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小说发展至今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作品不断走低，进入自我欲望的宣泄和疯狂写作，甚至出现文学观念的异化。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作家直言，文学都是虚假的，甚至是有病的。二是作品不断砥砺前行，在经历了现实人生陶冶与心灵淬火之后，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张炜显然属于后者，他是文学的长青树，多年来一直靠信仰和韧劲从事文学事业，描绘人生图景，所以能给人以精神的引领、情感的慰籍以及美的享受。《艾约堡秘史》这部小说仍在坚持写张炜一贯的文学母题，但又不乏新意，尤其在文化探求与精神超越上有新的追求，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一、资本力量与文化保护 过于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当下不少作家的追求。他们或沉溺于历史，或在自己的呓语中陶醉，惟独唯独不关心时代、政治、读者，于是文学成为孱弱的寄生物。张炜一直与中国的时代发展、历史演变、社会进步同行，也做出自己的思考，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坚实地基和力量源泉。这在隋见素、淳于等人关于城乡关系的选择中可见一斑。《艾约堡秘史》表面看是关于一个“堡”的“秘史”，其实却没有离开对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关注，而对于“资本和文化”的关系所做的思考与阐释，颇具价值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超越了隋见素们。 小说的一条线索是狸金集团的成长、扩张与疯狂。这个靠资本力量形成的无所不能的统治者，不仅是靠强力和工人的鲜血发展壮大起来；即使在艾约堡这个后花园中，也以其无所不在的讲究与背后淘空的山体，隐喻了其强大的侵蚀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对于三个渔村尤其是矶滩角的垂涎欲滴，以及惊人的压力。一方面，是总经理老肚带的野蛮式施压，他曾表示说：“放心吧董事长，我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事情办妥。”[1]所以， 他对村庄和村民采取的完全是这种“掘地三尺”的强盗逻辑，背后依靠的即是资本的魔力。另一方面，是副总经理以女性阴柔的方式，慢慢渗透进村庄，从而形成一种润物无声和斜风细雨的干预力量。更可怕的是董事长的方式，他既软又硬、既暗又明、既慢又快、既假又真，从而更让村庄和村民无所适从、抵挡不住。面对最强硬有力的对手——村长吴沙源，小说这样写董事长淳于宝册：“淳于宝册抬头看着黄昏的灯光，磕打牙齿：‘人与人的脾气真不一样。换了我，我会对所有逼过来的人说一句：去你妈的！’他把目光收到吴沙源的脸上，‘我当然会尽力帮你。不过这帮家伙把事情做到了半截，马上收手也不可能。你是知道资本的力量的，在这个世界上，它重新显出了无坚不催的本质。四十年前它暂时藏了起来，但那是表面现象；如今它总算恢复了原形，露出了杀气’。”（第211页）这个实际的操盘手表里不一的一番说辞，其实是透出阴森森的杀气的。在此，小说显然具有道德的审视与批判力量，即对于狸金集团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霸道与盲目，给予质疑与否定。用吴沙原的话说就是：“是因为有了狸金，整整一个地区都不再相信正义和正直，也不信公理和劳动，甚至认为善有善报是满嘴胡扯。”（第313页）这也透露了作家的内在化观念。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对于渔村和渔村文化的保护。小说设定了两个人物，一是矶滩角这个小渔村主任吴沙原，他在妻子跟人莫名其妙跑了的情况下，一门心思致力于村庄发展，尤其想通过保护具有数百年原生态的渔村，全力与狸金集团做斗争。这是一个来自城市，但有自己的文化理想和追求，与渔村和村民同呼共吸的人物，是作家笔下的一个理想人物。二是民俗学者欧驼兰，她主动放弃大都市，来到海边渔村尤其是常住矶滩角，全力搜集拉网号子，并与吴沙源一起参与渔村的保护工作。欧驼兰从事的正是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伟大神圣工程，是一种与市场资本运作相对抗的义举。