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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9月22日下午，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赵德发应邀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举行了题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学”的学术报告。此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朱军副教授主持，对谈人为上海师范大学黄轶教授、何明敏副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胡笛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红涛副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的部分师生参与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本公号特此推出以飨读者。 【主讲嘉宾】赵德发，1955年生，山东省莒南县人，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作家班，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八、九届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五、六届主席团副主席，现居日照。至今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700万字，大量作品被转载并获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人类世》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等，出版有12卷《赵德发文集》。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等。 赵德发：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乃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数据显示，1980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19.4%，到2016年末数字变成57.35%。多出来的这些人来自哪里？主要来自农村，其中包括考出来读书的青年、进城的农民及其他一些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市最多的国家，如上海、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人口数量达到几千万，有些县级市的市区已达到了几十万人口。中国农村大约在1982年左右实行分田到户，开始踏上城市化的进程。在我看来，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82到2000年，这一阶段的十八年是以农民进城打工为主；二是从2000年到现在，这一阶段的十八年是以进城定居为主；二者有重大区别。在我家乡，现在假如青年人要结婚，必须在城市买房。即便父母辛辛苦苦地攒钱，在村里盖好了瓦房、楼房，也无法打动姑娘的芳心。在外上学或打工的这些青年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为了下一代在城里接受良好教育，就不愿意回去农村居住。为了买房，父母不惜掏空积蓄交上首付，然后继续为儿女交月供，有的父母到了六、七十岁还继续拼命地挣钱。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提倡、推广，并出台相关政策，有的地方农民进城买房，政府给予现金补贴。农民纷纷进城，城市越来越庞大。我们那里有一座楼上曾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一户人家的窗户里突然伸出了一个牛头。原来是有位老爷爷想养牛，因住在楼房，就买了一个牛犊，用篮筐装着弄上去。那牛偶尔把头伸出来，瞩望远处的青山。后来这牛长大，老爷爷无法牵下来，只好把它在楼上杀掉。值得关注的是，农村老人进城看孩子也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大潮流。由于照顾孩子，导致许多中老年夫妻异地分居。 城市化进程对乡村文化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的更新。过去的农村，儒家文化占主流，有些接触了私塾教育的人在村里成为族长、族老、乡绅，掌握着话语权和对家族的统治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其叫做“长老统治”。一些庄户人受到儒家文化熏陶，虽然不识字，但在他们心目中，君子怎样，小人怎样，分得清清楚楚。有些村庄不够开化，村民比较野蛮，有人就说那是孔圣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儒家理念又和宗法制度结合起来，几乎每个家族都有祠堂（也叫家庙）用来供奉祖先，立下族规族约，制约着族人的言行。一些族长、族老，经常在家庙里训诫子孙，处理族内大事。在我心目中，一个长辈，哪怕他的年龄很小，我也要对他恭恭敬敬，这就是我接受的教育。但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家族观念十分淡薄，宗法理念荡然无存。最近几年农村修谱之风非常盛行，过去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为什么修谱？上以敬宗，下以收族。在许多年轻人看来，上谱不上谱无所谓，只要日子过得好就行。他们分散在各个城市，很难联系到，联系上了也是爱理不理，让他交钱更不可能。许多进城打工或居住者，接受了城市理念，回村后言行都有改变。