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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联研究是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方法和常见类型，对于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者史料缺失、学力不逮或关联方法使用失当等原因，出现很多“强行关联”式的学术成果。其典型症状有以下几种：一是简单并举式的松散关联，缺少对研究对象之间关联方式和作用程度的深度追问；二是研究对象的关联痕迹和影响事实被悬置，造成对象之间内在逻辑的缺失，形成虚假关联；三是以庸俗实证的方法把中国作家的文学品质归结为外国渊源或某种偶然性因素，形成庸俗关联。强行关联研究的共同点是违背文学现象之间真正的关系，强行建构起虚假逻辑，表现出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学术实践上的霸权形态。这一学术症候理应得到清理和反思。 关联也即是关系之意。从理论上讲，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是密切而普遍的，因而，探讨、追溯文学现象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内在关联、因果关系、影响效果，揭橥文学的内在本质与历史真相，成为文学研究的应有之意和常见路径。但正是这样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者对方法论的误用、简化而制造出不少质量低下的学术成果。关联研究的本意是要在现象与现象、类型与类型、作家与作家、原因与结果、表层与内蕴、文本与理论等范畴间建立起联系，寻找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但由于研究者资料的不足、对历史语境的隔膜或对关联研究方法的不当使用，造成一种有局限的研究路径。这些症状典型表现为这样几种形态：一是简单并举式关联，缺少对两种对象内在关联的发现；二是逻辑缺失，或是关联在一起的两个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薄弱，不能坐实；三是强盗逻辑式关联，通过庸俗实证和主观判断强行建立关联。这些研究方法都体现了研究主体僭越事物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主观虚设文学现象间内在逻辑的特征，体现了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学术实践上的霸权形态，我姑且命名这种学术方法为“强行关联法”。由于强行关联研究内在逻辑的缺失或弱化，必然导致学术研究的空洞和无效，甚至带来一系列学术谬见。因而，有必要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严肃反思和认真清理。 一、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松散关联和简单并举 在众多关联研究的课题与成果中，文化视角一直是研究中用之甚广的一种方法，也即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各种文学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文化视角不同于作为学术热点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特指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学者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开创的知识领域和学术方法，它在80年代后期被引入中国，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已然成为显学。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与学科方法，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文化研究热的冲击下，文化与各个领域或学科发生关联，形成了纷纭多姿的文化视角，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学界就为文学寻找到了如下的文化视角：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草原文化、消费文化、女性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节庆文化、迁居文化、政治文化、城市文化、租界文化，等等。 如此众多的文化视角，确实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野和开拓性的空间。但文化视角并不是万能钥匙，可以打开各个文学现象内部空间的所有秘密。关键问题在于，把诸多文化与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并置在一起进行学术研究时，研究重心是什么？落脚点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的主次又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定位不准，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联研究将是失效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研究上，重点并不是“泛谈文化”，而是“找出文化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造就了文学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①。也就是说，以文化视角来研究文学现象时，文化是观察的角度，关注的重点是文化如何影响文学的品性，落脚点应在文学。 近些年出现的大量关于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研究，由于方法上的偏颇，看似丰硕、厚重，实则并未给文学研究带来突破性影响，也未能提供关于具体文学现象的新的解释。