为达到文化遗产的保护目的，他们二人带领村民拒绝种种诱惑，铁了心与资本力量抗衡，表现出文化的潜在力量和韧性。 还有一条辅助线索是地方政府。小说虽没有直写政府，而是透过狸金集团和吴沙原来折射的，但同样具有穿透力。在资本面前，地方政府显然无视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与保护，更不顾正义、平等和人权，而是一边倒地全力支持狸金集团和资本运行。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与经济至上理念下，这个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文化的破坏者与公正的扼杀者。小说的批判力量是深刻有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市场与文化保护之间，小说的立场非常明确：虽然资本市场拟将三个渔村打造成黄金海岸，其经济效益相当可观，现代化进程会得到加快，但人们将永远失去文化记忆与精神家园，失去一个民间文化的内在底气与生命原色。可以说，这是小说的价值所在，它超越了经济至上的发展模式，也否定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希望对资本力量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警惕，以确立文化保护特别是强调渔村、海洋文明的重要价值。这在当下小说创作以及张炜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都是值得肯定的价值取向。 不过，如何处理好资本市场与文化保护的关系，而不要停留在简单的取舍上面，以赋予二者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这是张炜小说疏于考量和深入探讨之处。这是因为，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资本市场不会全是负面的，它对包括广大乡村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也不可低估。因此，一面要写出资本市场的消极力量，强化文化保护的重要性甚至极端性；另一面还要看到资本市场所带来的现代化变革力量——一种令中国由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迈进的驱动力。当然，还要写出资本市场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张力效果：何时应让资本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突破乡土文明的固化观念，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何时在“以文化保护为先”的原则下，限制甚至抑制资本市场对于民间文化的破坏与毁灭？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提出了问题，也给予了明确的资本市场批判和文化保护立场，以及解决之策，从而将创作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与境界；但也有简单化之嫌和保守主义倾向。在这方面，小说对于狸金集团对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少有展示，肯定的也不多，更没有注意其在现代化诉求上所做的努力。 二、人生历练与完美追求 许多作家是没有人生追求的，尤其缺乏美好的人生追求，他们甚至对于真、善、美都不屑一顾。于是，在今天真正能给人以启迪、指导的文学不是越来越多，而是比较少见。其实，好的文学应是作家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一同成长，而不是不断坠落和堕落。就如白居易所言：“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1] 张炜小说属于励志小说，也属于人的心灵史书写，所以往往有光泽、韵致、格调、品味，是有着美好的向往与追求的。《艾约堡秘史》实际上是一部追寻有价值的美好人生的历史。 狸金集团的董事长淳于宝册经历了残酷人生：幼年丧父；不久，母亲就被村里一个恶棍反复强暴，后来瘦得不成人样，实在受不了虐待，母亲先杀死恶棍，然后自杀；少年的大部分时光一直与奶奶过活，但好景不长，奶奶去世；上学时，遇到李音校长，人生刚有希望，李音又被抓和打死；于是，他走上了逃亡之路，但不幸的是又被恶人抓住，折磨得半死。可以说，凄苦不幸与人生的炼狱一直是他的底色。