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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可以最近完成了自己命名的“子宫三部曲”，分别是《锦灰》《息壤》《女佣》。《锦灰》已经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女佣》将于2019年推出。第二部《息壤》原名《子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樊晓哲建议更名为《息壤》，（《收获》杂志2018年第5期同名刊发），意蕴颇深。 如果说“子宫”直截了当，本身就带有某种突出的个性化叛逆意味，那么，与中国古老的传说紧密相关的“息壤”二字，就因了其本身的象征性而拥有了更加开阔同时也更具弹性的理解与阐释空间。 所谓“息壤”，来自于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晋郭璞《山海经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鲧是大禹的父亲，承担着治理洪水的重任。为了达到治水的目的，鲧从天帝那里偷偷地拿了息壤这样一块可以自己成长的土壤。没想到，就在鲧用息壤治水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的时候，这个秘密却被天帝发现了。恼怒异常的天帝，很快派祝融诛杀了鲧。所幸的是，鲧的儿子大禹，子承父业，不仅继续承担治水的重要使命，而且还改“堵”的方法为“疏”，最终完成了治水的神圣使命。毫无疑问，以“息壤”取代“子宫”，正因为“息壤”是一块可以自己无限生长的土壤。很大程度上，“息壤”的自我无限生长，非常类似于子宫可以不断地繁殖孕育生命的功能。 子宫是女性独有之器官，是《息壤》的聚焦中心。从标题可以猜想，其中必有身为女性作家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与表达，作家所欲表达的丰富深刻的思想，潜藏在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之中，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小说以子宫为切入点，通过湖南益阳初氏家族四代女性的故事，思考女性权利及女性命运。 初氏家族的四代女性分别是，第一代祖母戚念慈，第二代母亲吴爱香，第三代长女初云、次女初月、三女初冰、四女初雪、小女初玉，第四代初秀。作家的书写重心落在第三代的初氏五姐妹身上。关于她们五姐妹，作家曾经巧妙地借助于奶奶戚念慈的角度给出过相应的评价：“戚念慈又聊到初月，十年前的那壶开水既然已经浇到她的头上，不能改变事实，那就努力给他说门好亲，多配嫁妆，初月心地善，会有好命。接下来她又将其他几个丫头评说一番，比如说初云慢性子，初冰有心计，初雪胆子大，初玉天赋高。”以我愚见，小说开始不久盛可以的这段叙事话语，其实带有非常突出的预叙意味。很大程度上，盛可以的如此一种设定，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那一回。如果说曹雪芹主要是借助于贾宝玉睡梦中在太虚幻境看到的那些个判词来完成一种预叙工作的话，那么，盛可以很显然也就是在借助于不仅心机极深而且洞察力同样惊人的戚念慈，在巧妙揭示几位女性性格特征的同时，也在预言着她们未来可能的一种命运遭际。 首先，是长期鼎力支撑着初家生活的长女初云。很大程度上，初云命运的不幸，取决于她嫁给了那个除了阉鸡之外可以说一无是处的男人阎真清。由于阎真清精神上过于依赖母亲的缘故，初云可以说一直处于被严重忽略的状态之中。事实上，也正因为她长期缺乏正常夫妻情感的慰藉，所以才会一度鬼迷心窍地执意跑到北京去找小妹初玉，要做输卵管复通术：“她摘掉花枝上的黄叶，像评价盆中植物似的努力压低嗓门，音调平平地说，‘我想跟另一个男人生孩子。我想这么做。’”初云的决定遭到业已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然接受了诸多现代生活观念的小妹初玉的坚决反对： “……我从小看了那么多女人遭受的罪，尤其是妈妈，像牲口一样生育，因为恩妈要孙子，因为父亲要儿子，最后还要忍受一个钢圈的折磨。还有初月，差点难产死掉，没有谁会记住这些危险。男人们也真的当生育是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也不想想医院产科每天为什么那么多不肯瓜熟蒂落的。你现在居然还要冒几重危险去干这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这段话语所凸显出的，便是初云和初玉她们之间那堪称巨大的观念差异。在初云的理解中，怀孕生育是一个拥有子宫的女人天经地义的事情，或者干脆说是一种无可推却的义务。既然已经和一个男人相爱，那么，不管他是否明确提出过相关的要求，自己都应该以生育的方式给予相应的回报。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为这个男人生育的念头，是初云一个人自发生成的。