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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兄》: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四)

http://www.newdu.com 2019-01-03 《收获》 王鸿生 参加讨论

    05
    反讽:从巴别到太和
    李洱认同罗兰·巴特的一个说法:当代写作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趣味。接触过李洱的人,都领教过他的幽默感和俏皮劲儿。在《应物兄》里,这一点得到了尽情发挥,有时读着读着,就让人忍不住笑上一阵。
    比如,一条小狗咬伤了另一条小狗,双方主人签署的赔偿协议简直正式得过分:“若金毛JamesHarden(詹姆斯·哈登,狗证:0037157311811)因为木瓜(品种不明;英文名,缺;狗证,缺)而传染上了Hydrophobia(狂犬病),木瓜的主人须赔偿金毛James Harden主人人民币110000元(大写:拾壹万元整),并负责支付所有医疗费用。若金毛JamesHarden不幸离世,其丧葬费(不含购买墓地费),由木瓜主人按实际花费支付”云云。亦学亦官的葛道宏校长声称从不愿讲废话,又认定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一句废话,但他却通过研究福山的废话,而滑稽地成了一个著名的学者。程济世的美国儿媳珍妮特别喜欢养驴,她认为驴子是最洁净、最节制、最不自恋的动物,驴子的耳朵很好看,驴子的嘴唇很性感,驴子谦恭,耐心,安静,为此还写了篇论文,说驴子就是动物中的儒家,简称“儒驴”。
    这都是摆在明面儿上的玩笑。在漫长的阅读过程中,它们纾解了疲劳的神经,调整着呼吸的节律,也让人对作者的机智和不羁的想象力感到惊讶。笑是门艺术。但反讽不仅是门艺术,还是一种哲学,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除了双林院士这一“例外”,《应物兄》基本上采用的是总体性反讽。总体性反讽并不指向特定对象和个体,而是形而上地质疑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和历史活动的盲目性。对《应物兄》来说,更深刻的反讽其实是暗幽默,内敛的幽默,由于嘲讽变得模糊、间接,所引起的笑声也就暧昧、迟疑。当反讽的矛头在指向世界的同时又指向了自己,它带来的只能是尴尬,是“苦恼人的笑”。
    应物兄舌尖上滚动的话不是口中说出来的话;乔木让弟子管住嘴巴自己却一句也不肯少说;程济世最担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偏偏儿子因吸毒而生了个三条腿的怪胎;副省长栾庭玉夫妇精囊里有精子、卵巢里有卵子,就是无法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小孩;栾副省长的秘书邓林,一边强调干群关系的重要性一边找着老百姓的茬子;京剧大师兰菊梅卖朋友是真的,哭朋友也是真的;神偷儿唐风居然“偷”成了易经大师;大院子弟雷山巴享用着一对姊妹花却不耽误朝圣。还有,时间得了病却让空间受罪;中式山水画下面装一个西式壁炉;崇尚鲁迅精神的人忽然成了基督徒;虚伪一时是小人,虚伪一世倒成了君子;西学进不去,中学回不来;在古典文献里游泳的不是鱼而是鱼雷;洋人看得起搞中学的汉人却看不起搞西学的汉人;有经天纬地之志,继往圣绝学之愿,却阴差阳错,一脚踏空;等等。诸如此类的窘迫和反差,林林总总,遍地可捡,渗入小说的肌理,塞满生活的夹缝。在这里,如同几乎没有完全“正确的一边”,也没有完全“错误的一边”。总体性反讽乃是一种临界的反讽,它揭示的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无可避免的悖谬:所有人物的行动都被自己所不知道的无意识力量支配,因而,他们既是被审视、嘲弄的对象,又是被同情、怜悯的对象;他们未必是无辜者,却一定是无助者。
    让荒唐变得合情合理是一种本事。让“相反的念头互相撕咬,互相吐痰又互相献媚”,是一种别样的智慧。言与行的错位,矛盾内涵的反常性、不确定性,沉浮于未终结之话语流程的各种格言、警句,此夫子之道与彼夫子之道的相互成全与相互抵消,以及意义结的突然松弛或蒸发,让一切自负、自信、生机勃勃的言谈、教导都落入了临界叙述的反讽之中。临界的反讽是间距性反讽。它是适度的、宽容的,有分寸、掂斤两的反讽,它不会一下子把人、事、理撂倒、打翻。这颇合儒家的礼教:既用春秋笔法张批判讽喻之力,又不失温柔敦厚之古风。但与传统儒学大不相同的是,《应物兄》从头到尾,都没有提供明确的价值说教。一位叫米克的西方修辞学家曾说:“不带任何教诲目的的反讽精神,很可能从来没有人描述过;所以文学也很可能都是说教性的。”(《论反讽》)“很可能”?这句判语终究还是留了些余地。这“余地”不妨就留给《应物兄》这类完全出离了教诲目的的反讽小说吧,当故事奠基于反讽,当一切呈现、反思、启示由反讽而来,反讽就既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诗学的建构方式,它既是一种叙述调子,又是一种新的文学道德。
