间语——入手，结构我这篇心得。 1 私下里，我一直以为散文是最适宜于传情的文字。我知道，在新方法、新理论、新观念层出不穷散文观也屡经新变的今天还这么说，很可能会被人批评甚至讥笑为没有见识或者落后，但我却近乎固执地坚持这一观点。想一想，在这个不仅物质世界坚硬无比（不用说语言、举动，有时候，似乎连眼神、气息都像遍地的钢筋水泥一样粗糙刺人），而且文字世界也一样坚硬的时代，如果连散文这种最具人间气质的文体也缺少了润物无声的情感因子，而是同样沦落为各种所谓新理论、后观念、大文化的野蛮生长之地的话，那也真够无趣、可憎的。幸运的是，阅读《红豆》2018年度散文、随笔时，与我扑面相遇的就是丰沛的情感。坦白地说，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文字，我名之为“情语”。 这里边，最显著的就是亲情，是亲情的传达。第1期就有2篇写亲情的散文：郝随穗的《父亲的面子》和樊可香的《来生还做您的右膀》。无独有偶，这2篇都是回望父亲、感恩父亲、致敬父亲的。在《父亲的面子》中，我们看到了父亲的低调、父亲的卑微、父亲的无能。我们看到，这个男人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高晓声笔下“漏斗户主”陈奂生的人生理想——吃几年薄粥，盖三间新房。父亲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可竟然没有能够箍起一眼窑洞。这样的人生，可谓失败。也因此，父亲，渐渐老去的父亲，衰弱的父亲，沉默了。虽然如此，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位失败的父亲，毋宁说是一位胜利的父亲。以物质的眼光来看，父亲当然是失败的，然而，与陈奂生不同，父亲在精神上却从未失败，虽然他也隐忍，甚至忍气吞声，但当问题严重到了伤害他的“眉眼”的程度，他性格里潜藏的炸药就会爆炸。这就不仅仅是脸面的问题了，而是精神或血气的问题，也就是说，父亲尽管“事业”不成功，但他却从未放任自己的精神委顿、血气消散。正是这一点，使这位普通的父亲获得了山的品格与形象。想一想，对我们这些底层或出身底层的人来说，我们的父亲不就是靠着这种精神和血气，才能凝聚起整个家庭的心气，统领着他们，扶携着他们，甚至拖拉着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默默地走向前方、未来的吗？ 如果说郝随穗的《父亲的面子》写的是父亲的硬度和韧性的话，那么樊可香的《来生还做您的右膀》写的则是父亲的通达与智慧。早年丧妻，独自抚养几个女儿，生活的重压让父亲早早地就变得寡言少语。但这寡言不仅不是屈服与放弃，反而意味着更多的“语言”更多的关切与更多的叮咛，而且，关键时刻父亲从不吝于说出自己的见解。比如，作者回忆，一次自己与丈夫吵架，“一气之下跑回家里”，没想到，敏感的父亲一下子就看透了事情的原委，不仅没有安慰“我”，反而用严厉的口气批评“我”要包容、理解与忍让，让“我”触动、顿悟、感激，因为父亲“给我的爱是有原则、有方向的，而不是糊涂与偏袒”。这样的父爱，兼具山与水的形态与质地，一样的感人至深。 除了我们重点分析的这两篇作品，曹文生的《一个人的根系》（第3期）、张复林的《乡村的灯火》等都是写父亲的。事实上，透过这些朴素而又多情的文字，我们看到的，何止是作者个人的父亲，或者说，他们写的又何止是个人的父亲——他们是以自己的父亲为榜样，在为我们树立共同的父亲的形象。正是这样的动因，让他们的文字有了温度、有了力量、有了深度、有了厚度。对父亲这样，对母亲这一与父亲一样的人类最为原始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情感源，我们的作者们同样饱含感情、饱含敬意、饱含爱意，即在《红豆》本年度的散文、随笔中，母亲也同样出彩、同样灿烂、同样动人，其佼佼者是肖建国的《母亲和一座城》（第7期）。这篇散文可谓一波三折。“我”在南方的城里立足后，怕给我添麻烦，身在北方山村的母亲却不愿去城里与“我”一起生活，而是化身为屋后山上的“望儿石”：“有事没事，她的双腿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屋后高坡上走，然后就站在那里，伸出干燥皴裂的右手，颤颤地支在前额上，静静眺望南方，远眺我所在的城市。”这是多么动人的母亲形象呀。父亲去世后，在“我”百般劝说下，母亲才好不容易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来到“我”的家。然而，来到这里后，母亲却变得那么格格不入，那么谨小慎微，那么茫然无措，并且仅仅过了三天，就毅然离开“我”家，去妹妹家住了。