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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史学界的疑古派不同，鲁迅除了关注文献考据，更留意的是历史资料深处的人文性。他从金石之趣中提炼出现代艺术的底色，又从域外考古学成果中建立起多维的思维结构，以文学家的特殊视角，纠正了现代学人的认知偏执，多向性思维代替了历史发现过程的惊讶、欣然和满足。这些成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暗功夫”的一部分。 关 键 词：鲁迅 学匪派 金石学 考古学 一般说来，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活动始于1926年，此前关于考古学的思考多在书斋之中，对于域外的考古学还处于学习阶段。鲁迅对于这门新兴的学问是十分看重的，在教育部期间搜集了诸多考古学资料，对于日本、德国的相关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因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选择，他的理念和西洋考古学者在对中国古文化的判断上颇多相左之处。而中国文人与考古学的关系中形成的遗老气，也引起鲁迅的警觉。这就产生了一种多重的话语盘绕，一是对于域外考古学的科学性的关注，肯定那些研究的拓展性的思路，二是对于某些中国学人借考古热而复古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史学界疑古派兴起的时候，并不以疑古派的是非为是非，史学界借助考古学的科学理念而忽略人文性的幼稚病，是被其多次诟病的。直到30年代，鲁迅与史学界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折射出新文化建设者各自思路的复杂性。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鲁迅在公开言论里对于疑古派有一种不满的声音，而自己藏书和学术研究则借鉴了同代人许多研究成果。他对于史学队伍里的人的微词，与新生的考古学无关，而是不满于那些论述中的某些匆忙的判断。对于罗振玉、顾颉刚的某些言行，他看出旧文人的积习。而对于徐旭生、李济等人的劳作，则有另一种眼光。他其实很欣赏以新的方法考证古人的生活，了解文化的逻辑延伸过程。只有看到这两面的存在，我们对于鲁迅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才会形成一种立体的感觉。 鲁迅眼里的考古学边界很广，既有传统的石刻整理、版本研究的因素，也含有受域外影响的田野调查的内容，其概念类似于今天的文化遗产研究。他自幼涉猎金石，青年时代开始搜集整理乡邦文献，所藏历代碑碣、造像、墓志等拓本5100多种、6000余张①。1912年以后，他尤其留意新的出土文献，对于王国维、罗振玉的学术著作颇多兴趣。后来他周围的朋友对于新史料挖掘有不少的贡献，陈师曾、胡适都与考古学活动有所互动。鲁迅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文学与艺术层面，尚无历史学研究的冲动，即便进入这个领域，自娱自乐的成分也可窥见一二。在致许寿裳的信中称自己的金石之趣有点游戏之味，“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②。这些爱好藏于知识结构的深处，一般人读他的文字，不太易见到此点。 当他偶尔介入出土文物的搜藏整理的时候，其看法与同代人往往不同。那时候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影响很大，鲁迅的研究不过枝节性的存在，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以为自己的研究不能够算是正宗的考古，故认为自己属于“学匪派”的思考。“学匪”是“现代评论派”一些人对鲁迅、周作人这些《语丝》同人的微词，周作人曾欣然接受这个称号，以有别于绅士阶层。鲁迅属于这一派的一员，故有自嘲的意味③。这种态度有一种叙述的策略，但背后的苦衷也非常人明了。那时候他与“现代评论派”多有冲突，而对手多为疑古派学术研究的支持者。鲁迅认为他与那些学者并非同路之人，故不愿意用相似的思路讨论历史问题。而疑古派的主观主义研究脱离实物的印证，都是他不满意的地方。在他看来，中国史学界如果不能从实物出发讨论问题，总还是可疑的时候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章里时常以讥讽的口吻面对史学界的得意之人，以自己的学识和那些文人雅士开一点玩笑。这符合鲁迅的一贯风格，也看出其尼采式的智慧。1933年发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一文，显示出他迥异于学界的另一种思路。此文所用资料多为出土文献，但论证却带文学家的戏谑和幽默，求真之外，有讽刺与感怀，诗意和史德的因素涌动于字里行间，与钱玄同、顾颉刚讨论历史问题的话语不同，文章带有浓厚的人文兴趣。比如谈及女子缠足的历史究竟有多久，人们看法不一，鲁迅从唐代绘画，和晋唐古坟里发掘出的泥人判断女子缠足是唐以后的事情，不过，他在论述此话题时也小心翼翼，举例说汉代就存在“利犀”，尖脚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女子缠足是一个极端的现象，但儒家的文化不是反对极端的行为么？鲁迅由此感到孔子提倡中庸，其实是“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④。文章谈及孔子，非从史学层面宏大的叙事，而是从字里行间窥见言语背后复杂的存在，倘只从字面上理解古人，可能大谬的地方甚多，这里的知人论世的才华便显现出来。鲁迅在文章里感叹人们知今不知古，那是对于风俗、地理、气候不太了解的缘故。文章说孔子有胃病，乃阅读古书的新解，属于主观的印象，未必科学。