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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散文所内含的自由表达的特质得到发扬，网上网下可以归为散文的篇章浩如烟海。这些文字将亿万人的个体观念、情感和情绪聚合在一起，摹画出无限生动和鲜活的图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背景下观察，2018年的河北散文数量众多、风格各异，凸显了表征时代的功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延续了多视角、多层面的观察方式，全方位观照现实生活的表象和真相，触摸社会跃动的节律，探查个体的内心世界，呈现出主流与多元并置的精神景观；二是对表达方式的选择，写作者追求文体多样化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坚持传统体裁样式的同时又有所变化，书信体、札记体作品为散文写作吹来新风。此外，注重拓展新的表达路径，在文类、语言、修辞等方面显示出丰富性。 知识的建构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我们很难找出“非现实主义”的散文作品来，散文一定关乎作者此时此刻的生活和情感，即便是回忆性作品，也一定与现实发生着精神的关联。在谈论现实之前，其实我们不能忘却知识在构成现实中的地位，我们所认识到的“现实”不是突然发生的，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精神活动，都来自知识的建构。按照福柯的观点，知识及其权威及定义上的规定性，使人获得文化的身份。也正因为如此，用知识搭建起精神的脉络和谱系，以此审视当下的情感和思想，一直是散文创作的重要方向。2018年这类作品不乏佳构。 王力平《在乎山水之间也》（《当代人》）爬梳古代典籍中关于山水的书写，以之归纳出在实用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种“山水观”，逐一辨析不同观念在历史人物身上的透射与反映。借由这些分析，作者指出：“从神祇崇拜到道德投射，再到站上审美的立场，古人看山、看水的方式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像狗熊掰棒子那样，掰一个，丢一个，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不断展开的过程。”又由魏晋文人的“入世”及“出世”延及“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争论，将对历史人物的“虚谈”落实到了现世的“实论”上来，关怀现实的态度忠实恳切。文章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起笔，又以该文笔意统摄全篇，且末尾又终于此文，既可见作者的结构能力，又见个人的襟怀和性情，也不啻对传统的自然观做了一次巡览。刘江滨《每一页都写着乐观》（《中华读书报》）以刘禹锡的一生为主线，参以外放漂泊期间的诗作，通过与白居易、欧阳修等人的对比，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越挫越勇，不减其志”的古代“硬骨头”文人的形象，揭示了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刚劲、豪迈、乐观、进取，放在今天也绝对是励志的典范。”文章格调轻灵，格局疏朗。与此相比，路军的《春到燕山冰亦消》（《四川文学》）则以凝重沉郁见长，该文以历史资料为依据记述苏辙使辽这一事件，文章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试图转换身份，将自己代入历史情境中体味主人公的心境，由此产生了“重述历史”的冲动。 散文不仅从历史中选材，将其当作文化的材料，当下文化现场的资源也是散文关注的对象。辛泊平《〈龙虾〉：无端崖之辞》（《随笔》）以散文笔法解析希腊电影《龙虾》的意义，在细细回味情节之后，作者总结电影对现实的映照式批判：固化的标准和法则无视个体差异，面对违背生命本质的异化却习以为常。通过一个具体的电影案例追问社会的终极问题，带有深邃的忧惧之感。唐棣《“老而不死”的温暖》（《南方周末》）分别从周大新、陈希我的小说以及电影《两生花》中撷取关于老年人的片段镜头，追问衰老引发的人生体验和社会终极关怀问题。老年人身上那种特殊的“腔调”有可能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线”，这一体会透射出“人生里代代呼应的温暖，人心底对父辈深沉的理解”，读来令人感动。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左志国《王圆箓与张老盘》（《散文百家》），表达的是对中华文化遗产保护的忧思。 现实的描绘 直面现实的作品在散文中的数量是最多的，日常中的悲喜冷暖更易激发写作者的热情和动力。夏志清说：“我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这在散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无论是何种题材和手法，最重要的是每篇文字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大写的人”，是人对外在世界的感受和对生命的审视催生了这些作品。 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重要的时代观念和现实语境，改革开放的成就及其对人的影响在散文中常常被感知、被记录。