在张炜笔下常写到这样的苦难人生，如《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蜡。而淳于宝册所受的苦是没有边际，超于常人的。不过，在作者笔下，淳于宝册并没有悲观厌世，更没有堕落和绝望，而是靠钢铁一样的意志成就了一番伟业，成为一个庞大集团的董事长。如果小说仅止于此，那是远远不够的，它至多就是一本普通励志小说。最重要的是，作家赋予笔下主人公以心灵的超越性和精神高标，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他一生嗜读，酷爱书籍，也喜欢写作，所以博学儒雅，这使他与那些暴发户区别开来。这令同行更令民俗学者欧驼兰都大为惊异。所以，小说写淳于宝册喜欢逛书店，喜欢藏书，喜欢阅读，他的“艾约堡”就是一个大书库。应该说，一个爱书如命、耽于读书的人一定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是一个可爱的角色。 第二，他喜善、爱美、感恩、温情，有着较高的人生格调。这在他对待女性、恩人、手下人甚至普通人时，都有所展示。比如，虽然他身边有不同的女性，但显然是有本质差别的：对于“小狗丽”，他多了些感恩；对于妻子“老首长”，他多了些同甘共苦与敬畏之心；对于蛹儿，他有情人的心气相通；对于欧驼兰，他有崇尚之情和神圣感，仿佛像拉网号子中的“二姑娘”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女性典范，是美好的象征。最突出的是蛹儿与欧驼兰的比较，一下子将淳于宝册的女性审美拉开了距离：蛹儿周身透出“风骚”的世俗性，所以并不能让淳于宝册产生心灵共鸣和精神倾慕；而欧驼兰则是真、善、美的象征。蛹儿不断变换性伴侣，而欧驼兰却是那么纯洁；蛹儿有贵族心，所以遇到和对待董事长就禁不住自己的低调姿态，也显出她的那个“小”字；欧驼兰却有“平常心”，面对董事长开出数百万元的聘金，她毫不动心。因此，二人在淳于宝册看来，一个是受保护的情人，一个是仰慕的女神。作者这样写淳于宝册对于欧驼兰的感受：“我从第一眼看到那个姓欧的女子就被闪电击中了，然后再也不能自拔。”“后来我才发现那主要是一双眼睛的缘故，它们明亮含蓄，看这个世界时常常走神。我离开她很久还是能感到那目光。我有时想回到她那儿，就像一心要回到一个梦境一样。”“我那天从海边草寮回来时突然明白，自己流浪了十一年，原来一直在找一条回家的路。”（第179页）总之，透过不同的女性，可以看到淳于宝册是温文而雅的成功人士；通过淳于宝册眼中的女性，亦可见其审美趣味，那是一个超越世俗性而进入高尚审美境界的追求。还有，淳于宝册对于李音父亲、曾给她帮助的人（三道岗的老妈妈、山屋的老人、“小狗丽”、翻鼻子姑娘），都感恩于怀，反映了他有着人性的光泽。有时，淳于宝册表现出善良和正义，他对蛹儿这样叙述：“我要说的是，你刚才的话虽然有些过誉，但关于狸金的基本事实却毫无歪曲。诚如你所言，集团各公司均依法依规行事，不得越雷池一步，自我训诫。”谈到淳于芬芳，他告诉蛹儿他的态度，“我要提醒你这个权高位重的大肚子，千万别忘记自己的出身，这辈子再发达也别欺负老百姓，老天看着，老天有眼”。（第194页）这样的表述在淳于宝册那里，有虚伪的情分，有在情人面前故做姿态的把戏，但也有真情和善意在，否则他很难说出这样有敬畏心和底层情怀的话。 第三，由一个痛苦不堪的病躯，变得逐渐好起来，这既是一个生理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和精神问题。由于饱受苦难磨砺，淳于宝册落下了一个病根：每到秋天，他就会犯病，一种极度痛苦和恐惧的大病一场。然而，经过治疗，更经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在两个女人，特别是与欧驼兰的接触中，最后一个冬天终于没有犯病。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淳于宝册更大的心路历程变迁，也是他最后获得自主性和找到自我的关键。 第四，他功成而欲身退，希望改变原来的生活轨迹，进入一个更有品质和意义的自我自由状态。董事长的生活，让一般人羡慕不已，但这种所谓的成功却让淳于宝册感到厌倦，于是他想换一种活法，进入读书、思考、写作、散淡的生活状态。这一省悟与自觉超出一般企业家，也提供了在物质世界外，还有别一种更重要的人生，那就是生活的悠闲从容、心灵的充实饱满、精神的高尚圣洁。 第五，他有美好的信仰和目标，那就是以他的老师——李音校长为楷模。在整个小说中，张炜多次写到李音，这是让淳于宝册感到温暖、美好、快乐、幸福的源泉，甚至成为他人生价值意义的所在。最早在入学时，李音抚摸他的头，后来鼓励他读书、写作，即使李音不在了，淳于宝册也一直没有忘记老师，一直将老师的光辉留在心间，并成为自己的人生典范。这是淳于宝册能由一个“非人”变成“真正的人”的背景和标杆。