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小说发展至今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作品不断走低,进入自我欲望的宣泄和疯狂写作,甚至出现文学观念的异化。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作家直言,文学都是虚假的,甚至是有病的。二是作品不断砥砺前行,在经历了现实人生陶冶与心灵淬火之后,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张炜显然属于后者,他是文学的长青树,多年来一直靠信仰和韧劲从事文学事业,描绘人生图景,所以能给人以精神的引领、情感的慰籍以及美的享受。《艾约堡秘史》这部小说仍在坚持写张炜一贯的文学母题,但又不乏新意,尤其在文化探求与精神超越上有新的追求,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一、资本力量与文化保护 过于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当下不少作家的追求。他们或沉溺于历史,或在自己的呓语中陶醉,惟独唯独不关心时代、政治、读者,于是文学成为孱弱的寄生物。张炜一直与中国的时代发展、历史演变、社会进步同行,也做出自己的思考,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坚实地基和力量源泉。这在隋见素、淳于等人关于城乡关系的选择中可见一斑。《艾约堡秘史》表面看是关于一个“堡”的“秘史”,其实却没有离开对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关注,而对于“资本和文化”的关系所做的思考与阐释,颇具价值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超越了隋见素们。 小说的一条线索是狸金集团的成长、扩张与疯狂。这个靠资本力量形成的无所不能的统治者,不仅是靠强力和工人的鲜血发展壮大起来;即使在艾约堡这个后花园中,也以其无所不在的讲究与背后淘空的山体,隐喻了其强大的侵蚀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对于三个渔村尤其是矶滩角的垂涎欲滴,以及惊人的压力。一方面,是总经理老肚带的野蛮式施压,他曾表示说:“放心吧董事长,我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事情办妥。”[1]所以, 他对村庄和村民采取的完全是这种“掘地三尺”的强盗逻辑,背后依靠的即是资本的魔力。另一方面,是副总经理以女性阴柔的方式,慢慢渗透进村庄,从而形成一种润物无声和斜风细雨的干预力量。更可怕的是董事长的方式,他既软又硬、既暗又明、既慢又快、既假又真,从而更让村庄和村民无所适从、抵挡不住。面对最强硬有力的对手——村长吴沙源,小说这样写董事长淳于宝册:“淳于宝册抬头看着黄昏的灯光,磕打牙齿:‘人与人的脾气真不一样。换了我,我会对所有逼过来的人说一句:去你妈的!’他把目光收到吴沙源的脸上,‘我当然会尽力帮你。不过这帮家伙把事情做到了半截,马上收手也不可能。你是知道资本的力量的,在这个世界上,它重新显出了无坚不催的本质。四十年前它暂时藏了起来,但那是表面现象;如今它总算恢复了原形,露出了杀气’。”(第211页)这个实际的操盘手表里不一的一番说辞,其实是透出阴森森的杀气的。在此,小说显然具有道德的审视与批判力量,即对于狸金集团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霸道与盲目,给予质疑与否定。用吴沙原的话说就是:“是因为有了狸金,整整一个地区都不再相信正义和正直,也不信公理和劳动,甚至认为善有善报是满嘴胡扯。”(第313页)这也透露了作家的内在化观念。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对于渔村和渔村文化的保护。小说设定了两个人物,一是矶滩角这个小渔村主任吴沙原,他在妻子跟人莫名其妙跑了的情况下,一门心思致力于村庄发展,尤其想通过保护具有数百年原生态的渔村,全力与狸金集团做斗争。这是一个来自城市,但有自己的文化理想和追求,与渔村和村民同呼共吸的人物,是作家笔下的一个理想人物。二是民俗学者欧驼兰,她主动放弃大都市,来到海边渔村尤其是常住矶滩角,全力搜集拉网号子,并与吴沙源一起参与渔村的保护工作。欧驼兰从事的正是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伟大神圣工程,是一种与市场资本运作相对抗的义举。