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当初就直接称为《诗》，据说是由孔夫子亲自删定编辑而成的。孔子教学生几门功课，即以《诗》打头，他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由此都可见他对这部自编教材的重视。

秦火以后其他典籍散佚严重，《诗》“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汉书·艺文志》），故尔继续存在于人们的口头；到汉朝天下安定下来以后，比较容易地得以重新写定。因为有不同的传授、诠释派别，分为齐、鲁、韩、毛四家，其中“今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记录书写的经典）的齐、鲁、韩三家西汉时立于学官，即得到国家的承认，得以进入官方的学术、教育体制；毛诗起先只是在民间流传，到东汉才立于学官。可是后来今文三家渐渐衰亡，毛诗一枝独秀，成为人们阅读和了解《诗经》的主要依据。

“毛诗”因其重要的传人毛亨、毛苌而得名。据说毛亨是荀子的学生，著有《诗故（诂）训传》，简称毛《传》，“传”就是注释的意思。“传”与所注之“经”合称“经传”；在古代士人的心目中，“不见经传”的东西就是草根闲文，是非正宗的野狐禅。毛亨的工作未能做完，由赵人毛苌补足之，于是毛亨被尊称为大毛公，毛苌则称小毛公，二公成了最有权威的《诗经》专家，由他们传播解释的《诗》三百即称“毛诗”。

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毛诗的地位更高，传播得更火，三家则走向萧条零落。不过郑《笺》的立言兼采三家，又有若干自己的新见，并不完全跟着毛《传》走。到唐朝，由孔颖达等文化高官奉敕为儒家经典的旧注释再加注释，这就是所谓“疏”。其《诗经》部分以毛诗的传笺为工作底本，成《毛诗正义》七十卷，列入官书《五经正义》之中。孔《疏》讲《诗》非常之细致，总结了唐以前《诗经》的研究成果。这一套毛《传》、郑《笺》、孔《疏》乃是对《诗经》权威的解说。唐代以后，世人所读的《诗经》，全是《毛诗》。至此“毛诗”二字与《诗经》几乎成了同义词。

只列毛《传》、郑《笺》的《诗经》可合称为《毛诗故训传笺》，简称《毛诗传笺》。毛《传》、郑《笺》、孔《疏》三项齐全的《诗经》一般称为《毛诗注疏》，流传甚广，曾收入不同版本的《十三经注疏》中；近贤整理本也有好几种，如北大本、台湾本、《儒藏》本、上古本等等，群贤毕出，一时称盛。各种《毛诗注疏》的部头都相当庞大，一般来不及一一细读，要区分其间的短长高下殊非易事。

“疏不破注”，在服务于《诗经》的三驾马车中孔《疏》相对次要。最近我选读了一本最新面世、篇幅也较小的《毛诗传笺》（孔祥军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版），意思无非是尽可能有效率地重温《诗》三百，而防“无以言”。

《毛诗传笺》的版本，近代比较流行的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宋刊巾箱本二十卷，此书近年来作为善本又得到了“再造”。又近年来中外所藏的毛诗古本纷纷影印行世，例如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刊刻之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曾由汲古书院影印面世；另外两种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纂图互注毛诗》）也有了影印本，颇便采用。孔本《毛诗传笺》注意广搜众本，唐开成石经和全部宋刻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又注意参校出土文献和多种中外写本，取精用弘，有力地保证了全书的校勘质量。

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孔祥军对底本的选择。他没有采用那些大有来头、古老而且显得名贵的本子，却选用了相对平易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仿刊元代相台岳氏《五经》本《毛诗》，其理由是相台《五经》源自南宋廖莹中世綵堂本《九经》，忠实可靠，且有句读。用为底本，工作起来最为靠谱而且事半功倍。选择底本在古籍整理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选得不佳，具体操作起来将事倍功半，自己给自己添乱：须多写许多校勘记，头绪甚繁，负担甚重，容易出现错漏；读者也容易看得厌烦。

藏书家往往以书籍的古老或罕见为珍贵，而研究者则以其优秀的程度来决定它是否为善本。清代内府本的《毛诗传笺》虽然去今未远，也不罕见，但确实优点最多：本书毅然选用为底本，应该说是明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底本选好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小半，但这需要对有关典籍相当熟悉，事先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具有深刻的文献学眼光，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大道至简，而要认识这个“道”却远不简单。

记录校勘成果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孔祥军点校本《毛诗传笺》采用定本加校勘记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文本读起来清晰流畅，篇幅也相对节省，而其困难则在于要求点校者对相关异文的优劣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底本上的某个字在他本他书中有异文，如果用底本加校勘记的方式比较省心，一一说明某本某书作某字就可以了；而用定本加校勘记之法，这个字在定本中改不改，就颇费斟酌，这种“定其是非”的艰苦劳动读者是看不到的。鲁迅先生说，他校定《唐宋传奇集》的办法是“本集所取文章，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唐宋传奇集〉序例》）。难就难在这个求“是”上。如果用底本加校勘记之法，就可以把这个求“是”的任务交给读者，点校者就轻松得多了。孔祥军在《点校凡例》中说“本书校勘，力求简洁。”这就是自己来挑“定其是非”的重担、少让读者费力的意思。古籍整理者不能怕多干活。这工作很累人，所以也很有价值。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副“定其是非”的担子要确实挑得动，如果力气不足而勉强去挑，问题将很大。鲁迅说过，“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刚愎自用，大胆妄改，必将贻误读者，愧对古人。当下对于古籍的“伪整理”比较多见，所以这种定本加校勘记的办法虽好，恐怕不宜提倡。本书采用全式标点，比较困难的引号和专名号加得很准确。断句亦佳，偶见可商榷者，却也无伤大雅。

本书最前面的《点校说明》写得很专业，凡有论断，皆交代了出处。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毛《传》、郑《笺》文学方面的价值及其局限未置一词。《点校说明》原可以这样来写，但这部《毛诗专笺》是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文学书而完全不谈文学，只讲文献层面的种种，总是一个缺憾。本书如有再印的机会，建议在这一方面做出适当的补救。

《毛诗传笺》，孔祥军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1月出版，定价5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