如此一种情形，所充分说明的一点，就是女性的生育已然长期积淀成为如同初云这样传统女性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初云试图复通输卵管以重获生育能力的所作所为，正是这种早已深入骨髓的集体无意识作祟的缘故。但在早已充分接受了现代观念影响的初玉看来，初云的这些观念其实早已陈腐不堪。 此时此刻的初玉，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意志立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因此，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女权主义在生育问题上的坚定宣言：“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说过，男人热爱生产的女人，是对子宫的迷恋，崇拜子宫，类似于小女孩的阳具嫉妒。男人们一边要女人生孩子，一边骨子里嫌弃生过孩子的女人，一旦她们这儿松了那儿垮了，他们便掉头转向到处紧致不曾生育甚至不曾被人动过的年轻女孩。人们骂女人母猪、母狗，因为生育使这些雌性动物奶子拖地又脏又丑，没有人对它们的贡献表示一点尊重，它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到头来还说它们的肉不好吃，太硬嚼不动。很多人找对象将生过孩子的女人摆在残疾人级别，生育过在婚恋中简直就是一种原罪，甚至未婚姑娘做过人工流产，也将成为致命的污点。一切道德的、生育的、痛苦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完全取决于谁是子宫携带者。男人和女人同时在获取感官享乐，然而仅仅因为子宫的缘故，男人逍遥法外，女人困在网中。” 由于对盛可以既往小说写作的了解，早在具体进入《息壤》这一文本之前，我就已经预料到其中一定会有女权主义立场的激烈体现与表达。初玉的上述强烈感觉，可以看作是由子宫带来的女性生育问题上的一篇女权主义檄文。从客观现实来说，女性的生存困境将会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但其中最重要也最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便是女性所特有的生育功能。借助于女性生育这一问题，盛可以不无尖锐地提出了男性突出的两面性特质。一方面，他们只能够依靠女性的子宫完成生育的使命；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近乎本能地厌恶在生育过程中备受伤害的女性身体，竞相去追逐那些未曾经历过生育困扰的年轻女性的身体。在虑及男性的如此一种双面性特质的同时，初玉无法忘却她在大姐初云与二姐初月那里亲眼目睹过的女性生育之苦，再加上初玉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对相关女权主义思想的了解与把握，三者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直接后果，就是初玉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发酵与最终形成。 唯其如此，初玉才会把这些拥有子宫的女性与小时候所看到的阉鸡场景联系在一起：“……妇女们拥挤在过道里，像鸡群在笼子里伸着脑袋，看电子屏幕排序或听广播喊号，阎真清伸手往里随便逮住一只鸡，三两下处置干净，眼睛盯住阉割的部位，不管鸡长什么模样。他当然不会看着鸡的眼睛对它说别紧张很快就好，当他把那两粒东西挑出来之后，将鸡随地一抛，伸手去抓另一只。”读到这儿，我们才明白，盛可以为什么要在小说开头，大段地描写小初玉细致观看阎真清阉鸡的场景。究其根本，把育龄女性与阉鸡场景联系在一起如此一种天才的联想，与其说是初玉的，莫如干脆说就是作家盛可以自己的：“医院最忙的是妇产科，门口常年被那些等着做流产的育龄女性充塞——她同样反感‘育龄女性’这个称呼，感觉好像在描述一群通过遴选等待配种的牲口——她们和笼子里的鸡是一回事，只不过鸡是公鸡，人是雌人”。当盛可以天才地把育龄女性与阉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作家那样一种坚定异常的女权主义思想立场，就已经溢于言表了。 盛可以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在《息壤》中并不仅仅通过大姐初云与初玉这两个女性形象体现出来，够给读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她们的母亲吴爱香。初出场时的吴爱香，可以说只是一架生育机器。丈夫初安运意外去世时，吴爱香虽然只是三十出头，但却已经育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从十八岁嫁给初安运，到三十岁出头时守寡，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时间，但吴爱香却一连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一个不幸夭折），是一架毫无疑义的生育机器。