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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叶兆言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读后

http://www.newdu.com 2018-12-12 文艺报 韩松刚 参加讨论

    
    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就是一个个历史的意外和一个个人生的意外,并以此构成了这一出“刻骨铭心”的传奇大戏。大戏落幕,人物退去,历史依然值得回味,但人生早已是几度春秋。
    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出版之前,叶兆言新出了一本散文集《无用的美好》。收在这部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作者讲座的讲稿,文字率性洒脱,语言诙谐幽默,带给人一种朴素而自然、睿智而生动的“美好”感觉,从中可见叶兆言的人生观和文学观。
    叶兆言在《刻骨铭心》第一章里说道:“过去这些年,小说越来越少,散文越来越多,有评论家已把我归类到了散文作家行列。”这是小说里的表述,似乎也是天然的现实。印象中,除了前几年的《很久以来》《去雅典的鞋子》《滞留于屋檐的雨滴》等几部作品,叶兆言用力所在,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在小说。
    但《刻骨铭心》甫一出来,这种被遮蔽的假象也就不攻自破。叶兆言还是写小说的那个叶兆言。
    叶兆言的小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我几乎都读过。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夜泊秦淮”系列,写秦淮河畔的名士和名人,写历史上的佳话和佳人,也写凡夫俗子,写的却是世态炎凉中的险恶和冷暖。是秦淮把叶兆言和南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是秦淮让叶兆言自己一直觉得十分苦恼,好像离开了秦淮、离开了南京,他就不存在了一样。
    但从阅读者的角度来说,叶兆言的小说与南京是不可分割的。之前的小说是,《刻骨铭心》也一样。小说开头一句即是:“1926年8月的南京,立秋过后,天气还是热。”南京的热是出了名的,因此,这短短三句话,时间、地点、气候,交代得清清楚楚。简单利落,不拖泥带水。小说中还写到了许多南京有名的地段,以及南京的吃食、风俗,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看似无用,实际上是附着于生活和生命上的鲜活体验。
    叶兆言的小说有很强的辨识度。这是他那个时代以及之前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现在的作家似乎不太重视这个了。这个辨识度有时候很简单,比如一个地名,一座标志性建筑,或者一种民俗风情;有时候可能会难一点,比如要通过语言,一个作家叙事的腔调、表达的节奏、字词的建筑等等,从而确认一个作家的风格。
    读叶兆言的小说,尤其读《刻骨铭心》,时时会有一种悲伤弥漫而来,那就是:在历史的巨轮之下,人终究是太渺小了。爱是转瞬即逝的,恨也是容易转移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既重要,也不重要。阔大的历史最后显示出的是一个人存在的虚无。
    但为什么小说还要有历史感,就是要通过历史来观照当下,通过历史中的人与事,来考量今天的是与非。写历史,其实也是在写当下。
    不过,小说和历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感情记忆。历史是骨架,小说是血肉。历史的虚空需要小说来填充。比如《刻骨铭心》中,那些在小说中四处横行的历史,其实好多都是我们熟知的,但仅仅知道了这些历史,是没有大的用处的,历史教科书里,不会为我们提供那个时代最为真实和生动的生活样态。因此,小说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有评论家说,好的小说家,是能把假的写成真的,相反,蹩脚的作家总是把真的写成假的。当下的许多小说创作,的确是蹩脚到让人拍桌子骂人。好的小说家,也能把他人写成自己,把自己写成他人。《刻骨铭心》这个看似和整部小说无关的开端,实际上也引起了我长时间的思考。叶兆言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呢?我想,是作者自己和外在人物的相互融合。萨义德说,“一部小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按照一种被作者和读者同时默认的发展逻辑演进。”如果以此考虑,叶兆言这样莫名的开端,的确体现了一种开放而可能的小说写作。
    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一种现代的小说写作。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偶尔尝试一下,似乎也未尝不可。“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不同,它深入的是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写的是人类内心那种极为隐秘而细微的经验,那种不安、恐惧、绝望,根植于内在的人——这个内在的人,是一种新的存在经验,也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主角。在这个内在的人里,作家追问存在本身,看到自己的限度,渴望实现一种存在的超越,并竭力想把自己从无能、绝望、自我沦陷的存在境遇里拯救出来。”《刻骨铭心》的写作,是叶兆言在追问历史、追问生命、追问存在本身。因此,我们再看他的小说开头,或许也就不觉得多么奇怪了。