因为，就在这三天的时间里，母亲已经看出了“我”与妻子的不易，看出了“我”这个小家庭的捉襟见肘，她不忍直视，于是只好选择“远离”。这又是何其动人的母亲形象！然而，当“我”患病之后，母亲却“像变了个人似的”，昂首挺胸地来到“我”家，精神矍铄地充当起这个家的主人来：照料病中的儿子，照料儿子的家庭，直到“我”大病初愈。年迈的母亲之所以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释放出如此绵长的力量，是因为她怕自己的儿子垮了，怕自己儿子的家庭垮了，因而她再次像儿子还小的时候那样，勉力张开自己那不再强大的臂膀，将其笼在下面。这更是感人的母亲形象。说实话，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母亲的形象了，而是那让万物生辉、润泽的太阳了。这样的母亲，让我们永不孤独、永不茫然、永不怯懦、永不放弃…… 兄弟情也是本年度的一个重要主题。王小忠的《兄弟记》（第7期）是代表。这篇文章，刊物是放在头题“非虚构”栏目推出的，但正像丘晓兰主编在“卷首语”中所说的那样，此文既可作为“非虚构”读，也可作为“纪实散文”读。我更倾向于将其当作散文进行解读，因为其中凝聚着更多的情感因子。不过，与写父亲、母亲的诸篇给我们的是力量、是依靠、是温暖、是希望不同，本篇给我们的是凄凉、是悲伤、是纠结，是兄弟情分在物质利益侵蚀下逐渐变异的深长叹息，是兄弟、家庭、亲人、村人、村庄，乃至中国何去何从的无边困惑。这样的书写，让我们在感慨嘘唏之余回望来路，正视脚下，思考未来。 除了父母情、兄弟情，爱情也是本年度的一个主题，谢宏森的《邂逅在秋色里》（第2期）、水纤纤的《那个年代的爱情》（第2期）、郭立泉的《草桥沟》（第3期）等，或婉约纯粹，或沧桑难言，皆有滋有味、可圈可点，但关于这一主题我却不想展开论述，而是立此存照，一带而过，因为，在我看来，《红豆》本年度刊发的散文、随笔中有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主题——对“人间情”的关注与书写。这一主题的意义不亚于上文提到的亲情书写，因此，我想用较多的篇幅分析这些作品。关于这一主题，我最欣赏的是泰国作家梦莉“散文三题”中的《我家的“小院长”》（第2期）。这篇散文故事相当简单，写的是自己的次女小燕遵从心灵召唤，大学入学考试，放弃自己原本擅长的数学，改考医学，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在边境一个偏僻、干旱的山区体验生活并教山区孩子识字时，见到一位突然发病的山民因缺医少药而与世长辞，深受刺激，遂决定“弃数从医”，用自己的医术去帮助那些遭受疾病折磨的人。带着这种比金子还珍贵的意愿，小燕如愿考入玛希隆学院，毕业后又到里叻医学院学了4年。毕业后，她主动选择到泰国东北部一家县立医院，就是当年她目睹那位贫寒病人去世的医院工作——原来她是“蓄谋已久”。即使按照惯例，住院医生期满调动时，她也没有选择大城市大医院，而是“选择到内地一个接近边境，更远、更偏僻的医院工作”。说实话，读完这篇不足7000字的散文，我激动了好多天。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尤其偏远地区，看病难、看病贵是一大难题；在大城市，或许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那么突出（当然也不轻松），但医患关系紧张却是另一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真希望“小燕医生”能来到中国，来到我们身边，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需要培养、造就自己的“小燕医生”，需要培养、造就产生“小燕医生”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而这，正是文学的责任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中传达出一种难得的成熟——心态成熟、文化成熟、社会成熟——气息。根据作者简介，我们知道梦莉可谓“豪门巨富”，可就是这样一位成功人士，不仅没有用自己成功的事业、优渥的家庭去阻拦自己的女儿，反而充分理解、尊重她，坦陈自己的建议后，看女儿思考理智、志向坚定，就支持她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心中不乏心痛之情。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她不仅对自己的女儿充满了理解、慈爱之情，而且对女儿立志扶助的那些贫寒之家，也充满了关注、心痛之情。