为达到文化遗产的保护目的,他们二人带领村民拒绝种种诱惑,铁了心与资本力量抗衡,表现出文化的潜在力量和韧性。 还有一条辅助线索是地方政府。小说虽没有直写政府,而是透过狸金集团和吴沙原来折射的,但同样具有穿透力。在资本面前,地方政府显然无视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与保护,更不顾正义、平等和人权,而是一边倒地全力支持狸金集团和资本运行。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与经济至上理念下,这个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文化的破坏者与公正的扼杀者。小说的批判力量是深刻有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市场与文化保护之间,小说的立场非常明确:虽然资本市场拟将三个渔村打造成黄金海岸,其经济效益相当可观,现代化进程会得到加快,但人们将永远失去文化记忆与精神家园,失去一个民间文化的内在底气与生命原色。可以说,这是小说的价值所在,它超越了经济至上的发展模式,也否定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希望对资本力量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警惕,以确立文化保护特别是强调渔村、海洋文明的重要价值。这在当下小说创作以及张炜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都是值得肯定的价值取向。 不过,如何处理好资本市场与文化保护的关系,而不要停留在简单的取舍上面,以赋予二者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这是张炜小说疏于考量和深入探讨之处。这是因为,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资本市场不会全是负面的,它对包括广大乡村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也不可低估。因此,一面要写出资本市场的消极力量,强化文化保护的重要性甚至极端性;另一面还要看到资本市场所带来的现代化变革力量——一种令中国由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迈进的驱动力。当然,还要写出资本市场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张力效果:何时应让资本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突破乡土文明的固化观念,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何时在“以文化保护为先”的原则下,限制甚至抑制资本市场对于民间文化的破坏与毁灭?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提出了问题,也给予了明确的资本市场批判和文化保护立场,以及解决之策,从而将创作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与境界;但也有简单化之嫌和保守主义倾向。在这方面,小说对于狸金集团对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少有展示,肯定的也不多,更没有注意其在现代化诉求上所做的努力。 二、人生历练与完美追求 许多作家是没有人生追求的,尤其缺乏美好的人生追求,他们甚至对于真、善、美都不屑一顾。于是,在今天真正能给人以启迪、指导的文学不是越来越多,而是比较少见。其实,好的文学应是作家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一同成长,而不是不断坠落和堕落。就如白居易所言:“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1] 张炜小说属于励志小说,也属于人的心灵史书写,所以往往有光泽、韵致、格调、品味,是有着美好的向往与追求的。《艾约堡秘史》实际上是一部追寻有价值的美好人生的历史。 狸金集团的董事长淳于宝册经历了残酷人生:幼年丧父;不久,母亲就被村里一个恶棍反复强暴,后来瘦得不成人样,实在受不了虐待,母亲先杀死恶棍,然后自杀;少年的大部分时光一直与奶奶过活,但好景不长,奶奶去世;上学时,遇到李音校长,人生刚有希望,李音又被抓和打死;于是,他走上了逃亡之路,但不幸的是又被恶人抓住,折磨得半死。可以说,凄苦不幸与人生的炼狱一直是他的底色。