譬如说，过去如果有人不懂得知足常乐，想这想那，父老乡亲就讨厌他，说他“没‘足’字”。而现在，好多人是永不满足，因为他们在城里见识了世界之大，贫富之殊。 第二，生活方式的变革。有一本西方经典著作叫《文化与承诺》，是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写的。他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时代：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时代，晚辈向长辈学习，知识以传承方式繁衍；并喻文化时代，同辈人之间相互学习，知识以平面方式扩散；而后喻文化时代，长辈反过来要向晚辈学习。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后喻文化体现得非常明显。我小时候有一位长辈，他是优秀的庄稼汉，临死时向儿子讲他一生积累的务农经验，包括每一样庄稼的种法，讲得非常详细，一连讲了三天三夜，直到咽气。而现在，老年人的知识与经验丧失了价值，在新时代面前，他们不自信，甚至很自卑，不得不羞答答向晚辈学习手机用法、农机用法等等。近几年，农村娱乐活动日趋增多，尤其是广场舞几乎普及。过去农村垃圾成灾，粪便成堆。从三年前开始，山东实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垃圾集中投放，拉到城里处理，深受农民欢迎。 第三，民俗文化的流失。在我看来，丧葬文化的改变最为突出。《孟子》说过这样的话：“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意思是：父母活着时供奉他们还称不上是大事，只有他们去世后安葬他们，可以看作是人生之大事。几千年来，厚葬之风经久不衰。但是现在，有人把丧事办得越来越简单，近乎草率。民俗文化的流失还有许许多多，涉及方方面面。譬如，过去每年收割了麦子，要磨成面，蒸出白面馒头，先送给父母品尝，若父母死了，要去上坟。这叫做麦祭。有一位农村妇女在城里看孙子，到了快割麦子时一次次向儿媳妇提出，要回去割麦子，儿媳妇不同意，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回去！结果这天半夜，婆婆跳楼死了。其实，儿媳妇不明白麦收对于传统农民的意义，婆婆要回去，那是赴一场文化之约。儿媳妇坚决不许，她选择了以死抗争。 我曾用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和一些中短篇小说反映了农村的进程、农民的变化以及乡村文化的嬗变。有一个短篇小说叫《路遥何日还乡》，写了两代刻碑人观念的不同、行为的不同。澳门《华文百花》杂志转载时让我写创作谈，我在文章中这样说：“时代潮流，浩浩汤汤，既摧枯拉朽，又埋金沉银。逝者如斯，乡关何处？我们一边深情回望，一边随波逐流。这是我们的尴尬，也是我们的宿命。”这就是我面对被改变了的乡村文化，所表达的内心感受。 现在政府致力于乡村振兴，其中包括乡村文化的振兴。政府对文化的投入渐渐加大，建文化小镇，建文化广场，建农村书屋，建娱乐设施，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有的地方，文化建设表面上光鲜亮丽，内容却严重缺乏。要建成作为乡村灵魂的文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希望，通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能让乡村文化该留住的留住，该光大的光大，同时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让我们的精神家园历久弥新，充满魅力与活力。要看到，乡村文化在我们的血脉里，在广袤的大地上，依然有着诸多遗存。尽管中国人正在城市化进程中高歌猛进，城市题材作品在文学格局中越来越占上风，但是，作家们还是应该低下头去，对脚下的土地认真审视，深入挖掘。因为，树高千尺，楼高万丈，总也离不开地基。 黄轶：赵老师，感谢您与我们分享对于乡村文化的认识，这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经历一般是有地域特色的，在我看来，山东是一个保留地域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地方，也一直都是名家辈出的地方，比如莫言、张炜、赵德发等。其实，关于地域文学的创作，在现当代文学里也涌现了许多著名作家，如茅盾、杨振声、李广田、曲波、贺敬之、梁晓声等等。最近，我看到您写的一篇创作谈，里面谈及，“我的文学作品是沂蒙山的馈赠”，请问您怎么看待齐鲁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赵德发：我的创作是从沂蒙山题材起步的，内容主要是反映沂蒙山老区生活，如短篇小说《通腿儿》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家乡沂蒙山的慷慨馈赠。但是“沂蒙山”这个概念，有着政治含义和红色文化意味，所以我后来就很少使用这个概念。因为，山东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所谓的齐鲁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山东作家在创作中，往往在不自觉之中体现出齐鲁文化的浸润，“文以载道”的现象十分明显。我在长篇小说《君子梦》，更是自觉地表现了儒家文化百年来在农村的传承流变。但是，山东作家的创作也不仅仅表现齐鲁文化，也会将视线投向多个传统文化领域，也反映出丰富的现代理念。拿我来说，在完成了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之后，一直在思考下一步该写什么。2003年秋天，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山东省佛教协会会长、五莲山光明寺住持觉照法师捎讯给我，让我抽空上山一趟，讨论怎样发掘五莲山佛教文化。就是这么一个因缘，导致了我写作题材的转换。我先写了一部反映当代汉传佛教的《双手合十》，接着创作了反映当代道教文化的《乾道坤道》，后来又从地质历史学的视角切入，写了《人类世》一书，表达我对地球现状与人类未来的忧思。 