我想，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这种成熟的心态，以帮助我们打通、瓦解，甚至融化一些壁垒。这是决定我们能否走得长远、稳健的一种重要实力。这又是文学的责任。 焦朝发的《惹味饺子馆》《破烂张》（第3期）、汪彤的《理发师何海航》（第6期）等，都是书写人物、人情、人性的佳作，短小隽永，真挚自然。《惹味饺子馆》写小文化人“我”眼中的饺子馆老板娘，写她的艰辛，写她的不易，更写她的通情达理，将心比心。文章中有一个细节，春节前，几个没有买到车票，无法回家过年的男性打工者在饺子馆吃饭，在酒精作用下，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非让老板娘去陪酒，并开始动手动脚。见怎么也推辞不掉，老板娘“缓缓神，声音柔软下来”，对那几位同样沦落天涯的人说：“好吧，我陪你们喝一杯，这餐饺子我请了。钱你留着，看还能不能去买张黄牛票，如果买不到票，就给家里多打个电话。”老板娘说到这里，眼睛发红，接着说，“为了给孩子攒下一年的学费，我也不能回家过年。如果各位兄弟真的不能回家，大年三十再来我这饺子馆再请你们吃饺子。”短短几句话，一位真诚、智慧而又坚忍的底层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同情，更令人钦敬。相信听了这样的话，慢说同处困境、深受磨砺的打工者，恐怕稍微正常点的人都不忍心再难为她。《破烂张》也一样，写小区里收破烂的老张和他有点儿智障的儿子小张，写他们吃苦耐劳、知恩图报，写他们如何有板有眼的打拼，把苦涩的日子过出一些甜味。汪彤的《理发师何海航》有异曲同工之妙，写理发师何海航如何“把握今天，随时去远航……”的故事，写他如何由给人打工的理发师变成理发店老板的故事，写他以仿佛与地球引力斗争的精神奋斗的故事。 读着这些文章，虽然从未谋面，但我却好像看到了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表情，心情与心愿，简单却执着，平凡而迷人。更为难得的是，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两位作者都有一种罕见的平常心——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外人，或者说，没有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当作外人，好像他们跟自己笔下的人物就像一家人似的，因而，看得真切，写得真实，凭空就有了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让读者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我想起了几年前“底层文学”热的时候，有些评论家批评“底层文学”与底层隔膜，甚至故作姿态，消费底层。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批评，有些是吹毛求疵，但也有些道出了实情，即当时大多数“底层作家”对底层生活相当隔膜，因而很大程度上是在写理念、写表象、写消息。如果他们有焦朝发和汪彤这样的“平常心”的话，或许“底层文学”会有更大的进境。或者，如果当时的研究能够将散文、随笔纳入视域，是否可以更早发掘出一些像这样有“平常心”的作品，从而丰富“底层文学”的面貌，甚至改变其给人的观感呢？这是个需要论证的问题。 关于“情语”，我的论述到此为止。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我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些文字，强调感情在散文、随笔中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在书写感情，而且更是在创造感情，养育感情。在看起来眼花缭乱而实则单调无奇的今天，这样的书写、创造和养育尤其重要。 2 除了是传情达意的最佳载体，散文、随笔其实还是最能体现平等精神的文体。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其体现了人类间的平等，即不管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情什么思，只要不违逆人类的基本天性与道德法则，都可以在散文、随笔中找到一席之地，而更重要的是其体现了世间万物的平等，即不仅人类可以成为散文、随笔的主角，其他生灵，甚至没有生命的尘埃等（这是我们人类的看法），也都可以在散文、随笔中落地生花，绽放自己的生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平等精神，在《红豆》本年度的散文、随笔中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我们读到多篇“物语”，且读着读着就为一种无言的欣慰与感动所包围、融化。 