在张炜笔下常写到这样的苦难人生,如《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蜡。而淳于宝册所受的苦是没有边际,超于常人的。不过,在作者笔下,淳于宝册并没有悲观厌世,更没有堕落和绝望,而是靠钢铁一样的意志成就了一番伟业,成为一个庞大集团的董事长。如果小说仅止于此,那是远远不够的,它至多就是一本普通励志小说。最重要的是,作家赋予笔下主人公以心灵的超越性和精神高标,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他一生嗜读,酷爱书籍,也喜欢写作,所以博学儒雅,这使他与那些暴发户区别开来。这令同行更令民俗学者欧驼兰都大为惊异。所以,小说写淳于宝册喜欢逛书店,喜欢藏书,喜欢阅读,他的“艾约堡”就是一个大书库。应该说,一个爱书如命、耽于读书的人一定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是一个可爱的角色。 第二,他喜善、爱美、感恩、温情,有着较高的人生格调。这在他对待女性、恩人、手下人甚至普通人时,都有所展示。比如,虽然他身边有不同的女性,但显然是有本质差别的:对于“小狗丽”,他多了些感恩;对于妻子“老首长”,他多了些同甘共苦与敬畏之心;对于蛹儿,他有情人的心气相通;对于欧驼兰,他有崇尚之情和神圣感,仿佛像拉网号子中的“二姑娘”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女性典范,是美好的象征。最突出的是蛹儿与欧驼兰的比较,一下子将淳于宝册的女性审美拉开了距离:蛹儿周身透出“风骚”的世俗性,所以并不能让淳于宝册产生心灵共鸣和精神倾慕;而欧驼兰则是真、善、美的象征。蛹儿不断变换性伴侣,而欧驼兰却是那么纯洁;蛹儿有贵族心,所以遇到和对待董事长就禁不住自己的低调姿态,也显出她的那个“小”字;欧驼兰却有“平常心”,面对董事长开出数百万元的聘金,她毫不动心。因此,二人在淳于宝册看来,一个是受保护的情人,一个是仰慕的女神。作者这样写淳于宝册对于欧驼兰的感受:“我从第一眼看到那个姓欧的女子就被闪电击中了,然后再也不能自拔。”“后来我才发现那主要是一双眼睛的缘故,它们明亮含蓄,看这个世界时常常走神。我离开她很久还是能感到那目光。我有时想回到她那儿,就像一心要回到一个梦境一样。”“我那天从海边草寮回来时突然明白,自己流浪了十一年,原来一直在找一条回家的路。”(第179页)总之,透过不同的女性,可以看到淳于宝册是温文而雅的成功人士;通过淳于宝册眼中的女性,亦可见其审美趣味,那是一个超越世俗性而进入高尚审美境界的追求。还有,淳于宝册对于李音父亲、曾给她帮助的人(三道岗的老妈妈、山屋的老人、“小狗丽”、翻鼻子姑娘),都感恩于怀,反映了他有着人性的光泽。有时,淳于宝册表现出善良和正义,他对蛹儿这样叙述:“我要说的是,你刚才的话虽然有些过誉,但关于狸金的基本事实却毫无歪曲。诚如你所言,集团各公司均依法依规行事,不得越雷池一步,自我训诫。”谈到淳于芬芳,他告诉蛹儿他的态度,“我要提醒你这个权高位重的大肚子,千万别忘记自己的出身,这辈子再发达也别欺负老百姓,老天看着,老天有眼”。(第194页)这样的表述在淳于宝册那里,有虚伪的情分,有在情人面前故做姿态的把戏,但也有真情和善意在,否则他很难说出这样有敬畏心和底层情怀的话。 第三,由一个痛苦不堪的病躯,变得逐渐好起来,这既是一个生理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和精神问题。由于饱受苦难磨砺,淳于宝册落下了一个病根:每到秋天,他就会犯病,一种极度痛苦和恐惧的大病一场。然而,经过治疗,更经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在两个女人,特别是与欧驼兰的接触中,最后一个冬天终于没有犯病。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淳于宝册更大的心路历程变迁,也是他最后获得自主性和找到自我的关键。 第四,他功成而欲身退,希望改变原来的生活轨迹,进入一个更有品质和意义的自我自由状态。董事长的生活,让一般人羡慕不已,但这种所谓的成功却让淳于宝册感到厌倦,于是他想换一种活法,进入读书、思考、写作、散淡的生活状态。这一省悟与自觉超出一般企业家,也提供了在物质世界外,还有别一种更重要的人生,那就是生活的悠闲从容、心灵的充实饱满、精神的高尚圣洁。 第五,他有美好的信仰和目标,那就是以他的老师——李音校长为楷模。在整个小说中,张炜多次写到李音,这是让淳于宝册感到温暖、美好、快乐、幸福的源泉,甚至成为他人生价值意义的所在。最早在入学时,李音抚摸他的头,后来鼓励他读书、写作,即使李音不在了,淳于宝册也一直没有忘记老师,一直将老师的光辉留在心间,并成为自己的人生典范。这是淳于宝册能由一个“非人”变成“真正的人”的背景和标杆。