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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内容空前丰富的40年 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阶段性，呈现出形态化、样态化的特点。 经典作家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动，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史家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 如果雅思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可以视为始点，那么，西方学术已然经历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分析的时代，而源远流长的中华学术，在荀子之后，则经历了经学时代、玄学时代、三教时代、理学时代、汉学时代、西学时代、马列时代。这些时代表明，学术进程在历史长河中不仅表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而且不断地从相对独立发展走向全球融通，加速度地融通。 到20世纪，学术的加速度融通，发展到人类历史的极峰。 40年来的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负载着人类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但是，它直接从20世纪走来，以20世纪的世界大势、中国历史为背景，走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这种状态，需要在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比较中得到清晰展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史学研究的根本形态没有改变。换言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历史学的基本样态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40年来的中国史学，以加速度的状态繁荣发展，以加速度的状态与全球融通。其所形成的新样态，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第三时段（民国时期为第一时段，改革开放前30年为第二时段）。 谈到历史与历史学，史学家们经常使用三个比喻：河流、人体、树木。以“河”为喻，孔子叹“逝者如斯”。以“人”为喻，章学诚指“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以“树”为喻，安克施密特拈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还残留一丝本质主义，那么，本质不在树枝上，更不在树干上，只是在树叶上。这三个比喻，可以很直观地帮助我们理解40年来中国史学的基本样态。 既然是河，则必然有主流，有支流；既然是人，则必然有骨骼，有血肉；既然是树，则必然有主干，有枝叶。所谓主流、骨骼、主干，就是历史的主脉与大势、本质与结构、规律与动力。所谓支流、血肉、枝叶，就是历史的要素与内容、形式与表现、机制与功能。不同历史时期，历史学家对历史对象的择取，侧重点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家的侧重点，是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家的侧重点，则转移到了支流、血肉、枝叶上面。当然，偏重不等于偏废，但大体之分，消息走漏，还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侧重于关注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所以中国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社会发展史的宏大视角，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了空前完整、系统、深刻的主导性揭示。所谓社会发展史，不是社会生活史，更不是社会文化史，而是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史，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等均附着于其上。为突出主题主线，前30年的中国学者着重于对历史规律、历史阶段与历史理论的开掘，尽量清晰地提炼出中国历史的逻辑秩序，将唯物史观的一般秩序与中国历史的特殊秩序相结合，将中国历史的秩序纳入唯物史观的秩序中去，以此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普遍性与规律性。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历史发展动力、中国近代史主题主线等问题的热烈研讨，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即在于鲜明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之间的关系，从而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 这样的研究路径与学术取向，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便开始了。其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由于掌握了唯物史观，很快超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建构的“新史学”体系，让古老的中国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这一形态的史学研究，从李大钊延续至今，一以贯之，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它最核心的特点，是以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从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诚可谓“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改革开放后，它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史家认为，史学研究不仅要凸显历史的主流，还应该展示大河的支系；不仅要“骨感”，还应该丰满；不仅应该主干强壮，还应该枝繁叶茂。以这样的思想为驱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喊出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口号。 这是最能反映新时期史学整体样貌的一个口号。40年来中国史学的整体样貌，此口号足以一言蔽之。