笔触行至此，本应结束此文，鲁迅笔锋一转，遂道：“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⑤所以，在考证古人生活的时候，大胆的假设与求证固然重要，也应对自己的思路保持警惕，必须意识到方法的有限性。他以当时的几个社会现象为例，指出随便的推测也是危险的。这种极为清醒的陈述，也消解了自己的某些的前定的语义。 鲁迅对于自己的考证与论述的自嘲性的表述，也有杂文家的幽默于此。“‘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⑥这里与一般史学家境界不同，和域外的考古学家的趣味亦远，借助考古的概念对历史文化进行另类的思考，其艺术家的感觉和思想家的情怀也自然渗透出来。他在文中不屑于以考古学家的姿态谈古论今，因为考古者多以物为中心，借物而说史。鲁迅则以人的生命感觉叙述以往的陈迹，脚、头发、胃，且多牵涉肉身的痛感。30年代的史学家讲概念与史料者多，背后的人的生命意识难有提及。鲁迅也关心那些史学研究的内涵，但内心萦绕的却是生命价值。所谓“学匪派考古学”，即一种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野性思考，其中包括史学与诗学的多种元素。在星星点点的历史旧迹里窥见人的命运，这是文学家的鲁迅最关心的话题所在。 留意鲁迅文章的深层隐含可以知道，他所以一再强调自己的文章是“学匪派考古学”，其实也包含着对于顾颉刚等人历史考证的讥讽。那时候疑古派的史学研究风头正劲，顾颉刚推崇胡适的考据理念，以为是史学的方向。鲁迅则感到坚持考据的传统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在于过于琐碎，而观点往往滑入可笑的愚见之中。小说《理水》对于文化山上的各种学者的嘲讽，就带着鲁迅自己所说的那种的“匪气”，将那些学问家无关痛痒的学问贬低为无聊之物。作品对于顾颉刚等人关于大禹是一个虫的考据，不以为然，且用乡下小人物的亲历感受，揶揄了大禹并不存在的观点。小人物与“学匪”，在文化山的学人眼里不过可笑的群落，但他们却道出存在的隐秘。王瑶先生在《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一文里认为，顾颉刚受到鲁迅的抨击，原因是“一些琐碎的不切实际的考据文字”⑦。“不切实际”，乃主观意愿的一种，故在受考古学影响的疑古派那里出现，实在与现代人的认知逻辑相悖。所以鲁迅说：“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⑧顾颉刚固然想打破旧理念，延续胡适的某些思想，但一些结论流于主观臆断，则为鲁迅所难以接受。他在作品里嘲弄胡适周围的学人，细想起来，并非没有道理。 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对于域外考古学家与中国文人的所谓互动亦有警觉，那些帮助考古人的所谓“高人”，在鲁迅看来不过牟利的一族。“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作考据，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士的皕宋，潍县陈氏的十钟，其子孙尚能世守否？”⑨这里牵涉到某些价值判断的问题，外国人对于文化判断带有距离感，而帝国主义心态又使一些人的文化观成为国内保守主义的温床。鲁迅对于考古风潮下的新式史学的偏执性表达，有一种清醒的判断，古代史考证者倘不能以共时的存在求证历时过程，对于重新认识历史有多大的作用还是一个疑问。五四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意识而产生的保存国粹的思想，一直在鲁迅的批评范围之内。而后来疑古派学者们对于历史存在的相对化的解释，遗漏了民族遗产的精神象征性的遗存，也是考古风潮下的一种错位。而在30年代以后，他对于新学人的史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的批评超过了对于遗老派的讽刺。究其原因，可能以为在知识界警惕新思潮下的精神的暗区，对于新文化的建设而言，乃是更为迫切的任务吧。 但是鲁迅内心对于旧的遗产研究有自己的主见，所花费的功夫亦不算少。他搜藏了大量古砖、瓦当、钟鼎、铜镜等拓片，在整个旧的文物拓片收藏中，最为重视的大概是汉代造像。所藏拓片主要是1903年之后，首先进入其视野的是山东武梁祠汉代画像；30年代后，重点在河南南阳汉代造像。这些造像风格不一，但折射的内蕴极为丰富，史学、文学、民俗学的元素交织在一起，给读书界带来相当大的辐射力。汉画像给鲁迅的惊异成分很多，主要是其刚健质朴让他顿生幽情，还有飘逸中浪漫的想象。从所藏拓片种类看，有战争场景，有宴饮之乐，有动物神影，有历史人物。据阿城的研究，汉代造像的谣俗意味，和汉高祖对家乡艺术的提倡有关，因为高祖乃平民出身，与贵族文化隔膜，其欣赏艺术的目光，连带出乡俗的要义⑩。这种风气，在社会一旦辐射，便有了奇异的效果。无意中留下了彼时的社会形态与心理形态，对于认识历史与文化都有意义。 这些也影响了他对于汉代文学的判断，以为彼此有相连的部分。如，画像中“力之美”(11)，与汉赋中的酣畅、奇崛之势可做对应；南阳遗物中灵动的情思，似乎也可以印证《楚辞》里的妙处。鲁迅对于楚声别有趣味，在画像间依稀能够看到旋律的踪迹。他在《汉文学史纲要》言及楚国文学，这样写道： 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项籍困于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声也。高祖既定天下，因征黥布过沛，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击筑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声也。(12) 鲁迅眼里的楚声，凄楚之调有之，狂放之音亦多。即便是绝望之曲，也有恢弘之力含之，显示了彼时一种精神信念。