作者这样写淳于宝册对于李音的美好感受:“宝册越来越多地去李音那儿,除了借书还书,就是听他拉一只美妙的琴。李音修长的手指灵巧极了,在琴弦上飞动,看得人眼花。”“他心里有阵阵冲动,就像在一片绿蓬蓬的原野上随着琴声奔跑,胸前扑满春风。”“他脸色红红的,额上渗出了汗粒,在心里说:我如果能拉琴该多么幸福啊!那时候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忧愁的人了。”(第102—103页)而从蛹儿眼里,也可看到李音之于淳于宝册的意义,小说写道:“蛹儿没法安慰这个哀伤的男人。她这时再次明白:这世上没人能够取代李音。那个老师会一直伴随他,用目光指引他。可他还是迷路了,像一个茫然无措的孩子。”(第226页)只要有师在,即使暂时迷惑了,也不可怕,也有机会进一步提升。淳于宝册还曾与李音有这样的“隔空”对话:“他仿佛从夜色中看到了李音责备的目光,听到了一声询问。”于是坚决表示:“不,我只走到半路,我还要往前!我一定会[i]走到那个地方……”(第346页)这在小说中既是一种现实召唤,更是人生历练与超越的一种隐喻。 当然,张炜笔下的淳于宝册虽然是一个不断追求、探索心灵和精神高地的人,但并不是李音式的完美典型,从中也可见作家的批判意识。如用李音作为镜子,淳于宝册仍是一个有太多缺失的精神追求者。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他的欲望膨胀,尤其是对于女性的欲望。虽然后来淳于宝册试图从欲望场中抽身,但他对黄金海岸的渴望,对于欧驼兰的暗恋与追求,对于情妇式的包养蛹儿,都可看出他无法从欲望中自拔。这与李音的清纯圣洁形成鲜明对照。二是他的老谋深算。比起琴声一样单纯的李音,淳于宝册是个阴谋家,为达到一己目的,竟费尽心思与吴沙原和欧驼兰“斗法”,前面的总经理、女副总及一般人都是其打手,甚至是他手下的木偶,于是就显示了这个董事长的品位。三是他的虚伪。虽然在黄金海岸和欧驼兰之间,连淳于宝册自己也不知道他更想得到哪一个,但面对吴沙原、欧驼兰以及总经理和女副总们,淳于宝册做着各种表演,其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世俗难辨。以至于淳于宝册自己感叹:“人世间,没有比说谎再累的事情了。”(第212页)因为对于吴沙原、欧驼兰和他手下一般人,淳于宝册一直都在“说谎”,在表面的智慧之下其实透露出他的城府与狡诈。这与李音也有天壤之别。 在张炜笔下,我们既看到了在李音的精神引导下,淳于宝册的心灵洗礼和精神超越,也看到了他与李音的巨大差距,甚至在欧驼兰和“二姑娘”的映照下,更显出他的世俗与浅薄。这是在张炜笔下型塑的一个追求完善而不得的图谱:其中淳于宝册既有突破和超越,又有难以达到的方面。应该说,像张炜这样集中笔力刻画“人生历练和完美追求”的心灵与精神苦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具有新意,在当代作家笔下也是很少见的,在中国新文学中也具有代表性。 然则,小说《艾约堡秘史》中的精神超越性也存有局限:首先,李音的精神高度何在?他是否能代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想的人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境界?张炜虽强调李音的纯洁、美好、善良,但似乎还有些简单化甚至概念化,因此其精神引领也就显得有些脆弱和难以置信。其次,欧驼兰和“二姑娘”虽是美好的象征,但由于前者的单一和模糊,后者的神话性质,其精神引领也就缺乏现实基础。再次,淳于宝册对于完美的追求丰富多样,其精神探求和回归也合乎情理,但由于他与李音、欧驼兰、吴沙原之间的关系缺乏清晰的定位,致使淳于宝册的精神成长处于飘浮状态,也就影响了对其进行的深度开拓。换言之,由于张炜小说的心灵和精神追求更多停留在形而下世界,形而上的探寻并不突出,这就容易导致“大道”不显。以淳于宝册迷恋于研讨“爱情学”为例,他觉得那些容易让女人上手的男士情种最值得研究,“我除了爱好民俗、嗜读,还专心研究起‘爱情’来了。哦,这是个事关你我和所有人、古人今人的大题目。这个题目值得一个人耗上多半生,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这种事囊括了全世界的奥秘,是一切学问中的学问!”“真正的大天才就藏在民间,在男女情场中!”“这些圣手高人……只需用一个眼神就能把高傲的女子搞定。从此她就中了魔法一样活不自在了……有的浪子甚至极有可能使用气味,当然这也算返祖现象了,他们一见中意的女人就施放出一种气息,那个女人也就被熏晕了,心理飘飘悠悠,再也没法好好过日子了。”(第217—219页)我认为,这样的“爱情学”或“骚情学”被淳于宝册说得头头是道,其实也不过是无聊的世俗之举。最为重要的是,作家没有将此放在与李音、欧驼兰的关系中来表现,也与其精神追求格格不入。