它原本是经典作家的原话，用作了《历史研究》1987年第l期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提出这一口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前30年在侧重关注主流、骨骼、主干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与唯物史观无关，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路径无关。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家的时代任务是不同的。从民国至新中国前30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任务，本是揭示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不在于填充历史的血肉与支系。因此，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不是要否定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它、发展它、完善它。至于通过怎样的途径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他们提出，“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文章说，这样做可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以该期《历史研究》为标志，“社会史”成为新时期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史学分支。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适应了新时期史学发展前进的需要。唯物史观着重于揭示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但从来不忽视、也不允许忽视研究历史的支系、血肉、枝叶。唯物史观最重视揭示历史的本质，但向来都是透过现象而不是抛弃现象看本质。由于历史的本质隐藏于社会生活的深处，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上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作了空前深刻的揭示。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可以让唯物史观的科学之光绽放得更加艳丽。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40年来，中国史学的血肉空前丰满、支系空前发达、枝叶空前茂盛。史学界公认，这是史学全面繁荣发展的40年，是繁花似锦的40年。 这意味着，史家笔下的内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史家队伍的数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史学柜子里面所装的东西越来越多，史学分支越来越杂、越细。大量风格多样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大型史料集成、丛书被出版。一批精通外语的世界史专家，与国际同行进行着同步性研究，诸多著作已经不逊色于国外的同类作品。考古发掘走出专业圈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研究领域日益拓展，手段日益先进，科研经费日益充盈。研究方法、研究样态、研究视角与理念、论文题材与触角日趋多样，与海外同人的交流空前频繁，田野考察蔚然成风。40年来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状况。它非常驳杂，甚至混乱，但绝不贫乏；它有可能已经产能过剩，但绝非产能不足；而且，它还在进一步扩展进步之中。 凡此种种，均可分类以说，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以社会史为例，不仅中国古代社会史得到细腻描绘，而且近代、当代的社会史，同样受到空前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学科定位、内部再分支等等，无不得到深入研讨。提到当今中国史学，许多人最容易脱口而出的，就是社会史。伴随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环境史、灾荒史、城市史，以及文化史、观念史、概念史、医学史，与区域史、风俗史等等相互交叉，蔚为重镇，成为历史学发展新的学术增长点。可以这样说，凡人类以往的形迹，几乎全被纳入了中国史家的视野，出版了专著。史学分支与学科的缤纷出现，带来的是历史内容在文本领域的不断被添加、是学术理念的不断从中心转向边缘、研究对象的不断从整体转向区域、理论兴趣的不断从历史理论转向史学理论。 这是一种应当给予整体肯定的繁荣发展状态，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能出现这种繁荣发展的局面。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进程相适应，既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碎片化及其潜流背景 健康、繁荣是40年中国史学的基调和主流。但是，在内容空前丰富的情况下，历史的骨骼、主流、主干是否受到了遮蔽？换言之，丰满的血肉是否拖累了骨骼？丰茂的枝叶是否掩盖了主干？细密的支流是否漫溢了主流？史学队伍是否具有分化的倾向？这样的追问，时常会浮现出来。 发展带来变化、产生分化、生发新的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新鲜事。正如美好的生活导致胖人越来越多，史学界普遍感到，干瘦的骨感固然不妥，臃肿的肥胖同样是问题。 多年来，许多专业学者追问：在历史区域研究中怎样关照全体？在历史描述中怎样不忘本质？在微观考据中怎样不止于碎片？在史料梳理中怎样不忘思想？总之，具体研究怎样关照宏大叙事？这样的追问，在学术意义上关注的是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在社会学意义上体现的是历史学家的一些新不安。 确实，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三化”的核心，是理论思维弱化。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思想性。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它是繁荣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有学者认为，这是过去僵化研究模式所必然造成的“报应”。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报应”只能表明动力原因，无法说明转型机制的运作过程。还有学者提出，既然倡导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那就必然会造成树叶遮蔽树干。笔者同样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所谓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指把原本不该缺少的东西还回去，而不是把原本不缺少或原本不该有的东西硬加上去。这是“还”字透漏出的应有之意。