黄轶：刚才您提到了自己的创作转向，从早期依据乡土经验来写作“农民三部曲”来看，其实里面已经有关于宗教思考与信仰的观点。我在翻阅《君子梦》的时候，发现小说重点讲述了儒家之道，所谓“千古圣贤只是治心”，通过主人公的思考表达了对于“天理”的全新解释：“三个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们内心的和谐。由此，我认为您更加注重发掘的是鲁南地区的儒家文化和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那种生长关系。另外，我也关注了《双手合十》这部作品，它已转向了一个在乡土经验之外的关于信仰的探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家园这类问题，即人可能在这样城市化轰轰烈烈的过程中，灵魂也应该有一个安顿之处、栖息之地。据我所知，您并不是一个佛教徒。但近几年来，您足迹踏遍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和江浙一带的许多寺院，在那里与僧人、居士们一起上殿、打坐、吃素，体验佛教徒们的宗教生活，并精心研读了上百部与佛教有关的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能谈谈您在这期间的经历和感受吗？ 赵德发：可以说是经历丰富，感受深刻。佛教对我来讲，是一个陌生而幽深的领域。我一方面是大量读书，精心研读佛学理论和一些有关佛教的知识。我像做学问那样，把读过的书都做了索引，把一些佛家专用词语抄录下来，并且随时记下我读书时的心得。另一方面，我一次次地走出书斋，走进寺院。禅家有一个说法，叫作“打成一片”，意思是心境如一，没有区别，成为一个整体。我去寺院体验生活时，就是努力追求“打成一片”的境界。我不搞走马观花，也不搞记者式的采访，而是尽量忘掉自己的身份，忘掉去那儿的初衷，让自己成为那儿的一分子。在那里，我真切地体验到了禅宗文化最核心的一些内容，体验了禅僧们的内心世界。在南方一所佛学院里，我像学僧那样认真听课，取得了讲课法师的信任，我因此能够走进他的方丈室，与他进行了关于佛教现状、如何建设“人间佛教”的长谈。另外，我在和僧人们一起生活与劳动时，通过融洽而深入地交谈，了解到了许多僧人的俗世经历、出家因缘、僧团生活甚至隐秘的修习体验。正由于这样，我才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领略了中国当代汉传佛教文化景观，最终写出了《双手合十》。 黄轶：可以看出您写这部小说，花费了很多心血，从熟知的农村题材跨越到佛教领域。但在《双手合十》之后，您又转向了关于时代的一些思考。实际上，90年代以来，在研究中国乡土小说世纪转变之际，宗教文化有一个复兴的小潮，很多人逐渐开始探讨宗教信仰，思考当下的中国在面临自然、生活被挤压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信仰的问题。这让我联想起一件事，我曾在平阴县看到两三万的信徒去胡庄天主教堂做礼拜，场面十分壮观，您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乡土文化空心化的原因造成的吗？另外，在长篇小说《人类世》中，您从大处着眼，关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同时又在宗教和哲学的引导下，探究人性的幽微之处以及人类获得救赎的可能。那么，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信仰这一问题的？ 赵德发：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精神上的皈依感与仪式感；二是组织上的归属感。因为农民分田到户之后，他们觉得个人的生产、生活有些孤单，组织上更是一盘散沙，信教之后，教徒们聚集在一起做礼拜、唱赞诗，互相帮助，以兄弟姐妹相称。一家有事，大家都去支援、抚慰，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归属感。所以，才导致基督教在农村很盛行。 关于信仰这一问题，我曾经做过一次访谈，其中就有对它的讨论。在梳理创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叙写生存状态本身就贯穿了他们的宗教意识和表现，发现宗教是人类社会当中的一种文化，它考虑的是精神的皈依，解决的是心灵问题。但是，也要看到，面对人类强大的欲望，宗教文化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小说《人类世》中就有这方面的表现。 胡笛：我想结合赵老师的具体作品，来谈一下今天的主题。城市化的进程，既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总的趋势，也是乡土社会最顺利的现代转型。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挤压与置换，在这两种文明形态之间会产生冲撞、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乡土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主要表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他们都在告别自身的传统形态。结合《缱绻与决绝》来看，首先，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走向多元化，农业不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在小说里，农民对土地的崇拜和依赖程度已经截然不同。如封大脚这一人物，他深爱土地，到土地交公时期，他被剥夺了苦心经营的土地，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他变懒了，不参加集体劳动，但当土地重新回到自己的手里，封大脚的热情重新高涨起来。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后辈们对土地感情的淡薄，他们决绝地要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其次，农民身份的变化。