例如，崔志远的《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以新时期小说为例》(以下简称崔著)是近年采用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代表性专著。客观来说，这部六十七万字的专著，特色还是很鲜明的，比如由古贯今的整体视野，由文化、地理、历史、文学构成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不同地缘文化结构和内涵的细致辨析和准确定义。这些优点暂且按下不表。这里主要谈该书的问题。 首先，我比较困惑的是，这本专著是关于文化研究，还是属于文学研究。分属哪种研究，涉及该项课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心的选择。如果是文化研究，新时期小说很可能只是文化研究的文本材料，用以印证文化的特点；如果是文学研究，那么文化作为一种方法或视角，最后的落脚点应回到文学现象的解释和文学规律的揭示上。从该书作序者反复提及的“文学研究”这一关键词来看，该书属于文学研究类书籍。既然属于文学研究，那么建构关于地缘文化的诗学体系固然是内容之一，但应把研究重心放在对文学现象的解释上，比如地缘文化资源如何塑造地域文学的属性，地域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倾向。但实际上，除了运河文化与刘绍棠、原型意识与王安忆、“水象”与汪曾祺等作家个案分析中体现了这种学术追求，崔著的学术重心和热情显然在于描述地缘文化的内涵，建构地缘文化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可以从该书的体例和行文看出。全书共九章，前两章分别论述中国地缘诗学和中国区域文化格局这两大理论问题，第三章概述性地呈现新时期小说的地缘分布，第四到九章是对第三章的细化，分别选取六个区域文化进行个案分析。从章节设置可以看出，该书的重心在于地缘文化及其诗学的理论建构，而文学成为建构文化体系的材料。在论述文学的部分中，为了与各地域文化发生关联，作者采用的是“在文学中找文化”的方法，即“这里选的均为新时期作家，在分析中主要运用原型批评方法，也运用能够发现文学地缘性的其他方法”②。可见，地缘文化作为崔著的主体内容，是该书的学术重心和最重要的创新所在，而新时期小说在这种热闹、夺目的地缘文化诗学建构中，实际上沦为了辅助性“材料”，对于一部小说研究专著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术实践。 其次，从文化与文学的关联方式来看，该书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文学”式的简单关联研究方式。该书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地缘文化内涵；二是文学特性。在第四到九章的首节都对不同区域文化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接着分析每个地域文化之下的作家与流派。该书在地缘文化体系建构上面用力颇多，无论是总体性的地缘文化诗学，还是中国区域文化格局的历史演变，抑或是不同邦邑文化区的文化性格界定，都显得绵密而丰富。而在谈及每种邦邑文化圈影响之下的小说风貌时，该书又追求一种大而全的宏大叙事，试图一网打尽每个邦邑文化圈中近百年来出现的作家、作品与文学流派。由于这种宏大叙事涉及的作家与流派多若星辰，注定该书对小说的地缘风貌只能以描述性、泛论式的方式进行。这部分被作者自认为是该书的“重头戏”③，但由于其浓缩性和泛论性，看起来更像是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为了所谓通史视野和学科完整而设定的概述呈现和简史演绎。因而，在这本专著中，我们很难看到不同地域文化如何塑造一个文学群体的属性，地域文化从哪些方面影响作家，不同作家在同一地域文化下何以形成不同的写作样貌。对于这些问题，该书的个案章节部分，比如刘绍棠、王朔、汪曾祺、高晓声、王安忆、贾平凹等专节，反而“落实”得较好一些，即在这些作家个案中可以看到地域文化与作家风格、母题、题材、语言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每种文化圈及其文化性格，肯定不仅仅体现在一位作家身上，一种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肯定是由多个作家体现的。那么，地缘文化作用于文学流派与文学个体的机制是否相同，不同个体吸收与转换的机制是什么，地缘文化对于流派风格的形成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崔著中都未得到深入研究。 最后，判断一种方法和视角是否有效、优劣与否，要看这种方法和视角能否在阐释文学现象时带来新的结论，能否发现其他方法和角度不能揭示出的规律和真相。“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有没有生命力，就看它有没有独到的解释能力，有没有根深叶茂的创新能力，能不能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深层的意义。”④从这个角度看，崔著也较为平庸。由于一味追求大而全的地缘文化体系，该著并没有完成文化与文学之间的深度关联和多重关联方式的考察。也就是说，从方法论上讲，该书没有建构起文化与文学关联研究的有效向度。以朱晓进对三晋文化与山药蛋派的研究为例，他认为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问题：一是研究山药蛋派作品所包蕴的三晋文化的内涵；二是研究三晋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或制约山药蛋派作家的思维方式、观照问题的角度、审美偏好以及处理题材的方法；三是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在产生、发展和消亡中，三晋文化所发生的作用⑤。由是观之，包括崔著在内的大量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其学术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在这类研究中，分析文学与文化的关联，似乎就是先罗列出文化的内涵，然后在文学中“找出”文化内容便算结束。因而，很多论著的重心几乎都是放在寻找文化与文学的这种对应关系上。这种“在文学中找文化”的学术方法通常具有这样一些关键词和表达句式，比如“凸现了××地域风貌、民情风俗”“表现了××文化的魅力”“描绘了××地区的风俗民情”⑥。