    《应物兄》诞生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历经一个多甲子的探索、曲折和艰苦奋斗,终于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衰弱的中国改造成了一个初步小康、生机盎然的中国,一个开始有能力、有胸怀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也汇入了这一愿景。但世界却极不太平,资本流、信息流、人口流,往返密切而频繁,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活的格式化、单一化,以及各种“病毒”和“交流性疾病”的快速传播。全球化给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造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排异反应”,更出乎意料的是,它还反讽性地挑战了一直由西方自己在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若不能伦理地相处、共存,各大文明体的直接遭遇、碰撞,将导致更为严峻的冲突和危机。同时,人们惊愕地发现,现代技术飞速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规模化运用,已将人类命运置于两难境地:一边是无法想象的福祉,另一边是无法确认其后果的风险。许多传统的经验、温暖的记忆和精神价值,如同融化的冰山一样,一块块掉落在物质进步的汪洋大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前面之所以说李洱对物的打捞,对文化记忆的唤醒,乃是一种“反熵性努力”,其背景盖出乎此。
    这是人类文明的临界时刻,也是《应物兄》反讽语境的纵深。
    巴别,即巴别塔。据《圣经·旧约》传说,古巴比伦人齐心协力建此通天塔,为扬自己的名,耶和华不愿意了,说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在希伯来语中,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在现代西方哲学里,“巴别”则是一个关于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型。德里达认为,“巴别塔”并不纯粹是形容语言多样性的,还是展示语言本身的不充分性、不完全性以及完善的不可能性的。这就是说,“变乱”“言语不通”也发生在语言内部,不用上帝来干预,人类的交流、文明的沟通也是无比艰难的。
    济州大学的学术报告厅,就取名“巴别”。来此演讲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莅临者大都年高德劭,何为教授就是在这里讲她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时滑了一跤,就此一躺不起。当发现双林院士暗中来了济大,校方执意相邀他做个报告,海报都贴出去了,结果,他根本没有上台。座位空了一多半的大厅,只有屏幕上放映着一部影像发黄的资料片:漠漠黄沙,深一脚浅一脚的足印,中山装,鹅卵石,一片青草,接着,风又卷起黄沙;然后是一份份摞上来的西方报纸,字幕上出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字样。银幕上没有声音,就像在放一部默片。
    双老凭本能还是直觉拒绝了在“巴别”的演讲,我们无从知晓。但从他带来的这部褪色的资料片中,可以推想,他要让今天的学子们了解和记住些什么。济大建“巴别”演讲厅的时候,大概也是中国到处建罗马园、加州别墅、泰晤士小镇的时候。那个时候,校方大概根本没有想到“巴别”本身是个悖论:它既是文明的聚集之地,又是语言的不通之所。主事者更不知道的是,在《埃及亡灵书》里,“巴别”实际上还是个邪神。如果济大请一位埃及学者来此做讲演,他肯定会皱着眉头要求换一个报告厅的。“巴别”不是祥瑞之名,用在语言交流场所上更是南辕北辙。其反讽意味实在太强,可惜一干博学鸿儒毫无觉察,作者的构思可谓苦心孤诣。
    比较之下,程济世先生将济大儒学院取名为“太和”,就高明多了。按《说文》:和,相应也。本指歌唱的人相互应和,后引申出平衡、相辅相成、多样性统一等意思。孔子最早看出“和”与“同”的差别,故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说。所谓太和,就不是一般的“和”,而是最和、极和,《易传》首倡“太和”一词:“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程先生引的是朱熹:“太和者,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这说法颇合老子“冲气以为和”的本义,也算儒不逾道。但栾副省长、葛校长有所不知,这“太和”也常用作皇帝登基、改元的年号,著名的如三国时魏明帝曹睿,力主汉化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或亲政的元年,都是将年号称作“太和”的。程先生是否暗自类比,不好揣度,但其踌躇满志之态确乎是跃然纸上的。莫非“太和”这名字也暗藏机锋,也逃不脱反讽?哎呀呀,《应物兄》里文德能留下的那个生造词“Thirdself”,那个第三自我、第三只眼,难道不能消停一会儿,把眼闭上?