显然，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要另外去寻。 我以为，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是由于在40年中国史学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一股潜流。这股潜流虽然不是主流，却潜移默化地介入、影响了40年来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圈占了场域。这股潜流的基本特征，就是碎片化，它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西方学术转向，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段大体相符。 所谓碎片化，其最外在的表现，是选题狭小，例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洪秀全是否留胡须”之类。但是，再狭小的选题，也属于历史的要素与内容，可视为微观研究，未必属于碎片化。构成碎片化需有两个要件，一是选题缺乏与历史研究相匹配的意义，二是将对小题目的考据视为研究的全部和最终目的。碎片化的实质，就在于将缺乏重大意义的历史偶然性看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要素，并把对这种要素的研究当作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内容。换言之，借用安克施密特的说法，认为历史的本质在树叶上，不在树干上。 这样的价值取向与研究状态，最直观的表现是“以要素代替全体”。它不是力求使本不该缺位的历史内容在场，而是将研究的筛孔做小，去除大的，留下细的。当要素被夸大为某种特殊东西，即如同安克施密特所描述的那样，会引起人们领悟过去的尘埃化。在中国，这种研究取向可追溯至乾嘉考据学。但是，民国以后，从欧美进口的实证主义又固化和强化了这一传统。由此，以偏概全地将考据看作从事历史研究的终身事业，成为学术风尚。相应地，如钱锺书所说，普遍地轻视或瞧不起理论。众所周知，这种研究取向曾遭受严肃批判，有所弱化。但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术风尚再一次转向碎片化，并逐渐传入中国。这一次传入的碎片化风气，虽然在许多方面与旧形态的碎片化保持着一致，本质上却以对某种理论的“重视”而非“轻视”为出发点。换言之，它也有理论背景，但不是实证主义的背景，而是反实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 让我们从波普尔对碎片化的倡导开始讨论。波普尔是直接论述到碎片化问题的思想家。他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总体论意义上的”或“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所存在的，只是所谓“零碎技术学”“零碎修补学”“零敲碎打的工艺学”“零碎的试验”等等。他表示，“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这种论调，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立场与批判逻辑，完全符合70年代后西方学术转向的理论预设及基本进路。 这种理论预设及基本进路，就是拒斥所谓系统的哲学，亦即拒斥所谓以认识论为中心，追求客观性与合理性，被罗蒂等人指称为基础主义认识论、逻各斯中心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些同质类的思想理论。这种思潮覆盖了70年代后的西方学术界，为学术碎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比如在文艺理论领域，形式主义文论大泛滥，驱离社会历史背景，宣称“作者之死”，成为趋之若鹜的风尚。接下来，便只是对作品所谓内部要素（如隐喻、意象、象征）的解析，再进而向文学消费与接受效果的维度发展。这种抽离社会历史背景、抽离作者意图乃至驱离作者的文学研究，被中国学者张江称之为“强制阐释”。“强制”的另外一层意思，在于强制作品仅仅以要素组合、工艺碎片组装的形式在场。这种样式的研究，对中国“知人论世”（孟子）的学术传统显然是一种颠覆。 应该指出，碎片并非一无是处。豕苓桔梗、木屑竹头，亦可资用也。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更不等于否定具体的微观研究。正如钱锺书所说，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但是，碎片化不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主流价值。 不过，这样的立场和论述，在坚守碎片化立场的学者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抛弃历史整体观念、集中放大历史构成要素，已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成为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历史学既展现出内容的空前庞杂，又展现出空前的碎片化。碎片化锁定历史内容的某个或若干个要素，对其内部更加细化的要素进行愈加细化的逼视，不断地向具体情境靠近，进而用要素替换掉整体性的历史。“要素化”与“具体化”成为20世纪后全球史学的普遍特征。所谓“新清史”，所谓“中国中心观”，就是这种风尚的产物。 这里我想以思想史为例。据某位西方专业学者总结，也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开始“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化”。具体说，思想史家开始面对“一个独特的问题”，即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所谓“当地人”的“当地”，就是“具体化”，一是指与全体相对应的区域，二是指区域内的要素。当“当地”这样具体的因而必然特殊的要素占据本体或核心位置时，自然而然，那种整体性全局性的“假定或暗示”，也就“具有虚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质”了。所以，所谓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其实质无非与福柯的实践、波普尔的主张一样，在于抛弃历史整体论与历史决定论，走向历史要素论。以“要素分析”代替“整体分析”，其极致化的表现，即是碎片化，或曰零碎工程学。将碎片当作历史整体，以碎片解释历史整体，属于史学领域的强制阐释。当然，我们不是说“当地”一类对象没有价值，但“当地”毕竟总是整体中的“当地”。不应当以“当地”去消解整体。脱离了整体的“当地”，即使地域再广、范围再大，也只能是孤岛，因而在观念本质上属于碎片。 碎片化、具体化、要素化的哲学老巢，是海德格尔所谓“此在”（Dasein）。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术的主趋势，团词提挈，就是以“此在”代替“共在”（Mitsein）。这一主趋势不管冠以什么名称，不管变换什么花样，不论表现在哪个领域，本质都是一样的。