实际上，在文学叙事中找到文化仅仅是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还有更为关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地缘文化作用于作家，是在文化的哪些方面发生影响？这种文化如何影响作家的题材选择、语言表达、美学风貌？这种地缘文化和其他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某个流派或作家，继而影响作家风格的生成、变异？缺少了这种学术视野，往往会使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流于文化与文学的简单对接，而不能使文化成为观照文学的重要视角，也无法得出新颖、有价值的结论。 例如，崔著对每种地域文化的特征属性、历史变迁梳理得非常完整，可一旦进入小说流派或具体作家的文化剖析上，地域文化往往成了游离之物。比如，第六章标题是“吴越文化与新时期吴越小说”，这一章把现代以来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茅盾等浙江作家放在吴越文化视角下进行阐释。那么，从吴越文化的角度解释这些作家，能否看到其他视角无法看到的问题、得到其他阐释角度不能得出的结论，直接决定了地域视角是否有效。崔著在吴越文化视角下是如何解读这些作家的？比如解读鲁迅时，用“理智与情感”的多寡将鲁迅的小说分为三类；认为郁达夫小说的自传性，“透露着吴越人的文化心态”；而茅盾作品的精辟表现在“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再如“将吴越小说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茹志鹃，其《百合花》的成就在于将“女性视域”推上了新的高度⑦。这些分析的共同特征是用地域文化视角阐释作家、作品时，并没有得出任何独特的见解，要么借了地域文化的壳，套用的是文学史已有的结论，比如对茅盾、茹志鹃的分析；要么是把作家的某个特点生硬地与地域文化画上等号，比如对郁达夫的讨论。自传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何以见得透露着吴越人的文化心态？总之，崔著在这些分析中既没有说清从吴越文化的视角阐释这些浙江作家，能够得出了哪些合理而重要的结论，更没有由此彰显这种地域视角相比于其他视角的优越性，甚至，有时连这些吴越小说文本中的吴越文化都没有找到。类似的分析不同程度地见于该书的其他章节中。这样的关联研究，既丧失了文化视角的穿透力，也没有达到对文学的新的阐释。 二、影响研究中的假式关联和逻辑缺失 在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通常在两种文化语境、两个文学现象之间，考察文学受到的影响，追溯文学之间的渊源与关联。这种追源溯流、考辨因果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普遍规律，因而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广泛青睐。但影响研究在影响源和被影响者、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联如果过于随意和主观，不能通过实证的方式或逻辑演绎落到实处，那么，这种影响研究即使能够找到表面的同源性或类同性，由于不能阐明国别与国别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门类之间交互、融合、影响、变异的规律，这种影响研究将会是丧失合法性的假式关联研究。 洪子诚在一篇题为《相关性：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的文章中，高度评价荷兰学者佛克马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一书，认为佛克马在这部有关影响研究的著作中，确立了“有迹可循”的学术方法⑧。正如佛克马在书中所说，“我们将只探讨那些有迹可循的来自苏联方面的文学影响，即仅涉及那些明显由苏联文学和文学理论派生出来或有苏联渊源的文学现象”⑨。“有迹可循”在佛克马这里实际上是指一种确凿无疑的联系，他认为可循的联系是所谓影响研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因素，也即，“谈到文学的影响的问题，首先需要弄清何为‘影响’。文学问的影响涉及影响源、受影响的地区，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有可循的联系。历史上不同因素间的不断混合，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如果影响源不确定或者与被影响者之间无可循的联系，那就不是文学的影响问题”⑩。当下很多文学研究，试图通过影响研究的方式探寻文学的“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两个对象之间的联系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最终使这种影响研究成为一种主观臆测。 考察中外作家或本土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常以比较的视野，寻找两个对象之间的影响、渊源等关系，从而确认这种文学关联。而这种关联研究常常借助于枚举法来完成。即为了说明两个文本之间的模仿和影响，而列举出两个文本在人物书写、主题表达等方面的若干相似或雷同之处，通过这种所谓影响的痕迹来确认两个文本的某种关联。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会在某些阶段形成一些共通的伦理道德规则、审美倾向，因而，在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表述中找到共同点并非难事，但找到了这些共同点是否意味着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与事实上的关联？答案是未必。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简单枚举法依靠的是观察，它的结论依赖于观察例证的数量、分布范围和有没有反例，只要有一个反例，全称结论就被推翻”(11)。有学者指出，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方法停留在“简单枚举法”的层次，通过中国式的“经验方法”得出多如牛毛的“高论”。