可以说,一面以纯洁的李音为人生的精神楷模,一面大谈“爱情学”和“骚情学”,那么作家对于淳于宝册的这一矛盾性持怎样的态度呢?从中可见作家的矛盾与含糊之处。 三、人的情怀与物的世界 自从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观念之后,中国新文学就进入一个更重视“人”、强调“人”,而相对忽略“物”的语境。于是,更多作家津津乐道于写“人”,而“物”则被弱化,即使写“物”也是作为背景、宾语,至多是以拟人化手段呈现。这就导致“人”与“物”在文学表现中的“二分”甚至天壤之别。久而久之,作家对于“物”失去了认知、观照、描写的能力。一部新文学史于是主要变成“人的文学”史,而天地万物自觉不自觉被排除在外,甚至变得可有可无了。张炜除了写人,也是写物的高手,在他笔下的一草一木常被书写得款款有情,甚至别有一番天地。像《刺猬歌》就是关于天地万物的集大成者,有论者说:“作者以生花妙笔写活了自然万物,不仅刺猬、狐狸、土狼、海猪、尖鼠、兔子等充满灵性的动物栩栩如生,而且土地、树木、花草、河水、月光、风雨等等也都有着感性甚至神性的质地。”[2] 《艾约堡秘史》也承继了这样的观念和风格,且在某些方面又有所丰富和发展。 小说中的动植物以及无机物似乎都是有灵性的,也是有性格和品格的。淳于宝册浏览书架,“他咝咝吸气掩饰着惊异,脚步放得轻轻,生怕打扰了沉睡的精灵”(第206—207页),这是对书籍怀着敬畏之情。张炜这样写树木被砍伐时的情景:“大树岿然不动,碧绿枝丫举向高空,像一个英气逼人的男子。哧哧的拉锯声响了许久,树桩已锯开一半。大树还是威风凛凛地挺立。锯到三分之二时,要用斧子在开锯的另一面砍一个长长的豁口,这样两人奋力推拥一会儿,大树就倒下了,发出震撼半个林子的‘啪啦啦’巨响。大树倒地时拍起一阵沙尘,细小的枝丫和碎屑溅到四周。”作者接着说:“一声‘噼噼啦啦’的声音响起,是一棵大树倒地前的呻吟。”这样的描写可谓细致入微和惊心动魄,更将大树的灵性与神圣突显出来。而当淳于宝册的“脚被一棵酸枣勾住了”(第347—348页),跑来想帮他的山福被倒地的大树压死时,这里是否充满某些神秘和难以言说的忌讳? 张炜在小说中,还常进行“人”与“物”的相互观照,即将二者视为某种相通的存在,从中体悟各自的性格与品格,也展示某种难以言喻的隐秘或密码。在蛹儿的眼里,大海有这样的美:“纯洁的蓝色一望无际,比天空的颜色更深沉,像一个浪漫的男性,而天空好比一个天真的女性。”(第183页)另外,蛹儿还能从男人的睡梦中体会“蟒蛇那样的声音”(第192页),发现老中医有“猫头鹰一样似的圆眼”(第257页);淳于宝册能感觉到有些人的“耳朵像驴一样长”(第269页),开得很快的车子“好像一个边走边想的爬行动物”(第270页),发现总经理“鼻子有了鹰钩的倾向”(第244页);淳于宝册的妻子“老政委有一次像扒开马嘴那样检查了自己,说他的牙齿内扣,就像马牙,预示了过人的精力”(第303页)。这种“人”与“物”相互映照的写法,使张炜小说突破“人的文学”的局限与偏向,获得“物”的视点与灵感,有助于更好地表现世界人生的本相。 《艾约堡秘史》在“人”与“物”的关系中,还有一个特点:作家将“人”赋予一定的“物性”,即董事长淳于宝册喜欢给每个人以“物”命名,从而显示其独特的“这一个”。如写到曾害死奶奶并将自己逼上绝路的人叫“钎子”,他有一双像“锥子”一样骇人的目光。那个被董事长提拔、,但因勾引女孩子的大学生,被称为“一只三瓣嘴的兔子”(第261页),是“眼镜兔”。矶滩角小旅店的店主被叫成“老鲇鱼”。总经理的外号是“老肚带”,因为他的腰带又宽又大又厚,让人想到古代将军的护腰镜。手下的职员有的叫“锁扣”,有的叫“昆虫”,有的叫“小溲”。吴沙原这个“火孩”被称为“老毛猴”。欧驼兰在淳于宝册眼中,“她的脖子比一般人要长,洁白的长颈让人想起羊。准确点说她让他又一次联想到羊驼这种动物”(第234页)。有趣的是,“艾约堡”主任(也是“内主人”)竟被淳于宝册称为“蛹儿”,这是对她被“金屋藏娇”保护起来的形象化概括,也是对她的相貌、光润、圆滑等的概括。更有趣的是,整个企业也是用动物“狸”命名为“狸金集团”,而乐此不疲为他人起外号的董事长,竟也被新来的保洁员暗地里起名叫“老山货”。所谓“老山货”,“在当地通常指那些生了杂毛的老兔子”。对此,董事长不仅没有愤怒,反而有些赞许道:“这个会取外号的孩子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第298页)大有“将遇良才”之慨。还有,“艾约堡”中养了一头小母牛做宠物,竟被主人戏称为“花君”,这是以人喻牛的方法. 应该说,张炜小说《艾约堡秘史》为其“人”与“物”的关系书写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像蛹儿、羊驼、老肚带、老山货、钎子、锁扣、花君等都是如此。