    “巴别”与“太和”,是小说所喻指的两条道路,也是济州大学从文化自卑开始转向文化自觉的道路。然而,从巴别到太和,两条路能否相交?能否兼容?能否走得通?路漫漫其修远兮。应物兄在路上遭遇的“车祸”,只是一次意外的搁浅、卡顿,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无论程济世大师最终来还是不来,其实都一样,都无碍于人们对这条道路的上下求索,哪怕一种反讽性目光日夜梭巡在桃都山、仁德路的上空,人们也不会终止探寻的脚步。在这个意义上,《应物兄》就不仅是一部呈现、批判、探索当代知识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当代文明困境的隐喻。这里,埋着当下人类的最深沉的心事。
    苦恸之后有悲悯。反讽之上有仁慈。
    “儒学救世是越救越好还是越救越坏?”著名儒学家应物兄教授好像在哪里自问过这个问题。还有一次,关于文明的思绪,他好像一下子飘得很远,“比起地球上有机生物的历史,人类五万年的历史只是相当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最后两秒钟。按这个比例,人类文明史只占最后一小时最后一秒的最后五分之一。”
    多么珍贵,多么令人惊叹的五分之一啊。在这奇迹般的五分之一里,请相信,“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还要相信,《应物兄》里的这句话,绝不是反讽。
    结语:让小说不可替代
    我们记得,宗璞先生用四卷本“野葫芦引”全面描写了战乱时期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长期以来,文学界也一直期待着,能有一部巨制,对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当代士林和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群体,作出类似规模的书写。现在,《应物兄》问世了,它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如愿以偿?
    它将经受来自各种目光的审视和解读。它极为丰富的精神义涵、叙事艺术上的中国智慧和洇墨无痕的小说手艺,也远不是一篇急就的评论就可以深入发掘的。但它结结实实的存在,的确已无法替代。至少,在汉语长篇叙事艺术和知识分子书写这两个方面,《应物兄》已挪动了现代中国文学地图的坐标。《围城》精明、促狭,《活动变人形》辩证、直露,《废都》沉痛、皮相,《风雅颂》因隔膜而近似狂乱,这些书写知识分子的经典杰作和非杰作,都可以作为《应物兄》的文学史参照。当然,也正是因为它们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应物兄》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当代知识人总算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红楼梦”了。然而,万宝全书缺只角,当代“石头记”里少了个刘姥姥。这不免让人有点儿耿耿于怀。至于那个爱骂骂咧咧的邬学勤教授,充其量也只是半个焦大。因为他的怒气,仅来自必须用英文讲屈原、写屈赋教学大纲的无厘头规定。转念一想,又觉得李洱也许是对的:在今天,刘姥姥还进得了学院生活的大观园吗?
    也许,另一个问题更需要回应。鲍德里亚说:“即将到来的这个社会,是文盲和计算机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也将没有文字,这是我们将来的原始社会。”他说,这就叫“记忆的种族清洗”。但像《应物兄》这种破茧化蝶的小说语言,会被人工智能语言取代吗?我以为不能。人工智能做不了应物兄的梦:
    它的嘴巴处在水与叶的界面。
    他摘了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把它捏了起来。他没有去惊扰那只正在吐丝的蚕。他怕影响它作茧,影响它化蝶,影响它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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