但是，“无论堆积了多少‘经验’证据，实际上都不足以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结论”(12)。也就是说，有限的“经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结论，这既是一个逻辑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除了这种跨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当前影响研究还被较多地运用于文学与其他学科、艺术门类的互文性、渗透性研究中。也就是说，考察文学内部体裁之间(比如韩东的小说与诗歌、张承志的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其他学科、艺术门类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确实，不少中外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其他学科、艺术门类的影响，比如宗教之于托尔斯泰、音乐之于余华、绘画之于汪曾祺或伍尔夫。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13)。诚然，文学在生成和流变的过程中，难免要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习俗、绘画、音乐、歌舞、影视、雕塑、建筑以及园林等发生关系。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如何开展这种跨界的研究？杨义认为，应该去“梳理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形式的相互通借”，探求“它们在新的审美可能性上互相逗引”和“缔缘共谋的历程”(14)。但在研究实践中，由于这种关联研究涉及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还要在文学的肌理中辨析出“影响的痕迹”和“缔缘的历程”，确实充满了难度。要将这类关联研究写好绝非易事。比如陈彦的《“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一文，从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角度，试图找出沈从文结缘物质文化(研究)对其文学写作的影响，从而探寻作家的文学手法和美学精神的另类来源。 应该说，这篇文章建构了一个重要而新颖的角度。沈从文对“物”的智性乐趣很可能影响他对新文学的思考与写作实践，因而正如作者所说，“有必要检视物质文化之于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意义”(15)。物质文化与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关联点在哪儿？作者找到了“留心细物”这一美学视点，认为留心细物体现了沈从文的审美方式，也有效寄托了作家“爱欲”的迁移，这些观点都没有问题。但对于关键问题，留心细物的艺术视点如何影响沈从文的写作，影响了沈从文创作的哪些方面，这种美学视点与沈从文的文艺观有怎样的关系，文章除第三部分以《长河》《芸庐纪事》《看虹录》为例，用两三百字简单讨论外再无细致分析，从而造成论文核心命题的悬而未答。另外，留心细物作为连接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文学写作的核心概念，这一视点是如何发生的？是物质文化(研究)催生了留心细物的观照方式，还是留心细物作为美学自觉在沈从文投身物质文化之初就已存在，结缘物质文化只是强化了这一艺术视点？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物质文化与沈从文写作关联的紧密或松散：如果留心细物的美学视点在沈从文结缘物质文化之前就有，那么就不应夸大物质文化之于沈从文写作的意义与内在关联；如果留心细物确实是沈从文从事美术、工艺品收藏与研究之后形成的艺术视野，进而渗透、影响文学创作，那么，这种关联又具有另外一种价值。但这篇论文显然缺少对这一问题的自觉追问，在我看来，不可夸大物质文化对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决定性意义，留心细物并非结缘物质文化之后的产物。沈从文在1949年回顾自己的文学历程时，曾追溯早年观察其他生命时“留心微小”的特点，他说：“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就记忆所及，最先启发我教育我的，是黄蜂和嬉子在门户墙壁间的结窠。工作辛勤结构完整处，使我体会到微小生命的忠诚和巧智。其次看到鸟雀的作窠伏雏，花草在风雨阳光中的长成和新陈代谢，也美丽也严肃的生和死。举凡动植潜跃，生命虽极端渺小，都有它的完整自足性。再其次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16)由此可见，留心细物的美学视点在沈从文早年的日常经验和生命体验中早已成为一种美学自觉。断言“沈从文关于‘物’的认知确实重构了艺术史谱系”，问题不大，但从留心细物这一点来说，物质文化与沈从文的写作可能没有太大关系，或许这也正是论文总是强调“细物”认知重构了艺术品谱系，而疏于回答物质文化究竟对文学创作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多大影响的原因。 三、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与庸俗实证 一直以来，海外汉学界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为本土文学研究提供了值得镜鉴的资源。然而，由于大陆学界普遍存在的“汉学心态”(17)，形成了过分倚重和不恰当抬高海外汉学学术的气候。同时，在海外学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强行关联是一个频频出现的顽症和“幽灵”。这种强行关联法大量存在于日、韩、欧美学者的学术成果中，要么体现在理论与文本的强行对接上，要么表现为作家间影响关系的庸俗实证上，要么落实在作品间关系的主观杜撰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以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旅日学者李冬木两位教授的部分研究为例，谈谈海外汉学研究中强行关联的诸多形态。 