吴爱香之所以会无休无止地处于生育状态，只因为她一直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受到所谓传宗接代观念严重影响的缘故，只要生不下带把儿的儿子来，吴爱香就不可能自行终止她的生育过程。 儿子是带把儿的，女儿所携带的标志性器官，却是子宫。初氏家族尤其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恩妈，也即祖母戚念慈对于子宫或者说女性的性别歧视，首先就突出地表现在吴爱香那简直就是无休无止的生育过程中（行文至此，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尽管吴爱香拼尽九牛二虎之力在连生六个女儿之后，终于生下了唯一一个带把儿的儿子初来宝，并因此而讨得了婆婆戚念慈的欢心，但带有明显反讽意味的一种结果却是，这个初来宝竟然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痴呆者。五个拥有子宫的女儿活色生香，唯一的带把儿的儿子却是精神痴呆，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其实已经构成了对那位望孙心切的戚念慈最大的嘲讽）。问题在于，尽管吴爱香的生育过程伴随着丈夫初安运的突然去世而宣告中止，但却并不就意味着性别劫难的终结。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她性权力的被剥夺上。 新寡时的吴爱香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丈夫去世后留下的情欲真空，竟然会对自己构成一种如此这般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折磨：“她尤其没想到孤枕难眠与情欲搏斗的辛苦漫长。肉欲——那头非理性的猛兽会将人的灵魂撕咬得血淋淋的，白天灵魂恢复原状，晚上再被撕咬，如此反反复复，让人心力交瘁，苦不堪言。”正因为那种难以自控的情欲作祟的缘故，等到守寡第八个年头的时候，实在按捺不住的吴爱香终于与一家杂货店老板有了一次肉体出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次肉体解放的经历。先是在肉体交合前：“她嗅到他公牛般的气息，这气息像八爪鱼一样追上来，缠住了她。逃离这条街，她感到恐惧仍然紧攥她的心并没松开，同时意识到身体某处湿漉漉的，羞耻感让她呼吸更加困难。”等到事情终于不可遏制地发生之后：“她永远记得那一瞬间，当那不知名的男人压上她的身体，她感觉自己被一场大火彻底消融吞噬，有时像一场冲进村庄的洪水四处漫漶，有时如一片羽毛在轻风中徐徐飞翔。” 通过这种解放感的描写，对比映衬出这一女性形象被迫长期禁欲的巨大精神苦楚。从丈夫去世的一九七六年，一直到她去世的二〇一六年，长达四十年的漫长时间里，除了这唯一的一次出轨或解放，吴爱香那本来骚动不安的肉体一直处于被禁欲的可怕状态之中。因为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切身的体验，所以本来没有多少文化的吴爱香，才会发出如此真切的感受：“如果允许她从棺材里爬起来做一次发言，让她谈一谈自己这辈子的感受，她一定会说如果没有‘肉体‘，活着是一件十分轻松的差事——她不知道说‘情欲’这个词，‘情欲’是文化人说的，村里人通常说‘发骚’，对牲口就说‘发草’ ，这样的语言过于粗俗，她也说不出口，她只知道说‘肉体’，这个词就像一个人穿得老老实实，没有可以让人指手划脚的地方。但即便这个世界跟她没有关系了，那些难以启齿无数的夜晚，她体内的渴望与冲动。她认为她自己并没有情欲，是她的‘肉体’在提醒她，催促她，好像她千它的，因为它的生活规律被破坏了，而她无视于它的反应，没有采取任何弥补措施。” 对于这种强烈的生理感受，盛可以紧接着又用女性学的相关著作予以更深入的阐释和表达：“如果她读过一点关于女性的著作，她会深深赞同，‘欲望是一颗关于全身性的、化学性的炸弹’，并且进一步去理解，‘女人的自信、解放、自我觉醒，都是通过阴道系统来传达’的观点，只要启动私处那八十根神经末梢制造的快感，欲望就会时时突袭，像狼袭击羊群，措手不及。”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潜在地控制着类似于吴爱香这样普通女性的肉体或者说是情欲。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把责任推到她那位有着强大操控力的婆婆戚念慈身上，但在另一方面，更主要地恐怕还应该是吴爱香自己，以及她置身于其中的那样一种集体文化土壤。 有两个象征性细节不容轻易忽视。其一，是吴爱香的裹头巾：“吴爱香裹头巾是守寡一年之后的事。有人认为，把头发包起来表示她对男人断了念想，暗示别人不要对她有什么想法，虽然她才三十出头……”借此怀念丈夫，还是表明对别的男人断了念想？我们更倾于采用后一种原因，来理解吴爱香裹头巾的突然行为。其二，她身上那个嵌入身体无法剥离的节育环（以钢圈的形式出现）。按照吴爱香自己的意愿，早在丈夫初安运去世不久，她曾经试图取出节育环，但遭到婆婆的强力阻止：“一个寡妇去医院去摘坏，这会逗别个说闲话的。那东西就让它放着不碍么子事 ”。吴爱香后来也曾违逆婆婆戚念慈的意志，有几回偷偷地去医院取过环，最终因为环已长在肉里，取环艰难，耗费时间和费用，无奈放弃，最终戴着进钢圈进了棺材。 