作者这样写淳于宝册对于李音的美好感受：“宝册越来越多地去李音那儿，除了借书还书，就是听他拉一只美妙的琴。李音修长的手指灵巧极了，在琴弦上飞动，看得人眼花。”“他心里有阵阵冲动，就像在一片绿蓬蓬的原野上随着琴声奔跑，胸前扑满春风。”“他脸色红红的，额上渗出了汗粒，在心里说：我如果能拉琴该多么幸福啊！那时候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忧愁的人了。”（第102—103页）而从蛹儿眼里，也可看到李音之于淳于宝册的意义，小说写道：“蛹儿没法安慰这个哀伤的男人。她这时再次明白：这世上没人能够取代李音。那个老师会一直伴随他，用目光指引他。可他还是迷路了，像一个茫然无措的孩子。”（第226页）只要有师在，即使暂时迷惑了，也不可怕，也有机会进一步提升。淳于宝册还曾与李音有这样的“隔空”对话：“他仿佛从夜色中看到了李音责备的目光，听到了一声询问。”于是坚决表示：“不，我只走到半路，我还要往前！我一定会[i]走到那个地方……”（第346页）这在小说中既是一种现实召唤，更是人生历练与超越的一种隐喻。 当然，张炜笔下的淳于宝册虽然是一个不断追求、探索心灵和精神高地的人，但并不是李音式的完美典型，从中也可见作家的批判意识。如用李音作为镜子，淳于宝册仍是一个有太多缺失的精神追求者。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他的欲望膨胀，尤其是对于女性的欲望。虽然后来淳于宝册试图从欲望场中抽身，但他对黄金海岸的渴望，对于欧驼兰的暗恋与追求，对于情妇式的包养蛹儿，都可看出他无法从欲望中自拔。这与李音的清纯圣洁形成鲜明对照。二是他的老谋深算。比起琴声一样单纯的李音，淳于宝册是个阴谋家，为达到一己目的，竟费尽心思与吴沙原和欧驼兰“斗法”，前面的总经理、女副总及一般人都是其打手，甚至是他手下的木偶，于是就显示了这个董事长的品位。三是他的虚伪。虽然在黄金海岸和欧驼兰之间，连淳于宝册自己也不知道他更想得到哪一个，但面对吴沙原、欧驼兰以及总经理和女副总们，淳于宝册做着各种表演，其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世俗难辨。以至于淳于宝册自己感叹：“人世间，没有比说谎再累的事情了。”（第212页）因为对于吴沙原、欧驼兰和他手下一般人，淳于宝册一直都在“说谎”，在表面的智慧之下其实透露出他的城府与狡诈。这与李音也有天壤之别。 在张炜笔下，我们既看到了在李音的精神引导下，淳于宝册的心灵洗礼和精神超越，也看到了他与李音的巨大差距，甚至在欧驼兰和“二姑娘”的映照下，更显出他的世俗与浅薄。这是在张炜笔下型塑的一个追求完善而不得的图谱：其中淳于宝册既有突破和超越，又有难以达到的方面。应该说，像张炜这样集中笔力刻画“人生历练和完美追求”的心灵与精神苦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具有新意，在当代作家笔下也是很少见的，在中国新文学中也具有代表性。 然则，小说《艾约堡秘史》中的精神超越性也存有局限：首先，李音的精神高度何在？他是否能代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想的人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境界？张炜虽强调李音的纯洁、美好、善良，但似乎还有些简单化甚至概念化，因此其精神引领也就显得有些脆弱和难以置信。其次，欧驼兰和“二姑娘”虽是美好的象征，但由于前者的单一和模糊，后者的神话性质，其精神引领也就缺乏现实基础。再次，淳于宝册对于完美的追求丰富多样，其精神探求和回归也合乎情理，但由于他与李音、欧驼兰、吴沙原之间的关系缺乏清晰的定位，致使淳于宝册的精神成长处于飘浮状态，也就影响了对其进行的深度开拓。换言之，由于张炜小说的心灵和精神追求更多停留在形而下世界，形而上的探寻并不突出，这就容易导致“大道”不显。以淳于宝册迷恋于研讨“爱情学”为例，他觉得那些容易让女人上手的男士情种最值得研究，“我除了爱好民俗、嗜读，还专心研究起‘爱情’来了。哦，这是个事关你我和所有人、古人今人的大题目。这个题目值得一个人耗上多半生，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这种事囊括了全世界的奥秘，是一切学问中的学问！”“真正的大天才就藏在民间，在男女情场中！”“这些圣手高人……只需用一个眼神就能把高傲的女子搞定。从此她就中了魔法一样活不自在了……有的浪子甚至极有可能使用气味，当然这也算返祖现象了，他们一见中意的女人就施放出一种气息，那个女人也就被熏晕了，心理飘飘悠悠，再也没法好好过日子了。”（第217—219页）我认为，这样的“爱情学”或“骚情学”被淳于宝册说得头头是道，其实也不过是无聊的世俗之举。最为重要的是，作家没有将此放在与李音、欧驼兰的关系中来表现，也与其精神追求格格不入。