藤井省三是一位在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日本学者，他的学术贡献和儒雅友善的人格此处暂且不表，还是先从他的具体文章说起。《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是由一次演讲形成的论文，这篇文章从大的方面说谈的是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关系，论文又主要以鲁迅和芥川龙之介为例，试图说明两人之间有着深刻的影响关系。藤井主要分析了《狂人日记》和《孔乙己》这两部小说。一般认为，《狂人日记》是写于1918年4月，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这部作品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18)，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之作。藤井在这篇文章中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狂人日记》是不太成熟的作品，而《孔乙己》才是水平相当高的短篇小说。在藤井看来，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之间的十个月，是鲁迅小说水平发生质的变化的重要阶段，而促成这一变化的便是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毛利先生》的影响。提出这样的设想本身无可厚非，历史的真相就应该在假设和辨析中得到彰明。但藤井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以及重要论据却错误百出，经不起推敲。 藤井抛出的第一个重要见解是《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延后说”。他认为，《狂人日记》并不是写于1918年4月，而是这一年5月；那一期《新青年》杂志也不是出版于1918年5月，而是这一年6月。他的理由是，1918年6月11日《申报》发表了《新青年》关于鲁迅《狂人日记》的广告，而《新青年》杂志不可能在出版(5月)一个月后才在6月的《申报》做广告。由这样一个“常识”和《申报》刊登的广告时间，继而得出“《新青年》的出版就在6月份，而《狂人日记》的时间也要比4月份晚”(19)。其实，确认《狂人日记》写作和《新青年》的出版具体时间并不太难。笔者翻阅了《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清晰可见发行、出版时间为“民国七年五月十五日”，即1918年5月15日。至于根据《申报》上《狂人日记》的广告发表在6月11日，就得出“《新青年》在6月11号左右出版”的“常识”，则显然是一种经验式推导，不足为信。 那么，关于《狂人日记》的写作，纠缠于时间上的这一两个月，有何意义？藤井为何大费周折地把《狂人日记》和《新青年》的写作、出版时间推迟？其实，这里面大有深意。北京的一份报纸《晨钟报》(后改为《晨报》)在1918年刊登了好多关于“吃人”的报道，分别是5月19日的“孝子割股疗亲”、5月26日的“贤妇割肉奉姑”“贤妇割臂疗夫”。于是藤井指出：“鲁迅可能看到5月《晨报》里这些吃肉的报道，非常担心中国的吃人历史还在，应该批评这样的情况而写《狂人日记》，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由此可知，藤井煞费苦心地把《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向后推迟一两个月，是为了让鲁迅在写《狂人日记》前一定要“看到”《晨钟报》，也即给鲁迅笔下的吃人主题找到某种源头和现实起因。而所谓吃人的源头和起因，在藤井看来便是《晨钟报》上的两则报道，由于鲁迅标注《狂人日记》写作时间是1918年4月，这一时间显然没法与5月中下旬《晨钟报》上吃人的消息发生逻辑关联，所以，藤井便“大胆假设”《狂人日记》实际创作时间为5月的某一天，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4月是鲁迅的“虚拟”或“障眼法”。由于《狂人日记》的写作时间被推后了，那么当然也要让《新青年》推迟一个月。 我发现，日本学者对鲁迅作品中“吃人”主题的来源很有兴趣，但他们不承认吃人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深刻而痛苦的体悟，也不认为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之前已经阅览了大量野史、正史中关于吃人的记载，而且否认生活中的吃人事件曾给鲁迅带来的巨大刺激。他们要么认为鲁迅的“吃人”来自明治时代的某本书，比如日本佛教大学李冬木教授的《狂人日记》研究；要么将鲁迅笔下“吃人”这一文化母题归结为报纸上的某几篇报道对鲁迅的偶然触动，比如藤井。其实，单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鲁迅身边不乏这种吃人事件。 最典型的就是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1907年与秋瑾准备发动起义，徐锡麟被残忍杀害后，心肝被安徽巡抚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秋瑾随后也被杀害。这一事件带给鲁迅的悲怆体验是巨大的，徐锡麟和秋瑾作为人物原型分别成了《狂人日记》中的“徐锡林”和《药》中的“夏瑜”。已有学者通过大量确凿可信的材料论证了鲁迅笔下的“吃人”主题与其早年阅读、历史文化体验之间的内在关联(20)。也就是说，鲁迅对“吃人”主题的描写，不需要等他看到1918年5月的吃人报道，才产生了藤井所说的“应该批评这样的情况而写《狂人日记》”，也并非来源于李冬木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里所说的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中的吃人记载。而这两种学术观点的共同用意是抹杀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主题所具有的先锋性和深刻性。 为了“矮化”《狂人日记》，藤井抛出他的第二个观点：由于《狂人日记》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谜”，“这可能意味着它是不太成熟的作品”。