母亲去世时，初玉握着母亲“那一双因劳作变形的树瘤般粗糙的手”，眼泪落下来：“世上再也不会有这样苦命的女人了” 她想，“ 她冷清的子宫里那个该死的钢圈将被大地腐蚀，再也无法折磨她了。”请注意，在这里，这个以钢圈形式呈现的节育环，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孕的器具，而是一个富有明确象征意味的物事。究其根本，它所象征隐喻的，乃是一种集合了包括男性权力，包括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在内的以戕害女性身体和精神为能事的巨大隐在力量。吴爱香一生悲剧的酿成，与这样一个强行盘踞在其体内不复脱离的物事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内在关联。很大程度上，正是面对着如此一种强悍异常的外在巨大社会力量，子宫们才被迫发出了无声的呐喊：“想一想女人们交出子宫的样子，肯定有什么东西听见了它们朝向天空的无声呐喊，不是金属器械的碰击声捶打撕扯能掩盖的。”质言之，这无声的呐喊中所凝聚着的，正是包括吴爱香、初云等在内的众多女性难以排解的精神痛苦。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盛可以的《息壤》中，固然有着坚定女权主义思想的表达，与此同时也更有着对女权主义思想立场一种难能可贵的超越。又或者说，在《息壤》的写作过程中，作家发生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由女权主义思想立场向超越女权主义立场的精神转型。这种精神转型，首先突出体现在面对着年仅十六岁就已经有孕在身的初秀时初玉的思想变化中：“初玉不答应回来，她的态度是坚决拿掉，她以一个医生的冷静表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她既没有时间回来，也不想因为这种‘愚蠢的事情’瞎折腾。她一听到生育就产生厌恶。” 初玉这种毫不通融的决绝态度，令初云印象深刻：“初云感觉初玉对生育的讨厌，比她去北京找她的时候更加厉害，她的话语里没有一点对胎儿的温情与怜悯，甚至也没有对十六岁侄女的亲情和担忧。她和她那些冰冷的手术刀越来越相似，她的言语她的表情她的态度都像她的手术工具一样凛凛发光。”但在现场经历了初氏家族成员围绕有孕在身的初秀，就到底应不应该生下孩子的问题，发生了一番可谓是唇枪舌剑的争执，尤其是这时她已经与海龟医生朱皓真心相爱，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改变着她那种顽固地反对女性生育的观念：“一定要一个孩子去生下另一个孩子，你们要是达成一致，我也不反对了，但这么做真的很不人道。”因为思想立场已经有所松动，等到她获知由于胎儿有问题，初秀必须引产的消息的时候，她又产生空落落的感觉：“她得到初秀检查胎儿有问题需要引产的消息，一面觉得事情意外得到解决，同时又感觉空落落的。自那晚大家统一意见同意留下孩子，她实际上已经对孩子产生了期待，而且孩子交给初雪抚养，的确也算得上两全其美。”从最初的即将反对生育，到这里的“已经对孩子产生了期待”，对坚执女权主义立场的初玉来说，如此一种思想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初玉的思想转变，并没有到此为止。她与朱皓之间的爱情，由于前辈的恩怨纠葛而被迫搁浅之后，再一次呈炽热的状态。情感炽热的结果，自然也就是初玉不知不觉间的有孕在身：“某一天，护士们看见一贯从容淡定连抢救病人也只是疾步前行的初主任，忽然在过道里奔跑起来，好像屁股着了火，二十分钟后又见她原路返回，脚步和表情一样严肃。很快大家都知道发生了要紧的事：厌恶生育的初医生怀孕了。”在怀孕的消息最初得到证实的时候，初玉满脑子都是对自己的不满与鄙夷：“她脑子里满是育龄妇女、产妇、哺乳、坐月子，她看见正在形成自己鄙视的雌性动物。”一贯反对生育的初医生，意外怀孕后，收获了周围同事的一片恭喜声。此时，初玉敏锐地察觉到了自我意志的动摇：“她逃也似地离开了医院，因为她发现他们的恭喜摇晃她，就像摇晃嵌在泥土里的电线杆，周边渐渐出现裂缝。她的观念并不是一棵扎根大地的古树，而是一根没有长出根须的电线杆。” 请一定不要忽略这里出现的“古树”与“电线杆”这两个对立性的意象。作家之所以强调初玉的观念只是“没有长出根须”的电线杆，而不是“扎根大地”的古树，其实已经对她最后观念的彻底转变预留了足够开阔的空间。在经过痛苦的犹豫彷徨，初玉终于皈依了以爱为根本特征的母性的宗教：“她说的话软弱无比，连自己也感到陌生，好像有人钻到她身体里主宰了她。她在极力摆脱这个陌生人，这个人不断对她强调母性与生命，扼住她的咽喉让她服从，像劝一个异教徒放弃她的宗教。”到最后，“她发现过去与她争执的那个陌生人早已消失，她成了一个安宁的孕妇，像所有怀孕的女人那样，微撇着八字步在阳光下看树嗅花。” 事实上，所谓的陌生人，并不是陌生人，而是初玉内在精神世界中的另一个自我。由此可见，初玉与陌生人之间的争执，其实是那个反对生育的自我，与另外一个认同母性与生育的自我之间，一种无声的观念碰撞与辩驳。只不过，正所谓后来者居上，到头来占了上风的，是那个认同母性与生育的自我罢了。在初玉认同怀孕的基础上，作家借助于槐花堤人之口，发出了这样的一种议论：“对于这件事村里人并不意外，他们老早就说过，没有那个女人躲得了这一关，不然为什么要给女人造一个子宫，而不是给男人造呢？