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新文学史上都有它的价值。小说对于“物”的看重,以及强调“物性”和其中包含的“天地智慧”,也是对“人的文学”的反拨,有助于获得天地情怀与天地境界。不过,也应该注意,如果过于随意用“物”给人取名或外号,也会导致过于雷同化和不准确、不易记的局限,因为毕竟非常有特色的动植物并不多见。更应注意的是,小说中用“跛子”来代替“蛹儿”的第一个男人,有不尊重残疾人的局限,不管实际上他是怎样一个男人。 四、恣意品评与自我解嘲 小说《艾约堡秘史》有两个主要形象:一是淳于宝册,二是蛹儿。前者是狸金集团的董事长,是整个集团和艾约堡的主人;后者是艾约堡的主任,是淳于宝册的情妇,艾约堡的实际负责人。作家张炜有时也让蛹儿出来叙述,但显然她更多的时候是个“听者”,听淳于宝册叙述;整个小说的叙述人是淳于宝册,他自始至终承担着“讲述人”身份,即使以写出的“著作”形式出现也是如此。透过淳于宝册的叙述,我们分明感到叙述人后面作家张炜的价值选择、情感流动、审美意趣。如将淳于宝册作为舞台上的一个主角,我们既可从其表演中理解这一形象,也可通过他来体会后面的导演——作家张炜的倾向性和文化选择。 整体而言,淳于宝册的叙述是酣畅淋漓的。他仿佛以全知全能、无所不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江山和激扬文字。就像一个国王,淳于宝册成为狸金集团的掌控者,而且是那种顺其自然、以退为进的操纵者;对于蛹儿,他如同施了魔法一般,让这个魅人的女子心甘情愿臣服于脚下;即使对于吴沙原和欧驼兰这两个难以对付的角色,淳于宝册也充满自信和霸气地认定,那是可以从容搞定的。因此,作家让淳于宝册像得了魔杖一般,给众生施法,兴之所至和随心所欲地表情达意。在此,最值得肯定的是,淳于宝册那种驾轻就熟的“恣意品评”欲望和能力。他点评起人与事,有时竟能达到出口成章、点石成金之妙!其随处可见的创造性、灵思、妙悟如云出岫、似水自流,有撒豆成兵之感。这使得张炜小说摆脱了呆板、模式化与平庸,进入一个充满智慧、幽默感与自由的天地。 首先,对于总经理淳于芬芳,作为男人却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这本身就有点幽默滑稽。所以,淳于宝册对蛹儿说过:“我孙子淳于芬芳取了个娘们儿名,也像娘们儿那样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第194页)因为他是淳于宝册的孙子辈,所以就被董事长戏称为“我孙子”,虽然他们年龄相仿,差不了多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戚。有趣的是,淳于宝册为淳于芬芳起了个外号叫“老肚带”,因为后者小肚子大,又喜欢扎条又宽又粗又厚的皮带。所以,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一种具有讽喻、宣泄、创意的点评频现。当谈到计划开发三个渔村时,老肚带提到“开发带”,于是淳于宝册笑说:“‘开发带’‘老肚带’,都有一个‘带’字。”(第186页)其次,对于蛹儿,淳于宝册总是信口开河,有时称她为“大春娃娃”(第224页),这更像对于“蛹儿”的类比。有一次,他借蛹儿曾经的两个男人“跛子”和“瘦子”说:“其实我早就有个想法,就是将来有机会把你那个跛子、瘦子,再加上村头和少尉几个人请到一张桌子上,大家好好喝一场。这多么有意思啊!”当蛹儿脸红时,他又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人。有人收集拉网号子,而我收集情种。”(第184页)幽默感中透出放肆与对蛹儿的不尊重。再次,对于其他人,淳于宝册也常常异想天开地议论开去,其中透出老到与凶狠。对于为他写材料的老楦子,淳于宝册竟然说:“记得有一年末尾,我想让人评选全集团最能放屁的人。”看着“愿洗耳恭听”的老楦子,淳于宝册又指着老楦子说:“我看真要评起来,那个胜出的人就是你了。”(第180页)因为对手吴沙原的老婆被海岛上一个中尉吸引去了,淳于宝册悄然去观察过,他发现中尉复员后当了鸟儿博物馆的馆长,吴沙原的妻子则成为鸟儿管理员,于是他对不明所以且一无所知的吴沙原这样讲:“比如说那个岛上管鸟的家伙,实在说完全可以判定为其貌不扬,也并不拥有万贯家财和什么大权柄,他怎么就能把你的小爱人顺手牵羊掳了去?我在这儿毫无恭维之心,只是抱着严肃的学术态度来探讨:他凭什么、为什么就能那么方便地弄走别人的爱妻?要知道你为她付出了那么多,一块儿生活了那么久,这种割舍对双方哪一个都难上加难!由一个外人冷静判断,你和那个管鸟的人压根就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第217—218页)这话有点一针见血,也是在吴沙原伤口上撒了一大把盐,最重要的是,面对吴沙原的茫然无知,淳于宝册能如此“恣意评说”,既可见淳于宝册的放任自为,也可见作家的笔底生风、潇洒飘逸。 