因此，“此在”能够像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在思想史家那里，变成“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在勒华拉杜里笔下，变成“朗格多克”或“蒙塔尤”——所谓“微观历史学”的早期典范；在“新清史”那里，变成“满洲”；在所谓“中国中心观”那里，变成丝毫不受外来元素影响的纯中国元素。如此等等，理一分殊。安克施密特道出了天机：“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范围内，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性和总体性，而是那些历史片段成为注意的中心。” 许多西方学者都将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勒华拉杜里归于后现代主义，而年鉴学派对40年来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在20世纪，第一代年鉴学派立场的基本特点，就是使“每个个人都必须回归他的时代”。注意，是回归“他的”“当地”的“时代”，亦即“此在”，即具体现场与要素，亦即所谓生态-人口学模式，由地质、气候、瘟疫、细菌之类要素构成。历史研究就是分析这些要素，如同强制阐释者分析作品内部的修辞、隐喻、肌理、意向、句式、语汇等等一样。至于说从这些分析中提炼出一个定义，提炼出社会转化的过程，费弗尔认为，那要么是先验的，要么是不可能的。 年鉴派在1968年前后进入第三阶段。它最大的特征，就是碎片化，而福柯是年鉴派第三代的同路人。福柯所谓考古学或系谱学，与年鉴派所谓心态史“至少在亲缘上具有类同性”。当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崛起的时候，美国的海登·怀特于1973年出版了所谓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作《元史学》，罗蒂则在1979年出版了《哲学和自然之镜》。1978年，有中国学者开始组织翻译意大利人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些同时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事件，可以列出许多，但只指出一点便够了，即它们以同样的性质从一开始便介入了40年来的中国史学，分化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思想学术领地。特别是年鉴派第三代，几乎完全是与40年来的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 所以，讲到碎片化及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学术理念的变化，评估40年来中国史学的潜流与影响，需要追踪西方上世纪70年代后的思潮转向，看一看二者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联。这样，可以为科学规划中国历史学的未来，提供借鉴。 走向历史学的公共阐释 40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促使中国学者的思考开始向新的理论建构方向演进，呈现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势，一言以蔽之，曰：离弃强制阐释（Imposed Interpretation），走向公共阐释（Public Interpretation）。 碎片化必然导致对历史的强制阐释。在强制阐释话语下，过于丰满的血肉会拖累骨骼，过于丰茂的枝叶会遮蔽主干，过于细密的支流会漫溢主流。过于细碎的所谓史实重建，会让历史学者不再去思考宏观问题，因之对历史理论缺乏兴趣。在拒斥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名义下，淡化乃至反对理论思维似乎顺理成章了。强行场外征用，即简单搬用历史学理论以外的其他理论强加于历史研究，本来立意很好的跨学科研究，反而弱化了历史学的主体地位。用历史要素研究代替历史整体研究，一方面造成内容的丰满，一方面造成碎片的集群效应。这样一来，在具体研究中忽视全体，在历史描述中不顾及本质，微观考据成为了碎片，对历史要素的重视成为了对历史整体的排斥，由此而造成一种合力性的趋向，就是对历史的强制阐释。这种强制阐释的现象，发生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领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抵制和批评。 而走向历史的公共阐释，意味着历史阐释应该是理性阐释，是人类共通性认知的逻辑呈现；应该是澄明性阐释，是置入公共意义领域、为公众所理解的阐释；应该是公度性阐释，即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应该是建构性阐释，即阐释者对公众理解及视域展开修正、统合与引申；应该是超越性阐释，即超越于个体阐释；应该是反思性阐释，即在与文本的对话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 遵循公共阐释规则的历史研究，尊重微观研究但反对碎片化。它追求让历史的大树既主干粗壮，又枝繁叶茂；让历史学的“骨骼”与“血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以公共阐释规则研究历史，意味着中国历史学由偏重史实重建，开始向注重历史阐释转移。由于偏重史实重建，所以唯恐遗失历史要素，历史内容因之空前丰富。但是，在具体化、要素化、此在化的西方学潮影响下，散钱不串，主干不彰，其极端化，即流于波普尔所说的零碎工程学。转向历史阐释，亦即转而以理性逻辑为主导，不以细微史实重建为主导；以历史逻辑之澄明性为目标，不以众多史实之芜杂叠加遮蔽澄明；以可公度性为规则，不以探寻独特性、唯一性为旨归；以整体建构性为取向，不以要素功能性为决断；以超越学科壁垒为诉求，以反思学术史为契机门径。 史学四长，才学识德。40年来，由于碎片化、要素化、具体化、此在化，学彰而识暗。以公共阐释为标识，将转而为识、学相长。此一趋向，意味着反叛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范式。其继承性，在于坚守确定性；其民族性，在于全新阐释传统史学；其原创性，在于由中国学者提出；其时代性，在于不重复老话；其系统性，在于通贯全体；其专业性，在于抵制场外强制征用。基本趋向，在于“骨骼”与“血肉”并重。 “公共阐释”是中国学者张江在201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理论。它认为，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者应该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 40年来，史学界绝非没有具备公共性的理论思考及成果。特别是具有中层理论价值的成果，非常令人称道。比如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关于明清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南宋至明代过渡，等等，这些研究，如同高速路上的匝道，起到了打通历史堵点，使得道路连接畅通的作用。但是，公共阐释代表了更大更新的思考趋向。面向未来，公共阐释论体现了唯物史观统领下史学创新的努力方向，预示了中国史学守成出新的新变化。它是消解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一剂良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