人身上的器官个个都有自己的职责，就跟人活在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责任一样，不尽责是不符合人性道德的。”观念的转移且不说，尤为令人惊异的一点是，初玉到后来竟然还又怀了第二胎：“大家没有捕捉到初玉的哭声，因为她正好怀着第二胎，不宜悲恸，前不久刚刚赶上了二胎新政的列车，不怕已过四十的高危年龄，从害怕生育转为生育勇士。”就这样，从一开始的害怕生育反对生育，到最后竟然成为连生两个孩子的生育勇士，盛可以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初玉这一女性形象的思想蜕变过程。 必须强调的是，初玉转变生育观念，并不意味着她此前反对女性生育的女权主义立场被否定。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设法摆脱一种以排中为特点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困扰，一方面，承认此前初玉坚定女权主义立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其建立在博爱与悲悯思想基础上的一种超越女权主义立场的难能可贵。很大程度上，与其简单地指责初玉背弃了自己曾经的女权主义立场，莫如说她在更高的一个精神层面上皈依了爱的母性宗教立场。与此同时，盛可以一种人道主义爱的哲学理念，还通过朱皓的宽恕行为而体现出来。虽然他与初玉的感情一直被父辈们的恩怨纠葛所困扰，但到后来，在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挣扎后，他终于从父辈们的仇恨泥淖中摆脱了出来：“‘她是无辜的。前辈的冤仇，我要用爱来化解。’他在日记里写道，并在这行字底下加了一杠，日期是他们相见的前一天。”能够用爱的哲学化解仇恨，宽恕其实未必确定的仇人，朱皓如此一种行为的精神底色，正是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同样突出地体现作家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还有对初雪与初云的描写。初雪曾经从自身的真切体验出发，坚持一定要让初秀把孩子生下来：“扼杀七个月大的生命存活的权利，难道是人道的吗？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婴儿，他听得见我们的争论，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活着的机会……你们谁能理解想要孩子却不能要的痛苦，谁又能保证秀秀引产会遇到什么情况？如果秀秀出了什么问题，那种遗憾怎么也无法弥补。”初雪的以上这段话，一方面固然与她痛切的体验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作者借助于初雪之口传达出的，毫无疑问是人道主义价值立场。 初云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丈夫因车祸而瘫痪之后。没有在丈夫那里享受过真情的初云，早已决定与他分道扬镳，但在丈夫遭遇车祸严重致残后，她却彻底放弃了这种想法：“她头一回见他哭。他的悲伤远远超出了他对王阳冥的感情。或许是为自己的处境，或许是对生命某种总结性的哭，她没有打断他。短时间内家里发生这么多重大变故，她自己也觉得不胜唏嘘，只是练习过多次悲伤之后，她的心磨出了茧，不再敏感易碎，不再悲形于色。”事实上，她最后对阎真清的宽恕，正是建立在如此一种情感变化的基础之上。当自觉自惭形秽的阎真清主动提出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时候，“她没说话，推着他离开墓地，轮椅碾过鞭炮纸屑，带出一道印痕。”初云拒绝阎真清主动提出的离婚要求，正是缘于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从这种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出发，初云才会形成如下的一种强烈感受：“‘要是能这样什么也不想，一路推着他走下去，一辈子就到了尽头倒好。’她感到一种难言的复杂与苦涩。” 既然已经决定不离婚，为什么还会感到“复杂与苦涩”呢？窃以为，正是借助于“复杂与苦涩”这样的语词，作家真切地写出了初云感情世界的全部复杂性。一方面，面对着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阎真清，初云从人道的角度绝对无法与他离婚，但在另一方面，与阎真清之间的恩怨纠葛，使得初云难以彻底地原宥丈夫的过错。 不管怎么说，女权主义也罢，抑或还是对女权主义思想立场的某种建基于人道主义层面上的超越也罢，我们始终不能遗忘的一点就是，究其本质，小说终归是一种关乎人性的艺术形式。