这类文章中，最打动我的当属姚凤宵的《大王的神谕》（第1期）。这篇散文中，暗藏着写好散文的一个秘诀：跟一切不起眼的事情较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较真劲儿，我们恐怕很难读到这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作者闲来无事，到河边闲逛，无意中发现河边太安静了，“没有蚂蚱虫子、大蝴蝶、小飞蛾、蜻蜓和各种鸟儿的喧闹了”。一开始，作者还暗暗欣喜，因为“那些丑陋的、惹人恼的东西，全不见了，特别是我讨厌的毛毛虫踪影全无”。然而慢慢地，我觉得这安静太极端、反常了，因为，即使人们为了让庄稼树木长得好喷洒了农药，也不会这么彻底，连一只虫儿都留不下：“难道有一种附着了魔法的网，把虫子飞蛾蝴蝶都收走了？”就这样，这个不解之谜闷在了作者心里。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作者解开了谜底：一次乘坐高铁，作者偶遇自己的粉丝，这位粉丝是做无人机生意的，闲聊中，他告诉作者无人机用途广泛，其中农业植保是其重要功能之一。他还进一步“科普”说，无人机一次荷载10公斤到50公斤农药，一亩地喷多少药没仔细算过，但“只喷纯药，不加水。空气中弥漫的全是农药，浓度大，喷一次，地里非常干净，什么虫子也没有，一扫光”。无意中知晓答案后，作者“在心里哭泣，哭泣所有的死亡，哭泣有意无意的屠杀，哭泣弱小生命不得不面对的凶残，哭泣生命中的哭泣”。是呀，知晓事情真相后，我们会发现那河边的安静是多么的霸道多么的残酷多么的可怕呀。让人更加害怕的是，“小生灵们全不见了，人还会过得好吗？”因为，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地球上除了人类，还需要其他生灵，否则，我们会不会太孤寂？或者，我们会不会在这极端的孤寂中迷失自我？毕竟，就像本期傅菲的散文所说的那样：草木里居住着神灵！从这个角度看，这篇散文写的看似琐屑小事，实则蕴含着事关未来的大问题。 小米的《草木邻居》（第5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篇散文包括《百合花或山丹丹》《捕蝇草》《苜蓿》《崖个叭儿》《太阳花》《香荏子》六章，每章讲述一种植物的物性及其故事。比如，崖个叭儿，是一种苔类植物，“似乎从未精精神神地生长过，生活过”，但“你以为崖个叭儿死了，它还活着；你以为崖个叭儿不长，它却生长着。即使风调雨顺、土肥水润，崖个叭儿还是不紧不慢的样子，仍蜷曲着，仍褐中带黄、黄中带褐”。读着这样的文字，你会突然意识到，作者这根本就不是在写一种植物，而好像是在写一种“人”，至少，是在写一种品格、 一种精神。确实，作家就是在写崖个叭儿的品格与精神：“富贵的生活，不为所动；贫困的日子，安之若素。”想一想我们的朝秦暮楚、朝三暮四，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它学习吗？所以，作家写下《草木邻居》这样的文字，就是为了让我们向草木致敬向草木学习！ 刘梅花的《霜天识枯草》写的是草木向死（霜）而生，而且生得更有韵味，更有精神，更有气质，因而，也是一篇向草木致敬的佳作。不仅在山河万物看来，霜气弥漫的深秋是一种考验，就是在人类看来，这季节，也是缩头缩脑的季节——那来自老天的冷气，可真够肃杀的。可换个角度看，这霜气又何尝不是老天爷的馈赠呢？又何尝不是老天爷用一种略带游戏的精神刺激我们汰除油腻、澡雪精神呢？对于万物而言，恐怕也是如此吧？恐怕也只有经历这凛冽之气的涤荡和激发，才能焕发出深层次的自我，或者说，更加精神更加有劲道的自我吧？因而，有一种人，采药人，“就巴巴等着霜天。清霜一降，许多草木才能入药。比如霜桑叶，不经这天地萧索之气杀一杀，药性窜不出来啊。清霜寒气渗进叶脉，和植物的细胞厮杀一场，草木体内的药性都被激活。大自然的秘密，深而又深。”正因为如此，在作者看来（我认可作者的看法），“经霜打过的草药，有枯色、有清寂、有韧劲。这枯是饱满的，渗透力气的，是呼吸着的。霜打的草药，并没有死，只是息，是生命的轮回。一定是天地深爱着万物，怕草木生长得过于疲惫，打发清霜来，让他小憩之后，再一次轮回开始，生生不息。万物从不停止生长。”这是多么深刻、细致的体察，又是多么生动、传情的文字呀。然而，跟天地的宽厚仁慈相比，我们人类就不那么厚道了，“田野里，被农药杀死的野草，也是枯草，可是，那种枯，是死寂的、僵滞的、腐败的，没有一丝气息，完全被大自然遗忘了，是草木的终极死亡。”