可以说，一面以纯洁的李音为人生的精神楷模，一面大谈“爱情学”和“骚情学”，那么作家对于淳于宝册的这一矛盾性持怎样的态度呢？从中可见作家的矛盾与含糊之处。 三、人的情怀与物的世界 自从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观念之后，中国新文学就进入一个更重视“人”、强调“人”，而相对忽略“物”的语境。于是，更多作家津津乐道于写“人”，而“物”则被弱化，即使写“物”也是作为背景、宾语，至多是以拟人化手段呈现。这就导致“人”与“物”在文学表现中的“二分”甚至天壤之别。久而久之，作家对于“物”失去了认知、观照、描写的能力。一部新文学史于是主要变成“人的文学”史，而天地万物自觉不自觉被排除在外，甚至变得可有可无了。张炜除了写人，也是写物的高手，在他笔下的一草一木常被书写得款款有情，甚至别有一番天地。像《刺猬歌》就是关于天地万物的集大成者，有论者说：“作者以生花妙笔写活了自然万物，不仅刺猬、狐狸、土狼、海猪、尖鼠、兔子等充满灵性的动物栩栩如生，而且土地、树木、花草、河水、月光、风雨等等也都有着感性甚至神性的质地。”[2] 《艾约堡秘史》也承继了这样的观念和风格，且在某些方面又有所丰富和发展。 小说中的动植物以及无机物似乎都是有灵性的，也是有性格和品格的。淳于宝册浏览书架，“他咝咝吸气掩饰着惊异，脚步放得轻轻，生怕打扰了沉睡的精灵”（第206—207页），这是对书籍怀着敬畏之情。张炜这样写树木被砍伐时的情景：“大树岿然不动，碧绿枝丫举向高空，像一个英气逼人的男子。哧哧的拉锯声响了许久，树桩已锯开一半。大树还是威风凛凛地挺立。锯到三分之二时，要用斧子在开锯的另一面砍一个长长的豁口，这样两人奋力推拥一会儿，大树就倒下了，发出震撼半个林子的‘啪啦啦’巨响。大树倒地时拍起一阵沙尘，细小的枝丫和碎屑溅到四周。”作者接着说：“一声‘噼噼啦啦’的声音响起，是一棵大树倒地前的呻吟。”这样的描写可谓细致入微和惊心动魄，更将大树的灵性与神圣突显出来。而当淳于宝册的“脚被一棵酸枣勾住了”（第347—348页），跑来想帮他的山福被倒地的大树压死时，这里是否充满某些神秘和难以言说的忌讳？ 张炜在小说中，还常进行“人”与“物”的相互观照，即将二者视为某种相通的存在，从中体悟各自的性格与品格，也展示某种难以言喻的隐秘或密码。在蛹儿的眼里，大海有这样的美：“纯洁的蓝色一望无际，比天空的颜色更深沉，像一个浪漫的男性，而天空好比一个天真的女性。”（第183页）另外，蛹儿还能从男人的睡梦中体会“蟒蛇那样的声音”（第192页），发现老中医有“猫头鹰一样似的圆眼”（第257页）；淳于宝册能感觉到有些人的“耳朵像驴一样长”（第269页），开得很快的车子“好像一个边走边想的爬行动物”（第270页），发现总经理“鼻子有了鹰钩的倾向”（第244页）；淳于宝册的妻子“老政委有一次像扒开马嘴那样检查了自己，说他的牙齿内扣，就像马牙，预示了过人的精力”（第303页）。这种“人”与“物”相互映照的写法，使张炜小说突破“人的文学”的局限与偏向，获得“物”的视点与灵感，有助于更好地表现世界人生的本相。 《艾约堡秘史》在“人”与“物”的关系中，还有一个特点：作家将“人”赋予一定的“物性”，即董事长淳于宝册喜欢给每个人以“物”命名，从而显示其独特的“这一个”。如写到曾害死奶奶并将自己逼上绝路的人叫“钎子”，他有一双像“锥子”一样骇人的目光。那个被董事长提拔、，但因勾引女孩子的大学生，被称为“一只三瓣嘴的兔子”（第261页），是“眼镜兔”。矶滩角小旅店的店主被叫成“老鲇鱼”。总经理的外号是“老肚带”，因为他的腰带又宽又大又厚，让人想到古代将军的护腰镜。手下的职员有的叫“锁扣”，有的叫“昆虫”，有的叫“小溲”。吴沙原这个“火孩”被称为“老毛猴”。欧驼兰在淳于宝册眼中，“她的脖子比一般人要长，洁白的长颈让人想起羊。准确点说她让他又一次联想到羊驼这种动物”（第234页）。有趣的是，“艾约堡”主任（也是“内主人”）竟被淳于宝册称为“蛹儿”，这是对她被“金屋藏娇”保护起来的形象化概括，也是对她的相貌、光润、圆滑等的概括。更有趣的是，整个企业也是用动物“狸”命名为“狸金集团”，而乐此不疲为他人起外号的董事长，竟也被新来的保洁员暗地里起名叫“老山货”。所谓“老山货”，“在当地通常指那些生了杂毛的老兔子”。对此，董事长不仅没有愤怒，反而有些赞许道：“这个会取外号的孩子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第298页）大有“将遇良才”之慨。还有，“艾约堡”中养了一头小母牛做宠物，竟被主人戏称为“花君”，这是以人喻牛的方法. 应该说，张炜小说《艾约堡秘史》为其“人”与“物”的关系书写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像蛹儿、羊驼、老肚带、老山货、钎子、锁扣、花君等都是如此。