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是否能够挖掘表现出潜藏于人物形象身上的深度人性内涵，乃是衡量评价一部小说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盛可以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表达所谓女权主义思想或者超越了女权主义思想的一种人道主义立场的同时，更是对若干人物形象的深度人性内涵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挖掘与表达。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就是那位曾经强力统治初氏家族很多年的暴君式人物戚念慈。儿媳吴爱香成为寡妇的时间，只有三十出头，正是汁液饱满的时候。戚念慈开始守寡的时间，与吴爱香相类似：“别人看到这对婆媳关系平和融洽，也看到了戚念慈的厉害冷酷——她也是三十岁上死了丈夫，懂得怎样杀死自己身体里的女人，怎样当寡妇。”尽管小说并没有展开对戚念慈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描写，但我们却完全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的孤身女子，干掉漫漫长夜时的那种隐忍与决绝。 具体来说，戚念慈在以下三个方面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其一，是她非同寻常的持家与理家能力：“初安运死亡初家山崩地裂，在那种严峻的时刻，戚念慈一双小脚稳稳地站住，不再坐在太师椅上摇头磨牙。她卖掉了首饰，此后又不断变卖清朝的珠宝瓷器，精打细算，一家八口人吃饱穿暖不输往日。”能够在顶梁柱初安运去世后，依然把一个八口之家调治得井井有条，不输往日，是非常不容易的。单这一点，足以证明小脚女人戚念慈那非同寻常的“手段霹雳”。 其二，是她的冷酷无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冷酷无情，不仅针对别人，更是针对自己。“有时候个人痛苦的经验不但不会让人对别人相似的遭遇产生怜悯，反而会铸就出一颗更加冷漠与无情的心。”母亲去世之后，初玉反思自己的家庭，琢磨人性，她曾从小脚奶奶对待母亲的态度上得出这种结论。明明自己已经非常不幸，却让下一代重蹈覆辙，戚念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带有循环或轮回色彩的极端变态心理。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可以把戚念慈看作是曹七巧的某种灵魂附体。关键问题在于，戚念慈也曾经冷酷地杀死过精神世界里的另一个自己：“她长得好，男人屋里富贵，可惜是根花花肠子，也不晓得她是怎么做到的，硬是没让她男人讨成小老婆。后来是被人打死的，据说是睡了别人堂客。” 男人去世时只有三十岁的戚念慈，到底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面对情欲本能的煎熬呢？小说在这一方面语焉不详，但联系前面戚念慈可以干掉漫漫长夜的说法，我们就不难想像得到她对自我的残忍究竟会达到何种程度。 第三，是她骨子里的隐忍与阴毒。这一点，主要通过其子初安运之死而表达出来。作为一个爱子如命的母亲，面对着唯一独子初安运的猝然离世，戚念慈不仅没有像别的村妇那样在地上打滚嚎哭，表现特别冷静：“她紧攥手中的拐杖，深深地戳进泥土里，眼睛瞪着某个地方，脸上所有的皱纹都悲伤待命。”“那天没有一丝风，但她的白发微微抖动，细心的人看见她的手也在颤抖，一双小脚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大地上。”通过“紧攥”、“戳”、“瞪”、“颤抖”等几个动词的巧妙使用，作者把戚念慈内心中强抑着的那种丧子之痛表达出来了。尤其是她一双小脚像“钉子”一样“扎”在大地上的描写，写出了她内心中某种特别的仇恨。在这种仇恨心理的强力驱动下，才有了后来她以训练兔子吃蘑菇最终复仇成功的传说广泛流行。一方面的事实，是戚念慈养的兔子因吃毒蘑菇而身亡。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朱皓的父母因为食用了带毒的蘑菇而双双弃世。以上两方面的事实，再加上初安运与朱皓母亲之间奸情的存在，一种合乎情理的推论，就是戚念慈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的独子报了仇。虽然戚念慈的密谋杀人行为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但仅只是她巧妙为子复仇传说的普遍流行，就充分说明她在骨子里是一个狠角色。 由戚念慈形象的塑造即可见出，在《息壤》中，尽管作者也会有对人性善的一面的揭示与表现，但相比较而言，她恐怕还是更擅长于挖掘表现人性中恶的一面。这一点，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初雪与她的丈夫财经主笔身上。由于早年的一次流产经历严重伤害了子宫的缘故，初雪永久地失去了生育能力。一开始，她的这样一种生理缺陷还不足以影响到他们夫妻俩的情感生活，但时间一长，情况就开始起变化了。某一日，初雪忽然发现，财经主笔不仅有了外遇，而且这个外遇竟然已经有孕在身：“等到她发现那朵被财经主笔摘下的花时已经太迟，那朵花已经变成两朵花。一朵在肚子里开放。”