王福利《故乡路》（《人民日报》）对现实做文化地理学的观察，用一条回乡的路连接起新旧时代，通过两旁建筑物的变化写出城乡一体化的新气象，生活的日新月异使“以对外面世界认知的差别，来判断城里人还是农村人”的常识失效了，重新做一个乡下人的愿望表示出个人对时代的热烈拥抱。冯小军的生态散文《裁一片绿影送给你》（《中国绿色时报》）用书信体的形式反映甘肃民勤治沙的成果，一条线索回溯沙漠的由来，另一条则描写亲身所见的景象，新旧时代对比的结论比治沙成果本身更有意义：“那些依旧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已经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不再盲目地高喊人定胜天，而是学着顺应自然行事，和沙漠和谐相处。” 着眼于客观世界的“外视角”看到的是时代的画卷，尽管不同人对此的观感略有差异，但描绘的无疑是一种公共性的、表象化的生活图景。而在“人的文学”里，人的自觉和自省才是本义。个体的生命意识和命运之路的无限走向，需要散文写作者用反躬自省的“内视角”予以确认和探求。绿窗《挖掘者》（《民族文学》）探讨命运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大弟从幼年淘气到青年逆反，从不肯向现实屈服，即便去当“窑驴子”，去当挖煤工人，都不肯改掉自己的个性，因为不肯遵循“预设的路线”而导致成年后“填不满自己的命运”，个中缘由令人唏嘘。刘萌萌《消逝与存在》（《四川文学》）通过家族史绘出人征服现实和命运的“路线图”，使文章产生毛茸茸质感的，表面上看是细腻的文字，内里却是在历史长河里摆荡着的绵密柔韧的生活本身，作者把手伸进尚有余温的时间灰烬里触摸到生命的温暖。刘云芳《变形的血脉》（《散文百家》）写父亲住院期间“我”的所见所感，父亲的命运与腿上变形的血管产生某种意象上的对应，“他大半生走过的路，全部在腿部弯弯曲曲地复活了，凝成了供血液通行的地图”。作者探查到繁芜日常里生命的本真状态。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孔淑茵《豁口》（《当代人》）、徐广慧《我的两个爹》（《散文百家》）等。 2018年有几篇现实类作品在河北散文中极有个人辨识度。连亭《码头》（《民族文学》）因为所反映的南方生活经验而使文本充满异质性，码头成为生活变迁、文化流动和命运流转的见证，跨地域的文化表达使作品独树一帜。郭桂杰的“下岗职工系列”（《参花》《火花》）多侧面关注困难群体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直面时代痛点，不粉饰、不回避的态度显示出作者的勇气和立场。庞永力《我们的爱淡成了过日子》（《散文百家》）是一组札记式散文，正如斯威夫特所言，“在恰当的地方使用恰当的词，这就是文体的真正定义”。作者没有拘泥于散文固有的结构和形制，而将个人的感悟凝结成短札连缀成篇。这些从日常生活中来的文字，显现出作者的反思意识和主体精神。 风物与性灵 在我们的常识中，“宏大叙事”只是散文的一类，有关微小事物的书写才最能体现散文的优势。 宁雨《细腰葫芦》（《湖南文学》）用葫芦做引子和支撑，由葫芦的“细腰”引出自己和母亲、父亲、外祖母四人的腰疾，暗喻生活中的艰辛。但这并未阻碍作者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基于葫芦与“福禄”之间的谐音关系而写出的一句“父亲是一个大葫芦，驮着我们一群小葫芦”，使文章旨意尽现。刘亚荣《鸣虫三章》（《散文百家》）写北方常见的蟋蟀、蝈蝈、知了三种鸣虫，白描笔法藏于叙事中，鸣虫的形态、习性和文化身份被置于对知识的钩沉和对生活的回忆中，蕴藏着散淡的心怀和诗意的韵味。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虽然《五毒》（《当代人》），写河北司空见惯的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蛇五种“毒物”，并附写蜘蛛一章，作者将这些动物带给自己的别样体验杂糅在对乡村生活的回忆中，“毒物”的新奇性与个人的体验性结合在一起，使叙述具有传奇感。翟英琴《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国校园文学》）通过描述伴随自己成长的梧桐、白桦、槐树、杨树，借树怀念逝去的青春岁月，也怀念亲情和故乡，语言华美，情感真挚，画面感强烈。 另一类作品通过具体事物展开浪漫抒情，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讴歌美，表达出个性化审美的情怀和趣味。陆旭辉《粉色布达拉》（《当代人》）由自己惯常所见的栖云山景色开始，联想到遥远的布达拉宫、奇伟的梵高画作，向往的是超拔俗世的灵魂飞越，透出作者不凡的人生境界。海津《阳光落到地上》（外一篇）（《散文选刊》）以极尽唯美的语言歌咏阳光、溪流，是传统的写景抒情笔法。孙庆丰《北戴河老别墅》（《散文百家》）用对比的手法写老别墅的沧桑和新内涵，短句和小段落形成错落有致的节奏，兼有散文诗的形式美感。 综观2018年的河北散文，可言说者众多，以上只希望能做“借一斑而窥全豹”的例证。在文学诸体裁中，散文与生活的关系最为直接，堪称“文字照相机”，日常经验和个人感受可以被直观表达，而不一定像小说、诗歌那样创造出另外的形象和境界再进入作品。被文坛广泛讨论的现实主义和现实题材写作的问题并非只对小说而言，散文同样适用。如果说河北散文有整体的风格，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但是，在强调和重视现实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走向极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样重要，浪漫与现实交融，叙事与抒情并重，才是最自然的散文生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