淳于宝册还有个特点,他喜欢用味道来形容人与事,尤其是女性,可见他的偏好、敏锐和任性。他写欧驼兰是“那种悄悄泛起的四月天的槐花香气”(第188页),写蛹儿是“麦黄杏味儿”(第193、316页),写喜莲是“花斑小牛”气息、“有一种臭臭的奶腥气”(第343页),写女副总是“一股野猪的气味”(第189页)、“一股土腥气”(第275页)。这些气味既对应了人物性格,也包含了人物的心灵品质,还包括了评价者淳于宝册的认知、判断、感觉和审美趣味。更为重要的是,淳于宝册的恣意情怀和人生态度。当然,最后也反映了作家张炜的明敏、洒脱和幽默。张炜还让秘书白金闻到老中医“身上有一股生胶皮的味道”(第195页),让蛹儿从淳于宝册身上闻到小母牛一样的味道,。味道是作家感觉人物、表达喜忧和评价是非的重要手法。 淳于宝册不仅取笑和讽喻别人,他还自我取乐和自嘲,从而将自我形象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一般来说,只会取笑和讽喻他人,还不算最高明的;勇于嘲讽自己,拿自己寻开心,才进入一个新境界,才会获得一种大自由和忘我境界。如他自评说,“我像一个体面的恶棍!”(第277页)。最典型的例子是,因被淳于宝册重用,总经理到好几所大学学习过,于是进步很快。然而,淳于宝册总是自我解嘲说,自己上的是“流浪大学”;淳于宝册还称自己的妻子是“老政委”,但却自谦“我只相信老政委,宁可在她手下当一个小兵”;淳于宝册还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足见他的自信与自卑、自大与自嘲:“自己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饱读者,有时被各种知识弄得傻里傻气的。事实上真的如此,文明和教养的幻觉或者诱惑,在自己身上造成了严重后果:曾经在所不惜地收购了一家精致书店,集团内部建有大小几座图书馆,艾约堡里也有;最不可救药的是自己著述的嗜好与能力……一切都会证明某种宿命般的必然,或者说人生的劫数。”(第187—188页)可以说,在整个小说中,这样的自怨自艾式解嘲随处可见,显示了人物内涵的丰富性:洒脱中又一直有些粘连。 当然,除了淳于宝册,小说中的不少人物也都受到诙谐幽默、自我解嘲等影响,这从整体上营造了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智慧文本,从而构建了张炜独特的美学趣味。这样的文本是一种在张扬中有内敛、在放任中有韵味、在紧张中有放松、在幽默中有思考,是一种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如董事长淳于宝册向总经理淳于芬芳直言:“我看你越来越像‘天蓬大元帅’了!淳于宝册盯着对方又大又亮的皮带钎子。老肚带说:‘过奖了。’女副总发笑,她知道董事长在骂他蠢猪呢。”(第274页)淳于宝册还对老肚带说:“说假话的滋味不好受。”(第222页)不管怎么说,整个小说的设计师是张炜,所以人物的恣意讽喻和自我解嘲都是由于作家本身的智慧与热情,所以他这样写淳于宝册:“因为是一个大动物,需要很大的窝。他悉心规划了总部大楼的顶层,让那儿变为一个世界、一个梦想的荒原,他像一只被放生的野物,一天到晚在丛林中溜达。”(第82页)对于“幽默”,一般人往往都不以为然,甚至将之视为滑稽可笑和对社会有害。其实,站在人生角度看,幽默是人生观和价值观成熟的标志,有人说:“人类一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与渺小、愚蠢与矛盾,就会有幽默者产生。”“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惟有放纵的心灵,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3]因此,张炜小说叙事的这一笔法是与心灵和智慧相关的,是一种心智的花开。 张炜小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风格,与他多年生活于齐地、所受齐地文化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他曾坦承:“如果说我的所有作品和其他作家有些差异,那么这些差异,这些浪漫与幻想,应该就是齐文化的产物。”[4] 一般人总以为,齐鲁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其实不然,在齐鲁文化中有“齐”有“鲁”,“齐”尚在“鲁”前,由此可见“齐”的重要性。二者虽都是齐鲁文化大地上的奇葩,有其共性,但又各有不同。