藤井的这个判断与逻辑令人费解。一般来说，经典作品由于其内在厚度和丰富内蕴，具有多种阐释视角和如同谜一样不能说尽的魅力，无论是《红楼梦》，还是莎士比亚的剧作皆是如此。而在藤井这里，无法解释的“谜”竟成了作品“不太成熟”的依据。难道直白、浅显是成熟作品的必备条件？有“谜”的特质的作品就都是不成熟的作品吗？这种见解和逻辑过于虚妄而霸道。藤井之所以认为《狂人日记》不成熟，依据的是两点：一是鲁迅自己说过这部作品很幼稚；二是1933年，鲁迅在上海编辑《鲁迅自选集》的时候，没有把《狂人日记》收录进去。因此，藤井认为这部作品不成熟，“对鲁迅来说，也不一定很重要”。其实，鲁迅说这部作品很幼稚，完全是自谦，如果他真觉得幼稚，也不会在后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做出“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的断语和自我表扬，也不至于在这种“自夸”之后，声称《新青年》除了他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之外，“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21)。把鲁迅一句自谦的话当成实情进而当作否定鲁迅的例证，这何尝不是对鲁迅的一种误读？ 至于鲁迅不把《狂人日记》收进自己的集子，并不是因为“不成熟”而羞于见人，真正的原因在于，鲁迅怕这样的小说“教错了青年”(22)。鲁迅1918年受新文化的感召“遵将令”写作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启了启蒙之路。但鲁迅一直心有犹疑，正如他在《〈呐喊〉自序》里所说，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23)。一直到晚年，鲁迅对自己的启蒙始终抱有疑虑，尤其是他目睹很多青年受其感召参加革命，结果惨遭屠杀，再加上“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24)的来信(1928)指责鲁迅是毒害青年的“元凶”，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更加怀疑自己的启蒙。这种“诱杀青年”的愧疚和痛苦的自我怀疑，造成了晚年鲁迅这样一种心境：“当时他说话，已经是顾虑重重，很有分寸了，已经是苦心孤诣地删除些黑暗，装点些光明了。”(25)因而，在1932年出版自选集时，“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26)。可见，鲁迅不把《狂人日记》收进自选集，并且反对将《狂人日记》收进中小学教材，并不是如藤井所言由于作品“不成熟”，而是出于鲁迅思想上的这种痛苦和对启蒙的反省。 否定了《狂人日记》的功绩和特色后，藤井抛出他的第三个重要命题：鲁迅的“第一篇成熟的作品”不是其他作品，而是《孔乙己》。尤其重要的是，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影响了《孔乙己》的写作。通过具体的情节、主题比较，藤井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孔乙己》与《毛利先生》是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作品，前者“模仿了”后者。 据资料显示，芥川龙之介与鲁迅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但二人对彼此印象颇好。芥川龙之介1921年6月来华时，鲁迅翻译的芥川作品《罗生门》正在报刊上连载，芥川对于鲁迅的译文“惊喜交加”(27)。两位作家有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感，自然在他们的作品中能看到某种共通乃至影响。但具体到《孔乙己》与《毛利先生》这一个案，说他们具有一种“影响关系”，还需要确凿的史实来证明。擅长实证研究的藤井当然要为这一结论找到对应的史实：《毛利先生》发表于日本《新潮》杂志1919年1月号上，同时收录在新潮社1919年1月15日发行的小说集《傀儡戏》中。《孔乙己》写于1919年3月10日，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由于存在这样一个时间差，同时根据周作人日记里周氏兄弟收到这部小说集的记载，藤井断言，“肯定鲁迅先看过《毛利先生》以后再写《孔乙己》的，我这样猜”。周氏兄弟拥有某本藏书，是否意味着鲁迅一定读过该书，并且是否一定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这些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历史细节，在藤井这里不加辨析、不由分说地被简化成一种言之凿凿的现实，那就是鲁迅“肯定看过”，而且对其创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个有待商榷的结论暂且不去追究真伪，姑且认为鲁迅看过。值得一说的是，由于鲁迅翻译过芥川的作品，并对其作品有过评价，因而《孔乙己》模仿《毛利先生》，从逻辑上来讲，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一个关键问题藤井搞错了，那就是《毛利先生》发表于1919年1月，可《孔乙己》并非写于1919年3月。按《鲁迅全集》中《孔乙己》篇末的时间，确实标注的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但这个时间是“发表时间”，而《孔乙己》真正的写作时间是鲁迅在篇末的《附记》里记载的“1918年冬天”(28)。可见，藤井误把《孔乙己》的发表时间或鲁迅在编辑时补加的时间，当成了小说的创作时间。鲁迅在北京创作《孔乙己》的时间是1918年冬天，而远在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则是在1919年1月发表了《毛利先生》。鲁迅怎么可能在写作《孔乙己》的1918年冬天读到翌年1月才公开发表的《毛利先生》？藤井断言《孔乙己》“模仿”《毛利先生》的大前提就是错误的，其结论的崩溃也就是必然的了。 除了此篇认为《孔乙己》是模仿芥川的《毛利先生》，这种牵强比附和庸俗实证在藤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中早已出现。比如认为《故乡》模仿契诃夫的《省会》，《复仇》源自《真实如此伪装》(29)。