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留在乡下，他们的人生方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困境。在您的小说里面有几个细节特别震撼，表达了农民对于城市身份的极度渴求。例如，封家明死了之后，儿子将他的骨灰偷偷撒在城市的街道上，并且给他烧了一个户口本和一个粮本，那个户口本是虚拟的，上面写的是幸福街1号。可见，城市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既向往又心痛的地方，在农民进城打工的故事背后，读者不难感受到小说“含泪的微笑”。 袁红涛：作为一个读者，我简要谈谈自己的一些见解。首先，赵德发老师的作品为我们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他对农村题材的创作和乡土叙事的写作是有独特性的，尤其是他深刻地书写了土地与伦理的关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写土地、写土改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我们阅读赵德发的作品，仍能体验其独到之处。作品从外部人物的言行，到内部人性的呈现，都展现他对乡土文学的体悟。其次，与其他作家不同，赵老师的乡土小说写作十分扎实、具体生动，完整地再现了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乡村人物产生基层治理观念的过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面貌。 学生提问：作为一个听众，我注意到您的“农民三部曲”题材作品，开篇几乎都是采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方式，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熟悉的乡村民间的语言形态。此外，前段时间我注意到一个报道，山东北部一个村庄，出了一个所谓的“新媒体村”，由一群农村的留守妇女，充当了自媒体的运营者，她们把农村的日常生活上传网站，在网上非常受欢迎。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下，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这种现象对乡村文化生态会造成什么影响？ 赵德发：你的思考很深刻。我觉得自媒体跟文学是两码事。“新媒体村”的出现，之所以会赢得大量粉丝，是因为那些缺乏农村生活经验的网民们看到这些记录当下农村生活的视频，感到既新鲜又有趣，有农村经历的人，觉得这是他们的身边人、身边事，也乐意看。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文学也要贴近生活，但要以更高的视野审视乡土、乡民和乡情，在传统与现实、存在与体悟、抒情与史诗之间展开多元对话，构筑成一个丰富的文化网络。 学生提问：我对您的作品感兴趣，是缘于早年外公外婆从山东到东北的知青经历。我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开始逐渐理解他们的行为与做法，就如每个人产生每个想法都会有背后的原因。于是，我去批判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总是会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结，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需要怎么做呢？ 赵德发：过去，中国农民选择离开家乡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便到了新的地方，他们身上也会保留着祖辈们传承的东西，这份乡愁是很难被磨灭的。而且，他们希望把这些作为精神财富传承给下一代。也许，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理解这些事情，但可以通过与他们多多对话，阅读相关书籍资料，努力尝试着走近他们的世界。 学生提问：读了《人类世》这本书，我有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小说主人公孙参通过去美国留学，归国后创业，有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但最后还是一无所有，妻离子散，您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吗？ 赵德发：这部小说讲述了孙参的个人奋斗史，他离开乡村，考上大学，留学美国，回来开办工厂，修建参孙大厦，填海修建彩虹广场，不断改变城市格局。孙参的这些行为带有十分明显的生态破坏性，而这种破坏性是双向的，在破坏城市生态系统的同时，反过来又对乡村生态造成了再次伤害，最后只有失败。但这并不是他的宿命，应该是性格使然。可以说，孙参也是一个复杂的让人同情的人物，他的个体成长史及其裹挟的社会逻辑和文化伦理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一个遗产。 此外，“人类世”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概念，更是几百年来人类对大自然环境的改变和影响，当然其中不乏肆意的掠夺与破坏，这其实是一种生活，当下的人们在俯仰之间、呼吸之间，时时处处都在感受人类世。我想通过这部小说，描述人类对于地球的种种改变，表现当今人类的种种造作与种种心态，表达对于地球前景与人类未来的深深担忧。 主持人：赵德发老师从从文明、神性、道德、人间这四个层面来让我们理解人类世，带来了关于城市化定义的乡土文学的全新理解，正如《君子梦》是中国传统的文明之梦、文化之梦，而《缱绻与决绝》恰是一种深邃的辩证法思考。同时，赵老师分享了个人的文学创作经历与心得，让我们在场师生深受启发。最后，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赵德发老师的精彩讲座表示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