用司马迁的话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龌龊。”[5] 班固也说:齐地,“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6] 这是必然的,齐地深受海洋文明、道家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影响,这就必然带来其重实利、好议论、宽缓豁达、幽默风趣、足智多谋的特性。这在张炜小说尤其是淳于宝册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除此之外,小说还受东夷文化的影响,如有学者认为《齐风》基调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东夷文化开朗乐观的传统,二是齐人舒缓阔达的气质,三是齐人幽默诙谐的性格。[7] 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写淳于宝册:“他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书,写的是这里属于古代东夷地区,当地礼数正经不少哩,自古以来野性难驯,同时拥有独特的文明。古‘铁’字是由金属旁加一个‘夷’字,那是记载他们发明的炼铁术。这个传承了东夷血脉的铁石心肠至今未化。”(第202页)由此可见,淳于宝册将东夷性格与铁、与吴沙源的刻板或倔强联系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张炜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艾约堡秘史》中也不例外,这在李音这一形象、淳于宝册的精神追求,以及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正气”上,都有充分体现。 总之,《艾约堡秘史》表面看来是远离现实的,但它实际上较以前更好地贴近了现实,并探讨当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现代化与市场化、资本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问题;作品虽然像以前一样写到社会之恶,以及它对正直、善良、美好的践踏,但比以前更重积极人生观和正能量的书写,尤其通过淳于宝册这个从苦难中走出的人性美的追求者,他所能达到的觉醒程度和努力高度,从而提出一个真正的人生价值意义问题;小说还继承了以往对于天地自然的重视和强调,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即将万物尤其是动植物性的深度理解融入小说,扩展了视域、深化了主题、强化了风格;张炜还在小说中充分运用齐文化的叙事智慧,有创造性地使写作进入自由潇洒、幽默多趣、摇曳生姿、变化无穷的境界,这对于他以往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下的文学创作都是一个较大的超越。至于如何更好地塑造淳于宝册这个形象,使其充满天地大道和人生智慧,以服务于小说主旨,张炜还有点笼统和模糊,这也是小说的不足和需要提升之处。 注释: [1]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白居易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页。 [2]任雪山:《张炜<刺猬歌>浓郁的生态思想》,《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林语堂:《中国人》第2版,郝志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77页。林语堂:《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张明高、范桥编:《林语堂文选》上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404页。 [4]张炜:《不在高原,就在路上》,《新京报》2010年9月15日。 [5]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65—3266页。 [6]班固:《汉书·地理志》,《汉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61页。 [7]参见李兆禄:《<诗经·齐风>欢快愉悦的感情基调及其成因》,《九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