这类研究以所谓实证为基本方法，将鲁迅作品与外国某位作家的某句话、某段描写进行对比，继而得出某某作品是“模板”、鲁迅“模仿”某某的结论。诚然，我们并不能否认鲁迅的作品确实如李冬木所言，会有一个“模仿、提升的过程”(30)，我们也赏识日本学者这种爬梳史料、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但这些研究在试图为鲁迅的精神生成和文学创作找寻源头，试图依靠史料和实证还原真实鲁迅的学术诉求中，是不是应该让研究前提更扎实些，让材料和结论之间的逻辑更密实些？考量明治时代对鲁迅的“巨大影响”时，是否也应该兼顾鲁迅去国前后的时代环境、文化体验？ 运用这种“强行关联法”研究鲁迅的还有李冬木教授。《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文是李冬木较有代表性的鲁迅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采用田野调查、实地勘查等方法，将鲁迅的某部小说分割出若干元素，实证推演出某部分是虚构，某部分是写实，以“现实原型”作为探求文本世界的最大要义。另一方面，李文的这些实证研究无一例外地试图引出他的宏论：鲁迅创作《阿金》是因为借用了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支那人气质》日译版这一模板；《狂人日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外国人的模仿，尤其是“吃人”主题更是直接因袭和模仿日本作家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限于篇幅，此处言简意赅地指出这种关联研究的路数和弊病。鲁迅1902至1909年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留学，留学时期的体验、阅读与经历确实对鲁迅的文化观、性格特征与文学表达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日本学者往往喜欢研究明治时代对鲁迅的影响，肆意确认鲁迅与明治时代文化、文学的关系，任意扩大明治资源对鲁迅的意义。李冬木与很多日本学者一样，通常采用实证的方式，追溯鲁迅的文学渊源和跨国影响，他们对日本的文学传统与文献史料比较熟稔，在找到鲁迅与日本作家、文学或现象的某个连接点后，会大量罗列日本文学的相关史料，以某种“论从史出”的逻辑宣布鲁迅与日本因素之间的影响、渊源及其必然性。而实际上，由于与中国文化语境的隔膜，再加上主观预设的“日本影响”的先在性，他们建立起来的论证逻辑看似实证和密实，实际上经不起推敲。“阿金考”和“狂人考”式的研究简化了鲁迅探求现代社会理想和文化出路的意义系统及思想渊源，夸大了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学资源对于鲁迅的影响。而这种把鲁迅作品与日本文化、文学进行简单关联，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类似之处，进而武断地宣称鲁迅作品的某种叙事形制、思想原点来源于日本，从而确认日本资源之于鲁迅的渊源意义和决定性影响，体现了学术心态上的某种霸权倾向，在方法上显得庸俗、机械。 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关联研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由于文学研究本身具有的主观性和阐释性，再加上研究者知识结构和资料占有的不同，关联研究方法生产出了大量关联泛化、关联虚化、关联缺失的相关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方法论来说违背了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正是因为理由的不充分，现象之间的论证逻辑发生中断或弱化，从而使关联显得浮泛、游移，甚至漏洞百出。这种被普遍应用于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的根本弊病在于逻辑硬伤。强行关联法看似借助于材料、理论与实证的方法，试图在事物与事物、现象与现象、起因与结果之间建立某种内在关联，继而描述文学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但由于论证过程中逻辑中断或伪逻辑的建构，使整个研究丧失真正的阐释效用，继而走向一种不具合法性的学术实践。 “强行关联法”之所以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学术思维与研究图式，原因之一在于，学术生产中过于强烈的目标取向和发现问题的功利心态。学术生产强调学术实践的目标指向与问题意识，这是一个常识，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带着一种先验的学术动机，主观预设学术规律和学术关联，然后再去找材料，所有的论证都似乎是确认这种关联，这类研究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种情况，在学术论证过程中，中途发现规律难以实现，关联发生中断，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者能否大度而客观地承认这种关联研究的失效？事实上，并非每个研究者都能心甘情愿地承认这种失败。有学者指出，中国现当代的思想活动和学术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农民式的学术开垦”，它以极端的功利主义为特点，常常对客观材料断章取义或为了实现一己言说百般曲解文本，这种学术硬伤必然导致类似于原始人“刀耕火种”式的粗放型精神生产(31)。确实，在当下急功近利的学术生产环境下，研究者都要以真理的发现者和重大问题的提出者时不时地现身或发声，即使对一些自己明知可能没法做出“新见”和“重大发现”的研究，也要微言大义、煞有介事地找出意义和价值。 问题是，由于事物自身的复杂性或客观研究条件的限制，现象与现象、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有时并不那么容易获得。吕思勉曾这样说道：“史事之相关如水流然，前波后波息息相续，谓千万里外之波涛，与现在甫起之微波无涉，不可得也。”(32)具体到文学研究中，各种文学影响、中外文化的差异，很可能在作家的实际创作过程中“溶解了”(33)，如果在论证过程和具体技术层面中不能有效量化这种影响的“痕迹”，研究者能否客观地承认这种影响和关联研究的失效，并明示自己研究的限度？