由此看来，作者既是向草木向自然致敬，也是为其鸣不平。 早就该为它们鸣不平了！它们默默地呵护我们装点我们滋养我们多久了呀，有时候，就是一缕暗香，也能抚慰我们那疲惫、沮丧的心情，就像秋枫的散文《雨夜，有夜来香扑鼻》（第1期）所写的那样。被不期而至的雨水浇得头昏脑涨的“我”，在小巷里闻到了沁人心脾的夜来香，“脑子也顿时清醒，一丝丝的阴霾也在心中散去了。”我们享受万物恩泽已久，可我们不仅往往对其视而不见，甚至恩将仇报。 从这个角度看，一切“物语”皆“人语”。 是的，人类与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家，我们听听万物的心声，写写万物的心声，对它们体贴些、自然些，又何尝不是善待我们自己呢？ 让我们像上面几位作者那样，多听听万物的声息吧！ 3 本文开篇之时，笔者强调感情对于散文的重要作用，但这绝非“关门主义”，将思想、理论、哲学等拒之门外。实际上，散文是一种开放的文体，在内容上可谓兼收并蓄，吸纳各种有益因素，丰富自身。《红豆》2018年度的散文、随笔，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即我们不仅读到了情意真挚的人间“情语”与体贴细腻的天地“物语”，我们还读到了思深意长的“史语”、别出机杼的“书语”，可谓多维受益。 所谓“史语”，是指一些散文、随笔作品善于将历史纳于笔端，在对历史人物、历时故事进行叙述、再现之时，表达跨时空的思与叹。石英的《魏晋之交的人生世相》（第5期）可谓读史阅世的透辟之作。关于魏晋之交的历史变迁，关于曹魏与两晋的历史掌故，已然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很难再讲出什么新意与见地，然而，石英却从司马懿与曹操的京剧脸谱“小异而大同”入手，从司马懿“一出场就是大白胡子（好像从未年轻过）”写起，指出司马懿的这种“老相”与其“心态”极其合拍，即司马懿为了夺取权力，极其擅长深藏隐忍，为了麻痹对手，“他不惜装病卖傻，弄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吃饭时把饭粒粘到胡子上、衣襟上也自作不知。”经过多年隐忍，司马懿终于夺取大权，甚至掌握了魏国政权命脉，而后专权恣意、杀伐无度。这段掌故，史书常见，除了引人慨叹外，似无他用。但石英却从这个故事中读出了世态，读出了“理论”——“恶性效仿”，认为“这是魏晋之交人生世相的一个极重要的特征”。换言之，司马懿之所以在曹操面前装怂，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权力，也勘破了曹操获得权力的手段——挟天子以令诸侯，即司马懿是对曹操的“超额模拟”。让人恐惧和深思的是，在这种“模拟”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英雄崇拜”——彼可取而代之也，一方面是“奴才心态”——现在做奴才是为了将来做主子。如果这两种极端不同的心理在一个人心中长期纠结，必然积蓄巨大的负面能量，爆发出超额的负面效果。曹操初起家时，势单力薄，不得不做小伏低，但一旦他大权在握，其枭雄本相便展露无遗，他对于汉献帝的玩弄，直如1700年后京剧《逍遥津》中刘协唱词所云：“欺寡人好一似那家人奴婢，欺寡人好一似那猫鼠相随，欺寡人好一似那犯人发配，欺寡人好一似那木雕泥堆。”然而，司马懿父子或许没有想到他们能够“超额模拟”别人，别人也可以“超额模拟”他们，甚至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子嗣、后宫就“模拟”成风，因而使得司马氏掌权时期“上层统治集团为了‘玩’与‘斗’而无所不用其极！”即使事后来看，这一“超额模拟”带来的也是“超额代价”：“西晋、东晋两段相加，共156年，历15帝，在中国封建社会朝代中按说已不算短，时间为秦朝的10倍，隋朝的4倍。然秦、隋虽短，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各自还是做了一些大事。晋（尤其是西晋）虽较长，却总有残缺，走的路子趔趔趄趄，履踪歪七八斜，在历史留言板上也千疮百孔，疤痕不少。这不能不说是底儿不正，终难扶直。”读完这样的“总结”，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并且下意识地想一想：这危害甚多的“恶性效仿”“超额模拟”病菌是否已然荡除干净？可以说，这样深刻的思考、老辣的见识，非历尽沧桑的长者、智者而不能为。 刘洁的《花团锦簇皆是戏》（第9期）也是借戏说史、借史说人的佳作。