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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里的东方朔——文艺人民性视野中的贾大山文学创作(3)

http://www.newdu.com 2018-12-21 福建社科院文艺评论 陈舒劼 参加讨论

    
    贾大山通过“时代政策与生活实践”和“深层心理与精神隐疾”的组合关系构建自己乡土世界的过程,包含着多重而又趋于统一的身份认同。如果将“东方朔”理解为笼统的知识分子身份自然大体不差,但这种身份认同还有继续细分的空间,并且也不能完全覆盖贾大山进入乡村叙述的身份意识。大致上看,贾大山创作至少包含了启蒙者、批判者、管理者和隐逸者四种身份意识,这四种身份意识从各自的维度朝向并建构了贾大山文学叙述中的人民性。
    启蒙者是知识分子身份的底色之一。齐格蒙?鲍曼认为,“知识分子”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它在20世纪初被创造出来,即是为了重申并复兴自己事关启蒙的社会核心地位,以及在启蒙时代的总体性关怀。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等在内的知识分子,都将对民众产生极大的影响。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作为“五四”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其命运一直同“救亡”的主题纠缠不清。经历了短暂的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之后,救亡的短期目标压倒了启蒙的长期任务:“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思想解放和个体独立等启蒙的目标,必须首先满足、适应革命的口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启蒙的另一幅面相:普及与提高。“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文艺为人民大众的宗旨,在革命时代就确立了普及与提高的启蒙路线,贾大山文学叙述中的启蒙认同,续接的就是这条线路。作家自己说得很清楚:“农民需要我的劳动。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反映,更希望文艺作品起到帮助他们改造自己生活的作用”,“他们有深厚的生活基础,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们更需要大批的文艺读物,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我想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那种脱离生活、主观臆造、图解政策的创作方法,实在不足取。我们给农民写作品,应该像他们交公粮那样,拿最好的”。由此也可以解释贾大山质朴简约的文体风格:“他心里边有读者。他写的东西大多篇幅短小。他知道,自己的读者闲不着,是忙生计的人,他清楚他们的耐心有多少,他不想给他们增添负担,他知道作品中的生字要少,人物的心理描写不能多,尽量别让他们失去阅读的耐心。”
    “心里边有读者”同样决定了贾大山批判性意识的立场与导向。他写农民深层文化心理与精神隐疾,与当代一度流行的、带着西方猎奇眼光的东方书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许多评论注意到《花生》里姥姥为避免屈死的小外孙女投胎而抹在她脸上的锅灰,但让这个小女孩借梦表达自己的愿望,又体现出叙述者柔软的内心。“批判和反讽是文学的重要品质,也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能力。贾大山始终对丑恶的现象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但是,他绝不将批判降低为对人物的诋毁和侮辱,而是谑而不虐,在恰当的叙事里,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贾大山批判的深刻与表达的含蓄,营造了他批评特有的“中和之美”,“他把小说当做‘布道’,通过讲故事,给人心以警悟,以劝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评价文艺批评的价值尺度:“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大众的动机贾大山清晰地表达过,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读者都曾在全国中学语文教材里读过《花市》,或许多少能折射出贾大山小说被时代认可的程度。贾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他“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忆大山》已经准确地点出了贾大山批判性身份认同的人民性立场。
    贾大山相对大多数作家的身份特殊性,在于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文化管理者的身份。贾大山的作品里不难找出文化管理者的身份意识,这种意识时常指向“管理者如何被老百姓认可”的问题——贾大山的身份认同始终离不开民众的需求。《一句玩笑话》是批判也可能是自我提醒:上级的一句话可能隐藏着影响巨大的权力暗示;《智县委》用最简单的方式阐明了老百姓对“什么是政绩”的答案:“智县委在时,夏天街里有凉棚,冬天路上无积雪,到处都干净,买卖人都和气,卷子蒸得个大,烧饼上的芝麻也稠。就连菜摊上的小葱、黄瓜、水萝卜,也一堆是一堆、一把是一把,红的红绿的绿,洗得鲜亮放得整齐”;《夏收劳动》则反映出对老百姓不理解管理者的无奈和忧虑:下乡劳动的干部们竟然被老乡们以吃饭时的桌数相称。然而在一些场合,贾大山喜欢称自己为业余作家,这可以有两种理解:管理者和隐逸者。众所周知,贾大山好佛,有出世之意,《“容膝”》和《莲池老人》都是明证。“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以娱悦读者,充实自己”,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写普通老百姓爱看的作品,无论是启蒙者、批判者、管理者还是隐逸者,贾大山的身份意识终究指向了人民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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