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新文学史上都有它的价值。小说对于“物”的看重，以及强调“物性”和其中包含的“天地智慧”，也是对“人的文学”的反拨，有助于获得天地情怀与天地境界。不过，也应该注意，如果过于随意用“物”给人取名或外号，也会导致过于雷同化和不准确、不易记的局限，因为毕竟非常有特色的动植物并不多见。更应注意的是，小说中用“跛子”来代替“蛹儿”的第一个男人，有不尊重残疾人的局限，不管实际上他是怎样一个男人。 四、恣意品评与自我解嘲 小说《艾约堡秘史》有两个主要形象：一是淳于宝册，二是蛹儿。前者是狸金集团的董事长，是整个集团和艾约堡的主人；后者是艾约堡的主任，是淳于宝册的情妇，艾约堡的实际负责人。作家张炜有时也让蛹儿出来叙述，但显然她更多的时候是个“听者”，听淳于宝册叙述；整个小说的叙述人是淳于宝册，他自始至终承担着“讲述人”身份，即使以写出的“著作”形式出现也是如此。透过淳于宝册的叙述，我们分明感到叙述人后面作家张炜的价值选择、情感流动、审美意趣。如将淳于宝册作为舞台上的一个主角，我们既可从其表演中理解这一形象，也可通过他来体会后面的导演——作家张炜的倾向性和文化选择。 整体而言，淳于宝册的叙述是酣畅淋漓的。他仿佛以全知全能、无所不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江山和激扬文字。就像一个国王，淳于宝册成为狸金集团的掌控者，而且是那种顺其自然、以退为进的操纵者；对于蛹儿，他如同施了魔法一般，让这个魅人的女子心甘情愿臣服于脚下；即使对于吴沙原和欧驼兰这两个难以对付的角色，淳于宝册也充满自信和霸气地认定，那是可以从容搞定的。因此，作家让淳于宝册像得了魔杖一般，给众生施法，兴之所至和随心所欲地表情达意。在此，最值得肯定的是，淳于宝册那种驾轻就熟的“恣意品评”欲望和能力。他点评起人与事，有时竟能达到出口成章、点石成金之妙！其随处可见的创造性、灵思、妙悟如云出岫、似水自流，有撒豆成兵之感。这使得张炜小说摆脱了呆板、模式化与平庸，进入一个充满智慧、幽默感与自由的天地。 首先，对于总经理淳于芬芳，作为男人却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这本身就有点幽默滑稽。所以，淳于宝册对蛹儿说过：“我孙子淳于芬芳取了个娘们儿名，也像娘们儿那样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第194页）因为他是淳于宝册的孙子辈，所以就被董事长戏称为“我孙子”，虽然他们年龄相仿，差不了多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戚。有趣的是，淳于宝册为淳于芬芳起了个外号叫“老肚带”，因为后者小肚子大，又喜欢扎条又宽又粗又厚的皮带。所以，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一种具有讽喻、宣泄、创意的点评频现。当谈到计划开发三个渔村时，老肚带提到“开发带”，于是淳于宝册笑说：“‘开发带’‘老肚带’，都有一个‘带’字。”（第186页）其次，对于蛹儿，淳于宝册总是信口开河，有时称她为“大春娃娃”（第224页），这更像对于“蛹儿”的类比。有一次，他借蛹儿曾经的两个男人“跛子”和“瘦子”说：“其实我早就有个想法，就是将来有机会把你那个跛子、瘦子，再加上村头和少尉几个人请到一张桌子上，大家好好喝一场。这多么有意思啊！”当蛹儿脸红时，他又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人。有人收集拉网号子，而我收集情种。”（第184页）幽默感中透出放肆与对蛹儿的不尊重。再次，对于其他人，淳于宝册也常常异想天开地议论开去，其中透出老到与凶狠。对于为他写材料的老楦子，淳于宝册竟然说：“记得有一年末尾，我想让人评选全集团最能放屁的人。”看着“愿洗耳恭听”的老楦子，淳于宝册又指着老楦子说：“我看真要评起来，那个胜出的人就是你了。”（第180页）因为对手吴沙原的老婆被海岛上一个中尉吸引去了，淳于宝册悄然去观察过，他发现中尉复员后当了鸟儿博物馆的馆长，吴沙原的妻子则成为鸟儿管理员，于是他对不明所以且一无所知的吴沙原这样讲：“比如说那个岛上管鸟的家伙，实在说完全可以判定为其貌不扬，也并不拥有万贯家财和什么大权柄，他怎么就能把你的小爱人顺手牵羊掳了去？我在这儿毫无恭维之心，只是抱着严肃的学术态度来探讨：他凭什么、为什么就能那么方便地弄走别人的爱妻？要知道你为她付出了那么多，一块儿生活了那么久，这种割舍对双方哪一个都难上加难！由一个外人冷静判断，你和那个管鸟的人压根就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第217—218页）这话有点一针见血，也是在吴沙原伤口上撒了一大把盐，最重要的是，面对吴沙原的茫然无知，淳于宝册能如此“恣意评说”，既可见淳于宝册的放任自为，也可见作家的笔底生风、潇洒飘逸。 