不过，与石英的“文章老更成”有所不同，刘洁的文章在不失深刻、严肃的前提下，文风更加生动、跳脱，更富有现代气息。比如在《游龙戏凤》这节中，在谈到“戏凤”的“游龙”正德皇帝时，作者评论道：“正德虽然动手在先，却又不用担引诱的名，这手段与今天被年轻人时时提起的‘撩’是一回事。古今一理是一脉的，甚至现在很多影视剧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能力，真是比不上已经演了快一百年的传统戏。”短短的一段话，既涉及艺术，更深入人生，且一个“撩”字，就把正德皇帝，把古今情感浪荡儿精致利己的游戏精神点染出来。这样的文笔，同样借用生动活泼的新媒体语言来说，就是一个字：赞！不仅如此，作者还深刻地指出了这类情感戏背后的物质基础：“仔细说起来，这出戏如果按照今天的观察角度看，完全可以看成霸道总裁和平凡小姑娘的爱情故事。两个人年龄差距大，身份距离远，小姑娘见到了皇帝认为他是个军爷，吃饭只能吃三等的最差的饭，于是反复用各种方式说不愿意，最后皇帝亮出了身份，小姑娘委身于他，还欢天喜地的，正暗合了普通百姓对一步登天的好日子的向往。既能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获得愉快的心情，同时还迎合了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以前的戏曲艺人，对人性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是很高明的。”还是谈艺术、论人生，可是想到这出戏中被戏的“凤”（李凤姐）凄惨的结局，想到现实中霸道总裁爱情故事中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桥段，禁不住怅然若失，不知自己是戏里戏外，不知自己是身处历史还是现实。失落之余，更是感喟万分：经历了这么长的时空变幻，可在身边上演的，竟还有那么多的“老戏”，历史，或曰人心的惯性可真是够大的。 或许是同为读书人的原因，本年度还有一些“书语”，即解读文艺大家及其创作的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而也愿意说一说。宋晓杰《芳菲的花瓣儿》（第6期）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文章主要解读了两位大作家——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捷克的赫拉巴尔——的文学与人生。关于这两位作家，作者的介绍比较全面，但深深地打动了我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马尔克斯对文学的虔诚。在作者看来，里尔克“如果您觉得不写也能活，那就别写”的说法已经够狠的了，可马尔克斯的说法似乎更狠，更绝：“要么写作，要么死去！”将写作当成了与死亡角力，这是怎样的雄心与意念！而且，马尔克斯当然不是这么说说罢了，背后是无休止的思想锤炼与艺术磨砺，以至于读到他的作品，就被其思想和艺术所吸引，好像进入了一个奇异的新世界——可实际上，这个新世界是他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创作出来的。想一想，我们又有谁能够像马尔克斯那样对待文学？尽管我们有那么多所谓作家、大作家。或许，我们不能过于苛求，要求我们的每个作家都把写作当成宗教、生命，但我们能不能再认真些，再多些敬畏之心呢？ 而赫拉巴尔打动我的，就是他不惜代价地参与生活。在所谓纯文学当道的今天，在诸多作家只把自己的生活当作生活的今天，这样的认识尤其振聋发聩：“现实生活中，赫拉巴尔的确在布拉格当了4年废纸回收站打包工，的确生活在一个破旧的贫民区的大杂院里，他自找苦吃，深深爱上那个环境和各色人等。他每天早出晚归来回40公里到克拉德诺钢铁厂劳动。他说：‘只有理解他人，才可能理解自己。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代价参与生活。’”他还这样评价他周围的人：“他们一刻也没有失去生活，没失去对生活的幻想，而我则对他们深深地鞠躬，因为他们常常在笑和哭。”在我看来，这样的话，应该被当作写作的真理，镌刻在每一位作家的书桌上，当然，最好是“刻”在心中。是的，离开了对他人生活的理解，我们就无法完整地理解自我；离开了不屈不挠的生活，我们就无法获得生活从而文学的真谛！ 王张应的《鲁迅二题》（第2期）和胡竹峰的《人物卷子》（第9期）也是洋溢着文人精神和书卷气息文字。在《鲁迅二题》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一个为爱情而战的鲁迅——为了维护自己与“月儿”（许广平）的爱情，鲁迅抛弃一切，对高长虹长枪短剑、冷嘲热讽，火力全开；一个热情好客的鲁迅、一个爱面子的鲁迅—— 嗜烟如命的鲁迅竟然备有两种烟，昂贵的待客用，廉价的自己抽。