只有到发现小花已然在母花腹中存在的时候，初雪方才彻底明白过来，她与财经主笔的根本症结，原来一直就集中在自己子宫的多年荒芜上：“她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对财经主笔提出任何要求，因为她荒芜的子宫多年来颗粒无收。”因为自己子宫的荒芜，初雪一直对财经主笔心存歉意：“她一直觉得欠他什么，现在她明白了，她欠他一个好的收成，欠他谷粒满仓，欠他一片土地应有的肥沃与繁衍，欠他一枚沉甸甸的果实。”但在心怀歉意的同时，她也同样心怀不满：“她唯一不满的是，他不该撒谎，不该让她蒙在鼓里。”这样就意味着，一直到这个时候，初雪都认为因为自己子宫的荒芜而致使财经主笔另有新欢，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财经主笔的问题，只是因为他不该把这一切都瞒着自己。尽管她曾经一度说服自己想好了宽容他的理由，到了后来，她还是发现无法接受财经主笔的背叛行径：“她后来发现她这样也不能接受，那样也不能接受，她其实是整个儿不能接受，这种感觉超出了她对自己的理解，她感到心里有头焦虑的困兽，不是撕咬便是冲撞，利爪胡乱踩踏。她捂住了胸口。她感到自己要栽倒在什么地方，但又不想在他面前流露半点受打击的样子。” 从理性的层面来说，知识分子初雪觉得自己应该理解并宽恕丈夫财经主笔的感情背叛行径，然而，一旦回到更多带有本能意味的情感层面，她的这种貌似强大的理性就无济于事了。事实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非理性力量的强力作用下，初雪灵机一动地想要亲自导演一场戏：“开始她并不知道将怎么编排，像很多人写小说一样，人物走着走着，突然就走出了作者的控制，开始自作主张，或起了杀机，或动了淫心，总之偏离了最初轨道。于是新的局面打开，灵感来了。”知识分子初雪，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里的所谓灵机一动，其实是她人性深处潜藏着的某种恶在不动声色地发生作用了。 质言之，正是在如此一种人性恶的作用下，初雪发动了“一场关于子宫的战争”，策划了一场专门针对财经主笔的报复行为：“他不知道她知道压在他心里想说而未说出来的那件事情，她甚至比他更早知道，就在她去日本旅行之前时，她就知道这事情要发生了，因为她是编剧，她是导演，剧情是按照她计划的方向走的。”具体来说：“这是一场关于子宫的战争那朵小花不能开放 最终只能在母花的肚子里枯萎凋谢”到最后，经过她一番精心设计后，一切果然如她所愿地发生了。就在她出发去日本后的第三天，母花忽然小产入院。尤为关键的一点是，“随着小花的枯萎，他和母花之间的纽带断裂，他感觉自己对她的情感不自觉地产生了微妙变化，他的心有一部分提前醒来回到妻子那边，一部分还留在这边带着充满人道主义的爱。母花的魅力好像随着小花的消失也骤然减少。” 就这样，借助于如此一种非常手段，“她不光赢得了子宫之战，还夺回了所有他开辟的领地，那原本是属于她的。她最初的本意不是挽回财经主笔，而是要报复他对她的欺骗，要毁掉那朵他为之欣喜的小花。也许是出自内心深处不愿承认的嫉妒，嫉妒别人那个肥沃子宫。” 此时此刻的初雪，根本就不可能预料到，由她自己内心中的某种邪恶，在财经主笔那里进一步牵引出新的邪恶来。在初雪从日本返回之后，面对着她，财经主笔竟然肆无忌惮地信口雌黄：“在你去日本期间，我说服她把孩子做掉了……我看了你的纸条以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已经犯了错误，难道我要让这错误永远无法更改吗？难道我真的要撕裂我们这么美好的婚姻吗？我几夜没睡，非常愧疚，我去找她谈，我说我没有资格要这个孩子，我给不了她任何东西，我不能离开我的妻子。” 初雪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面对着财经主笔滔滔不绝的谎言长河，她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奇特感觉：“她这时已经有了眼泪，一种远甚于知道母花存在更无望的悲伤使她浑身冰凉。从认识他到今天，她一直觉得他虽然谈不上多么高尚，但绝不是这样卑劣，他在母花事情上的这番谎言编造，与对母花的诋毁已将他自己推入卑鄙的深渊。” 一个男人，为了求得妻子的原谅，肆无忌惮地编造故事诋毁另一个女性，作者在这里揭示出的，正是人性的极端丑陋。以此类推，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初雪搞不清财经主笔到底编造过多少谎言。她内心深处的绝望，其实来源于此。虽然说初雪绝望感的生出，意味着作家对人性的揭示与批判已经相当深刻，但作者的笔触却有着更进一步的延伸与追问。接下来，作家格外犀利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初雪自己：“她不能想象自己的手上粘着一朵花的鲜血。无论如何，她已经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污点’这个词还过于轻淡，她是一个罪人，一个杀手，一个疯子。”虽然母花的流产完全是一场意外，并非她策划的结果，但她却仍然无法原谅自己：“母花在计划实施之前率先发生意外，他看到一辆救护车载走了她，他去医院确认母花流产。这并未让她觉得好过一点——她觉得那至少也是她的意念杀死了小花，小花死于她的诅咒。” 