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起“80后”“90后”的写作者，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起的会是上世纪末至今成为潮流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在“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激励下，一群极富表达天赋的青年写作者，迅速聚拢在一起，激情洋溢地追寻着文学理想。有些人脱颖而出，成为文化市场的宠儿，霎时间光芒万丈；有些人兜兜转转，最终头破血流，黯然离场。一幅青年作者生存图景与人物的众生相，在王若虚略带调侃与感伤的笔触下徐徐展开。 在收入短篇小说集《夏娃看言情的时候亚当在干什么》的八篇小说里，我最为喜爱的是《床笫之美》。它具备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所应有的素质，叙述凝练、克制，富有力量感的细节、强烈的情感张力以及意蕴丰富的指向。王若虚在此篇小说里，创造一对文化审美截然对立的父子。王谢是一名高度商业化的作家，所写的小说属于言情类。父亲王国松则是一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所编辑的图书，是“他们那儿连厕所都是用《辞海》代替砖头垒起来的”。王谢自青春期时起，写作便在父亲苛刻的审核之下。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细节，是父亲撕掉王谢“床戏”处女作的场面：“他先撕下一整页，拿在手里，从窄的方向再一根根撕下刀削面粗细的小条，等手里积满一摞，拦腰一截为俩，放在茶几上，再去撕下一页。”于王谢而言，此是残忍的刑罚。 父亲自然是某种传统或文化的象征，一个文学理想主义的存在。然而在图书商业化浪潮之下，显得尤为尴尬，因为“经手过的书多种多样，唯一的共同点是销量不高”。王谢对父亲的执拗的反抗，彰显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想主义的淡化。在王谢的小说里，作者的自我与表达已经不再重要，市场需要的是畅销的、标准化的商品。往故事情节里加一段“床戏”，正是根据图书市场需求而作的调整。 写作究竟是为何？这是每个作者都将面临且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这将决定着写作的方向与成就。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曾论及写作之目的，其一为纯粹的个人主义；其二为美学热情；其三为历史冲动；其四为政治目的。乔治·奥威尔的总结尽管有失偏颇，但亦传达出写作本身的伟大与崇高。最后，父亲终于承认了王谢的写作；王谢亦为父亲的坚守所触动，“脊柱却是笔直的”。“那山上的诸神，已经移驾别处”，一个时代落幕了。 具有寓言色彩的短篇《没有书的图书感》，亦是我所钟爱的。它残酷地揭示某些不言而喻的事实，即并非所有的文字，都会彰显其社会、文学价值。文学青年鹿原在贫困之余，进入一家特别的图书馆当管理员，后又因经济原因离职去了一家公司。图书馆拥有者是一名老者，他收集的稿件是“被退稿的、不能发表的、人家送的，反正都是些没人要的东西”，都是一文不值的作品。老先生离世后，未能实现自己作家愿望的鹿原接收了这批“没有价值”的废稿。“这座没有书的图书馆没有被摧毁，也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个地方，就和鹿原一样。鹿原换了那么多地方，他并没有被摧毁。”数风流人物，俱往矣。在文字帝国里，王谢、鹿原、商隐、糜晓、燃泽等人激扬文字的青春，俱往矣。 一代人的文学神话与青春浪漫史诗，走向了终结。新时代迫在眉睫。没有哪个时代，会像今天一样，拥有如此丰富与便捷的媒介。写作者的机遇，亦远超前人，从多种收费阅读和自媒体写作渠道，似乎每一种写作都意味着千万财富。一批拥有敏锐市场感与热点感的作者，收割百万乃至千万的粉丝，进而实现财富自由。与王谢们相比，他们的文字商业化更为彻底，个性消融在廉价的情绪中，以收割流量。王谢们的写作，反而是传统与古旧了。可他们的文字能称得上文学吗？这是王若虚在故事背后向我们提出的疑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