在这样的细节中，一个人间的鲁迅栩栩如生，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人间鲁迅”的生动，我们更理解了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的伟大与艰难。胡竹峰的《人物卷子》写了汪曾祺、孙犁、张中行三位作家。客观地说，这三位作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十分独特的存在，对他们的研究、书写远未充分，作者的文字，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认知。 期待这样的书香文字再多一些、深一些、活一些。 4 上文主要在主题或内容方面对《红豆》2018年度的散文、随笔进行观察，其实，在艺术形式上，本年度的散文、随笔也颇为可观。事实上，不仅对于散文、随笔是这样，对于一切文学作品，形式是更为深刻、本质的存在，因而，离开了对形式的开掘，离开了对形式的追求，文学艺术的花朵必然会蒙上厚厚的灰尘，甚至会枯萎、凋零。然而，所谓的形式追求并非为形式而形式，并非一味求新求奇求怪——形式实验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是必要的、是应该被大力鼓励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对本年度散文、随笔中那些看似朴素实则归真的作品格外看中，因为，简单并不容易。比如泰国作家梦莉的散文《我家的“小院长”》，看似简单，可其中却蕴含着极为广博的爱意与极为豁达的精神。没有这种爱意与精神做底子，相信这样的文字会落入“小女人”散文的窠臼，看似讲究、细致、情意绵绵，可内里却是空的。再比如焦朝发的《惹味饺子馆》，如果没有长期深入细致的观察、没有对底层人物的深切情义、没有对朴素文风的追求与自信，他是不会三言两语就把那个勤劳质朴、通情达理的“老板娘”写得那么立体的。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我们有一脉散文，就应该在“简单”上做文章。这样的文章做好了，或许，会为我们的散文开拓一片不一样的天地。 李娟的散文《节气里的秋天》（第6期）则在典雅的古意与粗朴的生活中寻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使其文字具有一种别样的形式之美。比如在写立秋的一节，作者如是写道：“月上柳梢，江风拂面，令人神清气爽。今年夏季酷暑难耐，40天不下雨。终于盼到了立秋，秋天立住了脚跟。”两个古意弥漫的四字成语后，是直白的民间俗语，最后一句“秋天立住了脚跟”，断然收束，就像秋一样，飒爽、利落。这样的文字，是数千年古文明的滋润与当代生活的浸染共同生成的，因而，其形式意蕴，也只能在对文明密码与生活图腾的解读中获取。 钟怡雯的散文（第1期）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美，是归于平淡的绚烂。乍一看，她的《散文三题》平静而内敛，但一层一层剥开看，里边却蕴蓄着无尽的浓郁与热烈，细细品读，这浓郁与热烈甚至令人窒息。但好处是，经历现代教育的洗礼，尤其是经历漂泊生活的洗礼，作者能够将这浓郁与热烈吸收、消化，并激发出一种平淡内敛的人生滋味，就像作者说的：“既然有榴莲和臭豆腐，以及洗澡，再来个在两者之间的臭豆，平常得很。这就是我现在的位置。说白了，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说是“没什么意思了”，可是，这“意思”就是在这“说白了”的过程中酝酿出来的，因为，这其中是生老病死、白云苍狗。 宋长江的《边角料》（第5期）也值得注意。就像作者在题记中所写的那样，这篇文章的内容都是些“边角料”，是作者积累的创作素材，写小说用不上，怕闲置浪费，就剪裁一番，以散文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这也体现了散文作为文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小说中无法使用的素材，在这里却运用得有姿有势，读起来也有滋有味。这些“边角料”，长的不过五六百字，短的也就二三百字，少铺垫，多对话，善白描，可细细一读，从这只言片语中，似乎又能读出世风人情，读出天道人心。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文字又怎一个“边角料”了得？ 