说到人性的深度揭示与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息壤》中一系列女性形象之外，还有一位不容忽视的男性，那就是初云的丈夫阎真清。阉鸡匠阎真清，是一位除了阉鸡之外什么都干不了的窝囊废，既无能、懒惰，又自私、不思进取。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模样，究其实，与他的特别家世紧密相关：“他是他妈当下放知青时的产物——这似乎能解释他的指尖为什么粉红鲜嫩——他爸是像墙砖一样老实的本地农民，饥饿时期将最后一口薯干让给老婆孩子，自己饿死了。”“所以阎真清有城里人的孤傲，也有乡下人的木讷。问题就出在这里，他时常分成两半，自我搏斗，发起狂来像癫子，跟平时那个阉鸡绣花的斯文男人完全不同。” 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两个时常发生冲突的自我，只不过，这种情形在阎真清身上表现得更为激烈。从事阉鸡工作，与他外公外婆的潜在影响之间存在着无法剥离的内在关联：“人们开玩笑说，阎真清的外公外婆都是拿笔杆子的，他那些阉鸡工具也是笔杆子，只不过他外公外婆写字，他画鸡公蛋，并且他阉鸡从没出过什么事故，不像写字那样有生命危险。”写字，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将这样的一个细节，与前面关于他外公外婆双双意外死亡的信息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不难推断出，这里其实潜藏着一个惨烈的人生故事。一对文化人，仅仅因为写字便被迫意外死亡，虽然盛作者只是点到为止，但联想一下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可以知道，他们两位肯定是因为在写字的过程中触犯了社会政治的禁忌而被迫双双弃世的。从根本上说，正是父母的如此一种惨烈遭遇，迫使阎真清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择定了阉鸡这样一条看似平庸实则却可以避祸的人生道路。在一部旨在思考表现子宫问题的长篇小说中，能够旁逸斜出地写出阎真清这一人物形象，并由此而切入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遭逢的巨大劫难这一命题，所充分证明的，正是盛可以那样一种足够沉潜与内敛的艺术智慧。 巧妙触及并揭示一段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惨史之外，作家通过这位真正称得上是百无一用的阉鸡匠阎真清，也还特别深入地写出了他一种变态的俄狄浦斯情结也即恋母情结：“他结婚前惯常怎么做的，结婚后也怎么做，比如阉鸡回来，现将钞票塞给母亲，讲讲这一遭的见闻，阉了多少鸡，东家如何客气，先叙上个吧钟头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只不过此时的房间里多了初云，一个不咸不淡的女人，给他带来了不咸不淡的生活。后来有了一个女儿，再回来又多了一个儿子，他都没有怎么抱他们，他们就会走路了，会下田挖泥鳅了，他女人的胯骨那儿也宽得摸不着边际了。”一个“不咸不淡”，借助于这样一个形象的语词，作者写出了阎真清与妻子初云之间的隔膜状态。从表面上看，他拥有着一个四口之家，实际上妻子和儿女均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心里唯一能装得下的，恐怕只有曾经是下放知青的母亲一人。对此，初云心知肚明：“她知道在他们母子之间，就算她是块刀片也不可能插进去。她还从没见过亲密无间到这步田地的母子关系，甚至婚姻，对阎真清来说都像是这棵阎氏家族树上无关紧要的枝桠。”一个成年男子，如此彻头彻尾地迷恋自己的母亲，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恐怕只能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将此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或者恋母情结。这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英国作家劳伦斯那部同样揭示母子畸恋心理的《儿子与情人》。 《息壤》，以子宫为切入口，在采用独特的视角，观察与思考女性权利与命运的同时，作者把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投向神秘莫测的人性世界，对人性中潜藏的幽暗深度开掘，以及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的真实呈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民法典草案中删除计生条款，小说中老寡妇吴爱香的死亡，几乎预告了一个制度的终结，那些心灵和身体带着伤疤的女人，也将慢慢走进灰暗的历史，《息壤》，也许就是那些凿在无名墓碑上的深深印痕，留下岁月的模糊记忆。 2018年11月4日上午10时5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