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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花街系列、北京系列到《耶路撒冷》，再到最新的长篇小说《北上》，徐则臣的写作在稳扎稳打中不断自我突破、不断挑战新的难度，也正是这样的特质，让他在“70后”一代作家中脱颖而出。在写作中，徐则臣一次次异常坚决地从自己的舒适带中抽身而出，不管是花街还是北京，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进城青年，它们不断地被徐则臣创造，又不断地被他所抛弃。他的每次写作都是面向崭新的领域，你看得到他写作的背景和资源，也看得到那些独属于他的标志与特征，但你总是无法确知，这一次，他选择迎难而上面对的将是什么。 在《北上》中，我们照例看到了徐则臣式的河岸、故乡、知识分子。然而这一次，他选择进入的是更为广阔的视阈、更加深邃的历史。小说以京杭大运河的流动变迁为经，以几代人的命运纠葛为纬，在中西两种文化、纵横百年的历史轨迹中，串联起一幅视野宏大、细节丰沛的运河图卷。与以往的写作略有不同的是，《北上》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叙事文本，更包含着诸多知识性的内容。小说涉及历史、地理、考古、摄影、绘画等各种热知识、冷知识，大到运河的历史变迁、地理风貌，小到邵伯船闸如何通行、杨柳青年画如何上色的细部考据，都在徐则臣扎实而广泛的阅读、考察基础上，变得逐渐清晰可感、真实可信，并最终经由小说的情节、人物而传递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上》具有当下大部分小说所难以企及、或者未曾考量过的更高的难度——徐则臣追求的不仅是小说写作最基本的叙事，更是将学术研究的热情与严谨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因而，这部小说成了融多学科、多文化的知识于一体的复杂的文本。此外，《北上》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徐则臣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探索和思考，小说最后有一段，徐则臣写到，“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这段话借由最应该信赖“真实”而非“虚构”的考古学家胡念之之口传递出来，显示了徐则臣对于虚构、以及对于以虚构为艺术的小说这一文体的思考。在这里我们发现，徐则臣绝不仅仅是一个笔耕不辍的、带着镣铐跳舞的作家，他更是一个想要挣脱镣铐的人，是一个对司空见惯的思维定式时刻保持警惕的人。在他看来，小说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需要突破现有的边界感，在“虚构”这一基本共识之外，或许还可以呈现更多的意义和可能性。 《北上》让我想起今年另外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山本》。这两部作品，一个写的是稳固的、岿然不动的山，另一个写的是流淌的、变动不居的河。但它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历史的百年沧桑，表达的是作家对历史、对文化、对中国人命运的深入思考。然而，这两个文本在精神气质、写作追求等方面，又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分野。《山本》追求的是一种“混沌”的美学。贾平凹要把一切已知的、已然的事物和现实，往模糊、混乱和不确定的方向去写，他要把所有的明白变得不明白，仿佛不停地反问：真的是这样吗？一定是这样吗？必须是这样吗？《北上》却恰恰相反，在这部小说中，徐则臣是一个执着甚至执拗的探索者，他强烈地需要寻找答案，需要把所有不确定的事清搞清楚、写明白。小说中的人物也被徐则臣赋予了相似的精神，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时空中成为了坚定的行动派和探路者。比如小波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不远万里来到战乱的中国，就为了在茫茫人海中找回自己的弟弟；比如马福德，这个只会讲三句中文的意大利人，痴心爱上了中国姑娘如玉，更是不顾一切地、豁出命也要娶她做妻子；还有谢望和，一个失业、失婚的中年男人，好不容易自己开了公司却又没有经费，却硬是不顾所有困难、使尽浑身解数坚持拍出自己想要的大运河纪录片……他们目的明确、行动果敢，有一种坚定甚至决绝的勇气。 在这个意义上，《北上》与《山本》所呈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或许恰好反映了这两代作家在两个不同的人生阶段，所持有的不同的人生态度。贾平凹的写作体现了一个耳顺之年的老作家对于人生的参透，纯洁与龌龊、真实与荒诞、功成与挫败，在他笔下变成了互相纠缠、互相制约又相生相克的力量，某种意义上，也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圆融和妥协。而对于正处于写作盛年的徐则臣来说，《北上》中的每个人物、每段情节都是蓬勃丰盛的，具有无限扩张的生命力，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文本背后的那个作者，他那强劲的内在能量、他对于世界的好奇渴望，甚至略显急切的征服的野心。 就徐则臣个人的写作来说，《北上》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耶路撒冷》以及更早期的作品中，初平阳式的知识分子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既勇敢又懦弱、既坚定又纠结，他们不断地否定自己、质疑世界，却又一次次披荆斩棘地重新上路，有一种时刻与自己、与世界较劲，同时又不肯服输、不肯妥协的“拧巴”的精神。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类人物，构成了徐则臣小说独特的内在精神张力，体现了他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而《北上》时的徐则臣仿佛度过了那个“拧巴”的阶段，虽然小说中依然存在谢平遥这样的人物，但是很明显，谢平遥的纠结和拧巴短暂且稀薄，取而代之的，是不问前程、不惜所有的坚定的“北上”的精神。整部小说正是在这样逆流而上的精神的统摄中，显得异常坚决、确凿。《北上》剔除了徐则臣以往写作中所呈现出的枝蔓斜出的犹疑和反复，成为了一个闭合的、“圆满”的作品。这一方面显示出小说家徐则臣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北上》的饱满与丰盛显而易见，它的世界视野、历史纵深、人文关怀显而易见，但是一部过于“显而易见”的小说，却丢掉了那些更具魅力和诱惑力的未知感、不确定性。我们期待理想的小说能呈现更多的暧昧、复杂，就像我们渴望生活中那些不期而至的意外与惊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