这些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风气，画像石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天地之气，也暗示了几分这样的氛围。 楚声的感人因素令人遐想，其中最迷人的大概是气韵。鲁迅将此视为闳放之美。《看镜有感》说：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剑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13) 这个看法与章太炎有些相近，对于思想、艺术的饱满感、爽朗感，赞誉有加。汉代遗存给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诗学的价值，文字学的意义也不可忽略。章太炎说，“明清间治小学者，初亦由金石入手”(14)，此种思路鲁迅是赞成的，他借助那些石刻、砖文，对于字体变迁的了解，都很透彻。只是这个工作未能完成，显得十分可惜。 汉代碑刻，也是透视古代艺术的遗存，鲁迅对此多有兴趣，那些佳作与画像、瓦当、砖文都构成了古代的风景。舒展自如、疏密得体的表达，也令鲁迅销魂不已。他对于书法的理解，多取之于汉魏碑刻，稍稍留意，则有快慰焉。鲁迅的字体，金石气一看即知，那些也是钞碑的熏染，高远的韵致，散淡的笔意，没有古人的暗示，断不能仿佛一二。研究碑拓、石刻时，他手头的参考资料就有《金石萃编》《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隶释》《两浙金石志》《百一楼金石丛书》《亿年堂金石录》《函青阁金石记》《两汉金石记》等(15)。 这些工具书，为他识别古代文物，帮助很大。从金石的角度切入历史与艺术世界，比从文字到文字理解前人思想，可能更为直接和切实。鲁迅小说描写上古与先秦人物与环境时，无意中是有相关的资料的暗示的。 在金石学与考古学领域，鲁迅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先生。他购买过王氏著作多部，对于其与罗振玉合编的史料颇为嘉许。他在《不懂的音译》里说：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16) 王国维给鲁迅的启示，是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比中，考释古代文化沿革，把清代的朴学，推向新的高度。他不仅对于资料的运用得体，就思想判断与审美判断而言，超出前人者多多。明末清初，顾炎武就已经从古书的梳理中发现后世对于古人认知的简单化倾向，以为了解古人，不能不到古老的文献里寻其原态。而后世文献伪态者甚众，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日知录》云：“言诗者，大率以声音为末艺，不知古人入学，自六艺始，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瞽师乐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今之绝艺。”(17)章太炎、王国维都是对于顾炎武所说的绝艺进行打捞的学人，章太炎像顾炎武一样从传世文献里求之，而王国维则注重出土文献，以此遥望失去的文明。他的关于殷周制度的考释文章，意过前人，思深于同代，鲁迅对于其气魄与学养的赞佩不是没有原因。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比较两人说：“大抵两人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集，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18)。郭沫若看到，鲁迅与王国维都是从不同领域进入古代文献中的，能够自如出入，又有洞见，且带动其他研究的演进，或推动史学的转型，或创造出新式的艺术。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从古老的遗存中寻得光泽，是不能不做的工作。 民国学者对于出土文献的兴趣，因了知识背景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胡适在整理国故中，就主张接受西洋科学的方法(19)。徐旭生因了有新疆考古的经验，对王国维《鞑靼考》就多有不满，认为王国维缺少了实地考察的物证(20)。郭沫若《石古文研究》除了文字的趣味外，也考虑到诗歌的元素，他的诗人感觉在此流露出来。朱希祖时常从《地学杂志》《边疆研究》里吸取考古报告的精华，修正了许多史学研究的思路。而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也透出几分诗与史的感觉。容庚《金文编》既得到王国维、罗振玉的重视，也赢得沈兼士、马衡的赞赏。这些人在前人遗产里的感受，与明代文人有相似之处，但看他们的言论，渐渐脱离遗老气的人也是有的。这些新学人对于古物的态度，有另外的情思。寻找精神的新起点，才是内中应有之意。 鲁迅与那些专门研究金石之学的人比，系统性有所不足，也没有今人所谓的学科意识，但却有他人没有的另类视角。我们细细分析鲁迅自己的爱好和文艺实践，这些闲情雅致对于后来的创作和木刻运动的提倡，都有潜在的影响力。他编印《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都有古意的缠绕，而推介欧美版画，也是一种中外艺术的对照，其中石刻艺术的传统的恢复，乃多年的梦想。有趣的是，鲁迅没有提倡石刻的复兴，而转为木刻艺术的倡导，那是现代美学观念的变迁所然。木刻艺术与文学是内在于一个世界的，便于操作，又含古风，非艺术圈人亦可接受。他注意到敦煌千佛洞的佛像印本乃五代的作品，那里是否有汉代造像因素也未可知。宋代的图书也有木刻的图形，尚能保留远古的神韵，而明清的画谱，则越来越与今人的感受相近，只是豪放之气略减，难以见到大的景观了。出土文献和外来木刻，都使他萌生了创造新的艺术的冲动，他希望青年艺术家在实践里复兴古老的艺术表达方式，也让人联想起他整理文物的历史。