这实际上关乎研究者的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学术研究的主客观之争是20世纪中外学术史上的一大论题。事实性与价值性是主客观关系的基本表现方式。事实性是指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价值性是指学术研究的目的、立场。“虽然我们不反对怀疑、假设等主观性较强的方法，虽然我们无法去除学术研究中价值、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我们仍然强调客观性、事实性、科学性是第一位的。”(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反对各种学术假设和主观判断，我们反对的是那种虚假逻辑和想象关联的学术实践，我们赞成实证研究和史料梳理， 但不赞同那种庸俗实证和随意捏造的学术关联。 注释： ①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②③⑦崔志远：《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以新时期小说为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第6页，第268-271页。 ④(14)杨义：《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3页，第207、212页。 ⑤朱晓进：《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文化自觉与文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⑥段崇轩：《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6页。 ⑧洪子诚：《相关性：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⑨⑩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聂友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第248-249页。 (11)陈波：《逻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 (12)(31)刘士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5页，第5页。 (13)参见翟业军《“淡淡”文章、“萧萧”书画——汪曾祺文学与书画创作的相互阐释》，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张慧《诗歌、绘画、音乐与情感——李金发诗歌创作的艺术追求》，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8期；马佳娜《与天为徒——论书画艺术对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15)陈彦：《“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文中所引《“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均出于此。 (16)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7)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18)(2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第247页。 (19)藤井省三：《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载《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2期。文中所引《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均出于此。 (20)参见王彬彬《鲁迅研究中的实证问题——以李冬木论〈狂人日记〉文章为例》，《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3页。 (22)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43页。 (2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2页。 (24)鲁迅：《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97页。 (25)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26)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3卷，第253页。 (27)参见秋吉收《鲁迅〈野草〉世界中的芥川龙之介》，藤井省三主编《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林敏洁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 (28)鲁迅：《呐喊·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第462页。 (29)李有智：《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0日。 (30)李冬木：《歧路与正途——答〈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及其他》，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9月12日。 (32)吕思勉：《吕思勉讲思想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33)王富仁：《对一种研究模式的质疑》，载《佛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4)李承贵：《通向学术真际之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