淳于宝册还有个特点，他喜欢用味道来形容人与事，尤其是女性，可见他的偏好、敏锐和任性。他写欧驼兰是“那种悄悄泛起的四月天的槐花香气”（第188页），写蛹儿是“麦黄杏味儿”（第193、316页），写喜莲是“花斑小牛”气息、“有一种臭臭的奶腥气”（第343页），写女副总是“一股野猪的气味”（第189页）、“一股土腥气”（第275页）。这些气味既对应了人物性格，也包含了人物的心灵品质，还包括了评价者淳于宝册的认知、判断、感觉和审美趣味。更为重要的是，淳于宝册的恣意情怀和人生态度。当然，最后也反映了作家张炜的明敏、洒脱和幽默。张炜还让秘书白金闻到老中医“身上有一股生胶皮的味道”（第195页），让蛹儿从淳于宝册身上闻到小母牛一样的味道，。味道是作家感觉人物、表达喜忧和评价是非的重要手法。 淳于宝册不仅取笑和讽喻别人，他还自我取乐和自嘲，从而将自我形象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一般来说，只会取笑和讽喻他人，还不算最高明的；勇于嘲讽自己，拿自己寻开心，才进入一个新境界，才会获得一种大自由和忘我境界。如他自评说，“我像一个体面的恶棍！”（第277页）。最典型的例子是，因被淳于宝册重用，总经理到好几所大学学习过，于是进步很快。然而，淳于宝册总是自我解嘲说，自己上的是“流浪大学”；淳于宝册还称自己的妻子是“老政委”，但却自谦“我只相信老政委，宁可在她手下当一个小兵”；淳于宝册还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足见他的自信与自卑、自大与自嘲：“自己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饱读者，有时被各种知识弄得傻里傻气的。事实上真的如此，文明和教养的幻觉或者诱惑，在自己身上造成了严重后果：曾经在所不惜地收购了一家精致书店，集团内部建有大小几座图书馆，艾约堡里也有；最不可救药的是自己著述的嗜好与能力……一切都会证明某种宿命般的必然，或者说人生的劫数。”（第187—188页）可以说，在整个小说中，这样的自怨自艾式解嘲随处可见，显示了人物内涵的丰富性：洒脱中又一直有些粘连。 当然，除了淳于宝册，小说中的不少人物也都受到诙谐幽默、自我解嘲等影响，这从整体上营造了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智慧文本，从而构建了张炜独特的美学趣味。这样的文本是一种在张扬中有内敛、在放任中有韵味、在紧张中有放松、在幽默中有思考，是一种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如董事长淳于宝册向总经理淳于芬芳直言：“我看你越来越像‘天蓬大元帅’了！淳于宝册盯着对方又大又亮的皮带钎子。老肚带说：‘过奖了。’女副总发笑，她知道董事长在骂他蠢猪呢。”（第274页）淳于宝册还对老肚带说：“说假话的滋味不好受。”（第222页）不管怎么说，整个小说的设计师是张炜，所以人物的恣意讽喻和自我解嘲都是由于作家本身的智慧与热情，所以他这样写淳于宝册：“因为是一个大动物，需要很大的窝。他悉心规划了总部大楼的顶层，让那儿变为一个世界、一个梦想的荒原，他像一只被放生的野物，一天到晚在丛林中溜达。”（第82页）对于“幽默”，一般人往往都不以为然，甚至将之视为滑稽可笑和对社会有害。其实，站在人生角度看，幽默是人生观和价值观成熟的标志，有人说：“人类一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与渺小、愚蠢与矛盾，就会有幽默者产生。”“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惟有放纵的心灵，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3]因此，张炜小说叙事的这一笔法是与心灵和智慧相关的，是一种心智的花开。 张炜小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风格，与他多年生活于齐地、所受齐地文化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他曾坦承：“如果说我的所有作品和其他作家有些差异，那么这些差异，这些浪漫与幻想，应该就是齐文化的产物。”[4] 一般人总以为，齐鲁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其实不然，在齐鲁文化中有“齐”有“鲁”，“齐”尚在“鲁”前，由此可见“齐”的重要性。二者虽都是齐鲁文化大地上的奇葩，有其共性，但又各有不同。