把旧梦托于己身之外的青年那里，看得出其高远的情怀。 与一般金石家的走向不同，他从专业之外进入金石王国，又能从容跳出，将古老的遗绪拓展于学林之间，为新兴的艺术服务。他晚年提倡木刻艺术，一些经验与金石趣味大有关系。不是一味复古，而是综合性地思考审美的丰富性。1935年2月4日，在致李桦的信中，鲁迅说：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21) 打通中外，这是一个大的梦想。他自己在小说里做到了此点。而又希望青年艺术家于木刻中耕耘创新，则是这个情怀的放大。中国古代石刻有“力之美”是自主性情，不贵奇巧的。后来的艺术陷于精致、雕饰之境，遂不得放飞思想，实在是一种退步。而域外木刻艺术近代以来伸展的自我意识颇多，不仅得天地之气，也疏散着精神的广远之音，鲁迅觉得，都是可以借鉴的存在。我们从这里看出他的用意和梦想。鲁迅晚年的艺术精神，比早期更为广大了。 必须看到的是，鲁迅对于出土文献的热情和对于域外的艺术研究是同步的。在他大量购置汉代造像拓本的时候，也留意日本、欧洲的艺术品。显然的是，在鲁迅那里，远古的精灵有自己心仪之所，那些消失在时光深处的文字、图纹，依稀还散着生命的温度。古人旷远辽阔的情思，也因时光的流逝而多了苍凉的况味。柳宗元曾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班固书传之，吾尝病其畔散不属，无以考其变。”(22)唐人感知如此，到了鲁迅这代人，岂不更为感慨强烈!他在编辑自己的著述、设计封面时，常常择取汉人的图像，以此呼应远古的灵光。那种痴迷，在文字间不经意地也暗自流动着。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谈及日本的绘画时，发现了与中国古代画像的关系(23)，主要是凡人与世俗化的风景让人难忘。孙文青《南阳汉画像会存》序云：“墓中图像，既未受佛道二教影响，其背景当亦非西域经典方士附籙，其所本者，为帝王提倡之通行图籍约有天文、地理、历史、礼乐、游戏、祥瑞诸类。”(24)孙文青看到本土的独创性的因素，有的来自《山海经》《禹贡》的暗示，有的受阴阳五行理念影响。这是中国本土最为珍贵的遗产，可惜后来未得发展。鲁迅在古代文学文本中喜欢《列异传》《搜神记》，在审美上，都有内在的联系。顺着这个线索检索其审美的偏好，也能够看到他的文化批判中的逻辑点，在最为猛烈攻击旧文化时，他是从旧文化之外的非主流思想中得到诸多启示的。 在大量收集汉代造像的同时，鲁迅购买的浮世绘作品亦相当可观。江小蕙先生清点鲁迅购置的作品“十七种三十三册，绘画四十二幅”(25)。这些作品提供了认识日本社会风俗的蓝本，那些看似怪诞，文不雅训的存在，在鲁迅那里都获得一种美感。汉代造像的奇异的想象和浮世绘世俗化的录异之影，都能表达心绪的广深和情思的浩大。鲁迅自己看到的画像里，关于人的描述有限，浮世绘则于此多见会心之处。所以，他后来希望青年回到对人的形象把握的创新中，也是拓展中国固有艺术的努力。如果我们把他整理国故和引介域外艺术品的实践联系起来看，当说其金石之趣在后来是结出硕果来的。 鲁迅发现，近代日本的文化保留了中国文化中美好的东西，这恰是被士大夫者流遗弃的精华。从世界范围考量艺术的发展，他觉得近代中国艺术落后的根由，可能与泛道德化语境淹没了智性、诗意的存在有关。日本文人以素朴之心对待各种异质的遗产，恰是国人缺少的精神。他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的艺术里发现了民间的创造性，也启示了自己重拾“拿来主义”的信心。 日本艺术的进步，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在不变中的变，形成了自己的特别传统。白桦派小说家和思想家们，虽然自己推崇的是托尔斯泰，但中国古代儒家意识和野性的乡间灵思，也未尝没有。浮世绘把握世界的方式有朦胧飘逸的一面，那直觉里的丰富感，我们从鲁迅自己的感受里也可见到。有学者指出，浮世绘的感觉，对于鲁迅的印象很深，广众先生的绘画里的月亮，就投射到鲁迅的文本里，那画面的夸大、时空的象征性，都是鲁迅喜欢的(26)。这其实是古中国意象的一种回放，细细分析，江户时代艺术家的灵感一部分取自中国古代绘画，这是一种开放的眼光里的创造。鲁迅在作品里容下了诸多域外艺术的元素，那过程与自己早年审美记忆也有关系。我们对照文本，去寻找古老的投影和外来的诗意的投影，当可见到那精神的广大。 汉代的石刻像与日本的浮世绘，重要的是世俗感觉的诗意的描述。它们的特点是简约、传神，东方人的理性的直觉与直觉里的诗意都有，只是后者过于细腻，雄放之气弱于中原的造像，也许与世风不同有关。这两者远离道德话语的性灵表达，对于人的文学中自然的心性的勾勒都有意义。汉代造像给人深切的感觉是人与自然的空旷、高远的对白和神灵的飞动，浮世绘却写了人性的复杂和灰暗，后者对于色情、敌意、苦楚的描摹，都有了哀怨的调子，人的日常的情感与形态，被夸张地呈现着，殊多精妙之笔。 有趣的是，汉代艺术里有世俗的热烈和火爆，入世与出世的形神都是乐天者居多，浮世绘有时候看出一丝旷远的寂寞，用永井荷风的话说，有东洋的悲哀：“无常、无望、无告”(27)的气息流转天地，仿佛中国宋词里的意象的再造。在风景图与世俗图里还有文人的无边的惆怅，那也开启了现代文人凝视己身的先河。 从中外的古老的遗存里思考社会变迁史的轨迹，从中打捞那些泯灭的灵光，乃一种寻找的快乐。这是章太炎理念的一种延伸，只是途经略有不同罢了。中国与日本的不同是，历史常常在断裂里发生，祖先的遗产时断时续，而精妙的艺术与深切的思想淹没的时候过久。胡适也意识到历史的断裂的可怕，他在五四后主张整理国故，都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渴望(28)。这是那一代人的梦想，其间大的悲欢，是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的。 30年代前后鲁迅的藏品向我们透露出许多信息，先生对于敦煌学、安阳考古，故宫档案，北平旧遗产整理，都有兴趣。