    叶兆言喜欢写爱情。王德威说叶兆言的小说汲取了解放以前的言情小说传统,这种传统的源头大致有二:一是张恨水等人的鸳鸯蝴蝶派;一是张爱玲开创的海派传奇。对此,熟悉叶兆言创作的人应该深有体会。《刻骨铭心》也写爱情,但这一次,叶兆言的下笔有些凶狠,几乎所有的爱情都在革命和现实的绞杀中化为乌有。但他笔下的爱情故事依然饶有趣味,依然荡气回肠,也依然刻骨铭心,但刻骨铭心的是爱吗?不,或许是恨。这部小说我读了两遍,其中惟一一次写到“刻骨铭心”,是冯焕婷的老婆瑞云临死前给女儿留下的诅咒。爱固然难以忘怀,但恨才真的刻骨铭心。大的历史对于个人来说是很容易遗忘的,但是具体到个人的情感世界,生活的点滴都艰难存在。
    除了爱情,叶兆言还善于写世俗。他对于大历史的兴趣,其落脚点依然在人性、在生活。写不好生活,历史是没有用处的,写不好生活,小说就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优秀的作家,能够把俗写成雅,但一个失败的作家,可能会把雅写得俗。比如《刻骨铭心》中第二章有一个拍全家福时小孩要拉屎的场景,被叶兆言写得极为生动、有趣。想必拉屎这样不怎么上档次的事情,虽然是人的生理必需,但写到小说里,怕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厉害之处,生活的细节,包括最为隐晦的表情和事物,他都写得准、写得稳,而这些都是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物最为生动的毛茸茸所在。
    历史小说不好写,一不小心,就容易流于枯燥和空洞。但叶兆言的小说,肌理分明、血肉饱满。《刻骨铭心》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场景,比如章太炎等人在桃叶渡旁的辩论,比如刺杀冯焕婷,也记述了许多鲜活的生活场景,比如照相馆里的各色小故事,比如茶楼里媒婆朱的“巧舌如簧”,比如二房东王胖子收房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却有一种可触可感的温度,一切看起来都是真的。再重大的历史,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细节,只能是枯黄的落叶,看得到纹路,却见不得生机。
    对于历史,叶兆言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刻骨铭心》中即写道:“历史真相往往会被掩埋;被掩埋和遮蔽的真实原因,不只是因为后来歪曲,因为加工篡改,还因为当时就没有认真弄清楚。”历史能够弄清楚吗?历史是什么,历史的真相又是什么?这些疑惑是巨大的疑问,叶兆言的小说关涉到这些重要的问题,但他显然不准备提供答案,也或者说,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
    小说写什么?写故事,写人物,但最根本的是写人性。人性的善、人性的恶,人性的善恶冲突。比如鲁迅写国民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一揭露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小说创作。叶兆言的小说里也有这样的痕迹,虽然不动声色,但也雁过留痕。小说中写到一个极其变态的男人郭小三被枪毙,专程赶去看的人十分多。但如果仅仅人多,其实也没什么,叶兆言的冷冽在于,他写到了别处。“而在看枪毙人之前,先在这里(马祥兴,作者注)大快一下朵颐,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一边津津有味地讨论。”杀人与“吃人”,其实到底是一回事。这显然比历史更重要。
    与许多暮气沉沉的青年写作者相比,叶兆言的小说依然年轻,依然具有“革命性”。叶兆言说,“文学要革命,文学如果不革命就不能成为文学,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在他的笔下,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刺激而动人;那些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在历史巨浪的席卷下,跌跌撞撞,走入时间的迷惘之中。他们生存的时代固然令人怅惘,但他们的命运才更令人感叹。生生死死,全由不得自己。
    人活着,有时真的可怜。小说,就是记录这可怜地活着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也是历史,历史就是小说。生活才是最大的真实。但人生的荒谬之处往往在于,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别人的样子。但这荒谬是含泪的,虽然它往往是一种笑的表情。小说里写到了绍彭的两个情人——职业革命家黄凤英和护士小周。本以为难以收场的局面,最终却落得一派祥和。历史荒唐,爱也变得荒谬。但有时想想,荒谬本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叶兆言写南京,写出了南京人的特性。当然,写的也是中国人的特性。《刻骨铭心》中写到,“南京老百姓已习惯了抗日高调,习惯了骂几声小日本,然后沉浸在琐碎的世俗生活中醉生梦死。”即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半个月里,谈论北方战事和篮球,依然是市民的主要话题。这到底是历史荒谬呢,还是人生荒谬呢,还是存在本身就荒谬呢?着实难以分辨清楚。
    但好小说的魅力也便在此。虚构之所以是虚构,就是事情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却发生了;人该在一起的没在一起,不该在一起的却最终走到了一块儿。意外,而巧合;偶然,而天成。《刻骨铭心》就是一个个历史的意外和一个个人生的意外,并以此构成了这一出“刻骨铭心”的传奇大戏。大戏落幕,人物退去,历史依然值得回味,但人生早已是几度春秋。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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