本年度散文、随笔的语言也颇有可取之处，或简单凝练，或诗意抒情，或曲折有致，或清澈可鉴，或浓郁热烈，或返璞归真，在上面对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时，笔者已经有所涉及，因而不再展开叙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细节，很有意味，也很值得玩味。比如，我们上文提到的刘洁的《花团锦簇皆是戏》中，以新媒体用语“撩”“霸道总裁”解读古戏故事，既通达活泼，又制造一种穿越感，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将历史与现实串联起来解读，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含量，我们的散文、随笔中，需要这样接地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字。刘梅花的《霜天识枯草》则是一种别样的跳脱。开篇第一段就两个字：栀子。紧接着，作者另起一段写道：“时珍说，栀子是有几个别名的。木丹，越桃，鲜支。”说实话，读到“时珍”两个字时，我心中有所诧异：这个“时珍”是什么人呀，竟然在作者心目中有如此重的分量，几乎字字引用，句句吟哦？读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李时珍呀！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掉了“李”这个姓氏，但作者这样行文，的确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果——把“时珍”拉到我们身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难得的亲近感，好像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位隔山隔水隔着时光隔着生死的古人，而就是一位博学的长者、亲近的朋友。这种看似微小的“文字游戏”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文字场，很有意味与价值。 最后，我想再说一说刊物的栏目设置。就散文、随笔看，《红豆》的栏目设置比较立体、有机，“文化随笔”“散文空间”主要刊发名家的作品，而“绿城作家”则注重推介本土作家。这样的栏目设置，体现了“不忘本土，吸收外来”的定位，既培养了本土作家，也联系了全国作家，还为本土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设置十分合理。更为可贵的是，刊物还开设了“世华文学家”这个栏目，使刊物又具有了“面向国际”的气象。客观地说，这个栏目中发表的作品，不见得都是精品力作，但同样可以客观地说，这个栏目却体现了以丘晓兰主编为首的编辑团队的气魄与胸襟。只要稍微与海外华语作家有所接触、交流的人，都会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海外华语写作很难在所在国获得大的发展空间，因而往往限于圈子交流范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状况十分关注，也希望我们的文学界关注他们的写作，研究他们的写作，推介他们的作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上议事日程，全球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当下，我们引介了大量域外作品，可是说实话，我们对海外华语写作的关注却相对不够，这与我们的文化抱负、文化需求以及海外华语作家对我们的期待很不相称。我以为，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文化工程，毕竟，这是联系中华儿女的最为便捷最为有效也最为持久的纽带之一。遗憾的是，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尤其是国家级期刊上，我没有发现这样的栏目。《红豆》这一地域性刊物，却开设了这样一个常规性栏目，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也因此，这个栏目的意义格外重大。我知道，开办这样的栏目难度很大，责任非常，但我真心希望这个栏目能够坚持下去，越办越好，成为世界华语作家的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