他对于外来的考古学著述，有一种期待的眼光，沈兼士曾赠鲁迅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考古学论丛》，一些文章都有金石学之外的重要内容。他自己购置的日本、德国考古报告有多部，《东亚考古学研究》《支那明器泥像图说》《殷墟出土白色图器研究》《满鲜考古行脚》(29)都有非同寻常的价值，而国内《安阳发掘报告》，记载西北考察团行踪的《徐旭生西游日记》，都对其产生影响。尤其是《徐旭生西游日记》，乃鲁迅催促而成，此书记载了1927年中国学者第一次西北考察的行迹，系现代考古学的重要文献，折射出鲁迅与一群知识人特殊的精神联系(30)。 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生，面临着一种外来文化进入后的尴尬。一方面是域外先进学术理念的刺激，关注此学科的学人不得不承认自身的盲点。另一方面，渴望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人对新发现的遗产中的负面价值不得不做出批评的姿态。既要保护旧有的遗迹，又应在扬弃间寻找新路。在保护与认同之间，知识阶级有很强烈的价值冲突。鲁迅意识到，考古的目的，乃认识历史的真相，并非是保古，像遗老们一样去“复辟”旧的王朝。最早的外国考古学家到中国来，是在新奇的发现里欣赏着异质文明的存在，这给了中国读书人一种幻觉，似乎以往的一切都弥足珍贵。鲁迅发现，中国人对于考古学的认识极为模糊的，他在《忽然想到》中写道：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31) 应当说，对于鲁迅而言， 考古的内容固然重要，而考古带来的思想的变化则更应当引起注意。这属于考古思想史里的内容，艺术的隐含之外，也有思想的外延。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强调，考古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专业，而是社会思潮和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它有生发、引导、修正思维方式与思想的功能(32)。五四之后，许多作家与诗人介入到考古学领域，沉浸在对于古代文明另类思考中，其实是重新寻找旧迹的一种冲动。胡适与域外考古学家的交往和对于这门学科的兴趣，与鲁迅相比，都有相近性。用他的话来说，整理国故，乃为了再造文明。 这是一种必然的冲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鲁迅处理问题时的紧张的精神缠绕。从所留下的文字看，鲁迅对于考古学的认识，是从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出发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专门涉及到文物保护的理念： 伽蓝宫殿，古者多以宗教或帝王之威力，令国人成之；故时世既迁，不能更见，所当保存，无令毁坏。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入观瞻游步之所。(33) 保护的同时，便是研究与考古。至于考古的过程和技术处理，是要专业人员为之，他只能把目光投向那些新的学人的身上。域外考古学给鲁迅那代人最大的启示，是中国传统治学存在盲点，以新的方式凝视古人，可能寻找到新的闪光。传统文献里民俗意味的存在殊少，而衣食住行的描述亦鲜。我们的文人也很少关注少数民族的精神轨迹。如果不是新的考古学的出现，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可能更为模糊。比如他谈到木刻艺术时，就从敦煌千佛洞说起；言及文字狱，则注意的是故宫的档案。而对于文字起源、历史经纬的判断，则求助于金石图录和考古报告。之所以不断关注考古学的发展和成果，都与急于了解消失的文明的心理需求有关。 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的关注点里，与其说存在着嗜古的偏好，不如说更留意考古思想的内涵。第一代考古学家对于思想的渴求不亚于技术的处理。这与后来的考古学家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徐旭生在考古过程思考的问题，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的思路多有吻合。他在重审文明起源的过程，对于主奴文化的思考，是沿着鲁迅的逻辑为之的。这里，批判性思维代替了历史的发现过程中的惊讶、欣然和自满。而是寻找文明走向的另一种可能性。 安阳考古和西北考察的结果，有了历史书没有的内容，由此知道，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及传播文化的方式，是存在缺陷的。道德化的表述，及儒学的实用化方式，抑制了人们仰望天空的激情。徐旭生在日记里对于中国知识界落后的形态的反省，强化了五四批判意识，可以说，是考古理念，更为深切地证明了五四反思传统的必要性。李济、徐旭生的著述里的忧思，都可以与鲁迅的文本对读，在彼此的文字间，其实有着思想的相似的逻辑。 在许多杂文作品里，凡考察历史人物的地方，总要注意到新的考古报告的内容，那些新的发现都在修正其文学观与历史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言及孔子及先前的历史，他就列举了汉代造像的信息，和日本传来的文献。间接提及侯失勒《谈天》、雷侠儿《地学浅释》、代那《金石识别》(34)。他在大量的出土文献里至少得到这两个印象，一是文明的演化过程，人们遗失了许多重要的精神资源。比如民间对于自然、鬼神的认识，都弥散在边缘的艺术表述中，正统的文化缺少的恰是这样的遗存。二是古代专制文化的深入，在流散的文献里看出统治者者对于异端思想的打压何等严厉。基于这两种印象，鲁迅和许多考古学家的思想比较接近，即以新的知识的把握方式，讨论的是思想史里的问题。 