用司马迁的话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龌龊。”[5] 班固也说：齐地，“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6] 这是必然的，齐地深受海洋文明、道家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影响，这就必然带来其重实利、好议论、宽缓豁达、幽默风趣、足智多谋的特性。这在张炜小说尤其是淳于宝册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除此之外，小说还受东夷文化的影响，如有学者认为《齐风》基调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东夷文化开朗乐观的传统，二是齐人舒缓阔达的气质，三是齐人幽默诙谐的性格。[7] 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写淳于宝册：“他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书，写的是这里属于古代东夷地区，当地礼数正经不少哩，自古以来野性难驯，同时拥有独特的文明。古‘铁’字是由金属旁加一个‘夷’字，那是记载他们发明的炼铁术。这个传承了东夷血脉的铁石心肠至今未化。”（第202页）由此可见，淳于宝册将东夷性格与铁、与吴沙源的刻板或倔强联系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张炜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艾约堡秘史》中也不例外，这在李音这一形象、淳于宝册的精神追求，以及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正气”上，都有充分体现。 总之，《艾约堡秘史》表面看来是远离现实的，但它实际上较以前更好地贴近了现实，并探讨当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现代化与市场化、资本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问题；作品虽然像以前一样写到社会之恶，以及它对正直、善良、美好的践踏，但比以前更重积极人生观和正能量的书写，尤其通过淳于宝册这个从苦难中走出的人性美的追求者，他所能达到的觉醒程度和努力高度，从而提出一个真正的人生价值意义问题；小说还继承了以往对于天地自然的重视和强调，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即将万物尤其是动植物性的深度理解融入小说，扩展了视域、深化了主题、强化了风格；张炜还在小说中充分运用齐文化的叙事智慧，有创造性地使写作进入自由潇洒、幽默多趣、摇曳生姿、变化无穷的境界，这对于他以往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下的文学创作都是一个较大的超越。至于如何更好地塑造淳于宝册这个形象，使其充满天地大道和人生智慧，以服务于小说主旨，张炜还有点笼统和模糊，这也是小说的不足和需要提升之处。 注释： [1]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白居易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页。 [2]任雪山：《张炜<刺猬歌>浓郁的生态思想》，《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林语堂：《中国人》第2版，郝志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77页。林语堂：《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张明高、范桥编：《林语堂文选》上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404页。 [4]张炜：《不在高原，就在路上》，《新京报》2010年9月15日。 [5]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65—3266页。 [6]班固：《汉书·地理志》，《汉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61页。 [7]参见李兆禄：《<诗经·齐风>欢快愉悦的感情基调及其成因》，《九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