中国最早从事田野考古的专家，除了李济受过现代考古学训练外，多为半路改行者，徐旭生在法国学的是哲学，沈兼士乃小学专家，董作宾的趣味在甲骨金文之中。徐旭生、沈兼士与鲁迅关系较密，前者系北京时期的好友，后者有同学之谊。徐氏办《猛进》杂志时，与鲁迅讨论“思想革命”问题，可以说彼此心有戚戚(35)。鲁迅对于老友转至考古专业也颇为高兴，他对于考古技术并不熟悉，但考古带来的思想史的变化，他是清楚的。不同背景的人进入考古领域，会有不同的认知思路，能够激发出精神的亮点。那时候顾颉刚著述的出现，与考古学多少有些关系，而郭沫若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有考古学的因素的。鲁迅从相关资料发现，古书所说的存在，仅仅是历史的一角，那些没有被文字记载的世间，可能更含有世间的本真。所以，后来文章偶及古代社会风俗，所据的也是出土文物流露的信息，对于胡文化的认识，也非传世文献的提示，多来自考古学的认识。他从日本、德国、中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发现了诸多有趣的存在，那些材料支撑了他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对于皇权文化之外的遗存的珍视，都给他带来了思想的愉悦。 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是新文学的诞生和史学界的疑古派的出现。鲁迅、胡适、钱玄同都与这些新的学人有复杂的互动。或者不妨说，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基本知识背景里有现代史学的元素。这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念略有不同，傅斯年、朱希祖后来专心历史的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有不同于以前的学人的历史观。但我们看他们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与钱玄同、顾颉刚之间讨论问题时技术化的话语不同，鲁迅兼具人文性与科学双重元素，在具体问题上可能不及这些专家深入，但就格局而言，更有一种文化的气象(36)。他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就有以空间代替时间的历史还原，且写出了文化的幽深之意，虽然属于诗意的图景，与史学家的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但这恰是那些疑古派学人身上欠缺的一种情怀。如果我们深味其间的隐含，那么鲁迅的批评现代史学研究者的用意便可明了大半。 讨论鲁迅的文化遗产研究理念，不能不注意日本知识界的影响。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考古发现，对于以往的历史观的修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世界各地的考古实践，多是在多种语境里的一种文化研究。欧洲人在西亚和非洲的考古发掘，拓展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其间对于文化史的改写也是有的。鲁迅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文明变迁中的文化碰撞的价值。中国历史其实也是多种文化交融的历史，撇开民族主义的因素，他礼赞汉唐气魄，就对胡气颇多感慨，以为那是难得的存在。汉代文化，有中原固有的韵致，西部少数民族的奇绝之气也散落其间。鲁迅视野里的德国文学的繁荣，就与翻译介绍圣经以及英法文化有关；日本的艺术，是从中国和西洋吸取了文化养分后的自我创造。他搜藏的德国文献，都暗示了一个道理，那些艺术均于开阔空间见出性灵，其实也与古中国艺术发展的原理有相近性。所以他说，艺术的进化，都是由来有自的。 从藏书看来，鲁迅收藏的考古学报告有多部，以日本的资料为例，主要包括考古学原理，东亚新发掘的出土文献。不过这些考古挖掘，都是殖民地文化的一部分。1905年的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人将辽南据为己有。东亚考古学会趁机在牧城驿对于汉代壁画的整理，南满洲碧流河古代遗迹的挖掘，都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日本人还在朝鲜半岛考察了大量古代遗址，对于朝鲜文明的演化过程都有新的解释。这些殖民语境里的学术表述，也无意中流露出知识学里珍贵的亮点。在思考东亚文化与近代命运时，这些资料有多少因素影响了他的思维，都颇值得人们的打量和思考。 在耻辱里建立的文物保护意识，使他有了强烈的内省感，由此可以理解他何以一方面关注罗振玉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对于其遗老气带有讽刺口吻(37)。在文物考古领域，他有着专业之外的复杂体验。他对于古代遗存的价值判断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入眼的。审美判断与知识整理，不能代替精神的自新。人类进化过程的超越旧的遗产的思想的独立性与创新性，都是中国知识人不可或缺的部分。后者在鲁迅那里远远超过王国维、罗振玉。面对旧的物质遗产，他也认为有保护的必要，只是在其间应有辨识的目光。《谈所谓“大内档案”》集中体现了他的文物保护意识，见识与情怀都暗藏在文字之间。不过这里批判的意识依然存在，对于藏书家和考古的名人的微词，看出中国办好事情的艰难。他发现中国文物的毁坏与官僚有密切的关系，“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38)。以专家名义而行专断之事，其间必然是一种悲剧。文章的最后感叹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和古董。”(39) 对于史学、考古学重视的过程，看得出鲁迅一直在吸收同代人的研究成果，但不忘的还有知识人的价值立场。有时候对于史学、考古学学者也有反观的视角，并没有放弃他固有的怀疑主义理念。《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就并不同意日本学者对于古文献的论断，且批评了罗振玉的版本理念。在鲁迅看来，版本问题，要据历史的语境为之，不能孤立判断其诞生的年代：“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40)即对于考据者的结论的小心与谨慎态度。几年后，当看到郑振铎《宋人话本》一文时，再次提及关于《三藏取经记》版本，内中涉及王国维诸人，坚持的还是自己的判断。他意识到新的思路里的问题，比如对于《古史辨》的微词，可能不都是因为顾颉刚的为人，还有那结论的仓促。他在《拟预言》《理水》里讽刺顾颉刚的臆断式的治学方法，都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求真意识。这是他比疑古派学者略为谨慎的地方。 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不作艺术的建设”(41)。而鲁迅从历史资料里获得资源和灵感，以审美的方式与文明批评的方式冒犯了一些史学家的规范。不盲从于学者的见解和新式学者的言论，看得出怀疑论在其意识深处的位置。鲁迅意识到，疑古派学问家可能也存在诸多的认知盲区，学问背后的思想走向是不能不注意的方面。主流学术话语遮蔽了许多重要的存在，人们继承的遗产可能不是最好的一部分。而人们观念中的世界，乃被意识形态化为一种扭曲的图式。所以他言及朝鲜半岛的文明时，就拒绝了大中华的理念，考虑到“他人的自己”(42)，这一方面来自托尔斯泰人道的理念，一方面和日文的朝鲜半岛的考古报告有关(43)。而中原的新考古发现也支持了他的民间文化的理念，被压抑的文明如何被召唤出来，都显得意味深长。 五四的启蒙主义者们都意识到，无论对于旧的遗存还是新的思想，国人所知甚少。金石学曾经拓展了人们认知历史与艺术的空间，但还不能折射远去韶光里的本然。新引进的考古学从另一角度拓展了思想的维度和价值维度，给重新定位我们的文化带来参照。但在这个过程里，仅仅有新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可能会将人重新滑入士大夫的立场。重要的在于是新的知识阶级的一部分，从立场、观点到知识结构都有士大夫气质所没有的一面。在对金石与考古丰富的世界瞭望的时候，鲁迅显示出与同代人迥异的姿态。 由此可以发现，鲁迅对于那时候的文化遗产研究，有着一种超时代性的审视。他的不正经的文章隐含着极为严肃的文化沉思。“学匪”背后的雅正之气，恰有先生纯正的学术意识。从金石学之趣，到对于文物保护、考古学的认识，经历了40余年的时光，鲁迅在内外之间出出入入，将所得化入文学的表述与文化的思考里，成为其“暗功夫”的一部分。一是拓展了审美的精神，强化了对汉唐气魄的认识。二是增强了改造旧文化心理的紧迫感，以为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对于国人是重要的存在。历史在演进中，寻找遗失的文明是一种自我丰富。另一方面，异质的表达也颠倒了对于事物的认识。新文化人的任务，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为未来开启一条健康之路。新的生活，来自于对于旧的遗存的清理、挖掘、利用，倘能够古今会通，择其优者而用之，弃其劣者而行之，那么不仅复兴旧绪可期，创造合理的人间文明，对后起的一代也非梦想。 2018年1月16日改定 注释： ①详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藏拓本全集》第1卷，1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 ②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周作人：《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第68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⑤⑥鲁迅：《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521页，第5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王瑶：《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第3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鲁迅：《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鲁迅全集》第4卷，第282页。 ⑨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46页。 ⑩笔者2016年9月邀请阿城在人民大学做了《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演讲，内中谈到此点。参见内部记录稿。 (11)鲁迅：《〈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3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第398-399页。 (13)鲁迅：《看境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8页。 (14)章太炎：《与钱玄同》，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1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2卷，第16、18、20页，1959年内部编印。 (16)鲁迅：《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17)顾炎武：《日知录》，第170页，赵俪生导读，巴蜀书社1996年第2版。 (18)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第5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9)参见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第2卷，第12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20)参见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第122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21)鲁迅：《致李桦》，《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2-373页。 (22)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柳宗元集校注》第4册，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第1454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23)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上卷，第109页，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 (24)孙文青：《〈南阳汉画像会存〉序》，桑椹编纂：《歴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録》，第3卷，第155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5)江小蕙：《从鲁迅藏书看鲁迅——鲁迅与日本浮世绘》，《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3期。 (26)参见董炳月：《浮世绘之于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浮世绘》第21页，三联出版社2016年版。 (27)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周作人译，转引自钟叔和编：《周作人文类编》第7卷，第10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8)参见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37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3卷，第20、22页，1959年内部编印。 (30)参见王忱主编：《高尚者的墓志铭》，第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31)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46页。 (32)参见曹兵武：《考古与文化续编》，第286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33)鲁迅：《儗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第54页。 (34)参见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25页。 (35)参见鲁迅：《致徐旭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27页。 (36)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里的基本思路，缠绕在方法论上，对于上古的信仰与史料的杂糅的一面梳理不清，这个瑕疵在顾颉刚《古史辨》中也多少存在着。参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7)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7页。 (38)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第3卷，第589页。 (39)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第3卷，第591页。 (40)鲁迅：《关于〈三藏取经记〉等》，《鲁迅全集》第3卷，第407页。 (4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刘梦溪主编、雷颐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2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2)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鲁迅全集》第10卷，第212页。 (43)日本学界关于朝鲜半岛历史的考古报告，呈现出了东亚文化的差异性。在阅读了大量东亚历史资料之后，鲁迅意识到用“藩属”的概念讨论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是错误的。高远东教授关于鲁迅“互为主体意识”的思考，也是从这个思路中衍生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