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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贵州小说关键词

http://www.newdu.com 2018-11-26 文艺报 颜水生 参加讨论

    贵州作家既描写了历史发展的波澜壮阔和宏大气势,也讲述了历史过程的荒诞与悲剧;他们既有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描绘,又有对个体人生命运的讲述;贵州作家应该在历史进程中透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生命运的本质和世界存在的真谛,小说的历史哲学应该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追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小说家,比如何士光、叶辛、伍略、龙志毅、余未人、李宽定、赵剑平、石定、苏晓星、戴绍康、谭良洲等,《乡场上》《蹉跎岁月》《孽债》《麻栗沟》《绿色的箭囊》《遮荫树》《娘伴》《省城轶事》《女儿家》等小说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涌现了一批较有实力的中青年小说家,欧阳黔森、冉正万、肖江虹、王华、谢挺、戴冰、肖勤、唐玉林、杨打铁、龙潜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从蹇先艾到何士光,贵州作家长期扎根于乡土叙事,并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世纪贵州小说创作继承了中国乡土叙事传统,在人性、历史、文化与形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并张扬了探索精神、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成为新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蹇先艾和何士光等作家奠定了贵州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优秀传统,《断河》《敲狗》《树上的眼睛》等作品延续了这种传统,而《傩面》《百鸟朝凤》《村长唐三草》《暖》等中篇小说可以说异军突起,显示了贵州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方面良好的发展趋势,《非爱时间》《绝地逢生》《桥溪庄》《花河》《花村》《银鱼来》《天眼》《困豹》等作品代表了贵州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重要成就,长篇小说的崛起显示了贵州作家在新世纪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进展。总体而言,人性、历史、文化、形式是改革开放40年来贵州小说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贵州小说研究不可绕过的关键词。
    描写人性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近40年贵州小说的重要内容。何士光无疑是20世纪末期贵州小说的一面旗帜,他的《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远行》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何士光深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性格,善于描写农村变革中农民的心理变化,揭示了时代变革中农村的矛盾与苦难,何士光的小说带有浓厚的时代印痕。在《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远行》中,何士光以小见大,深入挖掘农民的美好人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人性美、人情美与自然美、时代美形成了统一。叶辛《蹉跎岁月》描写了知青一代的汗水和眼泪、艰辛和痛苦、理想和追求,描写了知青一代在青春年华中的岁月蹉跎,表现了知青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蹉跎岁月》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畅销书之一,“蹉跎岁月”也成为知青的代名词。叶辛《孽债》描写知青返城后的生活和感情经历,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叶辛习惯把知青经历处理成悲剧,不同于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等知青作家的“青春无悔”叙事模式,但他们都突出了对人性的揭示以及对理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蹉跎岁月》《孽债》都被北京大学的洪子诚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把叶辛看作是知青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洪子诚的文学史著作是最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之一,这也说明了叶辛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影响。何士光和叶辛使贵州小说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美好人性一直是欧阳黔森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生活困难的革命时代,人们最终都得回归日常的物质生活和人际关系,人性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人心、温暖时代,他的《敲狗》《扬起你的笑脸》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何士光认为《敲狗》“对人性作了一次深深的审视”。肖江虹《傩面》《百鸟朝凤》也都体现了对人性善良的向往,肖勤《暖》集中表达对人性美好和人间温情的追求。贵州小说也表现了对人性恶的反思与批判,欧阳黔森《水晶山谷》、赵剑平《困豹》、王华《花村》、肖江虹《当大事》等小说均揭示了人性的异化与丑恶。
    贵州作家的长篇小说显示了描写短时段历史内容的创作追求,比如欧阳黔森的《非爱时间》和《绝地逢生》表现了近30年的时代变迁,不仅有对现实的深刻关怀,更有对历史发展的透彻理解。长篇历史小说《雄关漫道》详细讲述了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并且在黔东和黔大毕地区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经历,塑造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乌蒙山区和乌江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贵州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气氛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机会。冉正万《银鱼来》叙述了从民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百年历史,主要以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范、孙两家人物的命运兴衰,《天眼》讲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故事,通过故事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王华《花河》叙述了从民国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近百年历史,主要以土地改革为背景讲述了地主王虫及妻妾们的命运兴衰。贵州作家既描写了历史发展的波澜壮阔和宏大气势,也讲述了历史过程的荒诞与悲剧;他们既有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描绘,又有对个体人生命运的讲述;贵州作家应该在历史进程中透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生命运的本质和世界存在的真谛,小说的历史哲学应该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追求。
    贵州小说表现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欧阳黔森、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代表了贵州小说在文化表现方面的重要成就。红色文化是贵州文化的重要内涵,欧阳黔森描绘了贵州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坚守了社会主义伦理。欧阳黔森一方面通过人民伦理和文化地理表现了对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的思考,表达了对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歌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原则,另一方面,描绘了改革时代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对时代精神和自然宇宙的思考,强调了社会伦理和自然天理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尤其是他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不断开拓与创造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伦理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宝贵财富,由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换表明社会主义伦理必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社会主义伦理也是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欧阳黔森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主义伦理的坚守与弘扬,为新时代讲述中国的方法提供了重要启示。贵州处于边远山区,山高路远,贵州文化是典型的山地文化,尤其是巫文化成为贵州小说发展的深厚源泉,冉正万《银鱼来》、王华《傩赐》和肖江虹《蛊镇》等小说是表现巫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银鱼来》描写四牙坝、银鱼和蟒蛇时,都表现了鲜明的巫文化色彩,四牙坝位于黔北群山丛中,范孙两家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而隐居于此,建构了独特的巫文化传统,一年一度的拉银鱼活动是四牙坝村民收获的节日,每年到了这个时节,四牙坝人都会无比紧张和兴奋,银鱼不仅成为四牙坝村民的生活需要,也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蛊镇》中的巫文化在蛊镇代代相传,一直都是蛊镇村民的精神寄托。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把这些文化活动都当作狂欢节进行描绘,这种狂欢活动给村民带来短暂的快乐和生命的激情,让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艰难。众所周知,现代性的发展是伴随着巨大破坏力量的增长而出现的,现代性不仅无情地摧毁前现代世界,而且把自身也推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巫文化可以说是前现代世界的重要代表,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倾力表现贵州丰富的巫文化资源,复现了前现代世界的魅力,尤其表现了村民在巫文化中保存下来的生命激情与活力,然而,现代性的发展又使巫文化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困境。新世纪贵州小说表现了文化传承的困境,肖江虹《百鸟朝凤》中的唢呐在无双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像身体里的血液一样,吹唢呐在无双镇各种活动中都不可缺少,唢呐匠在村民中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人。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唢呐匠前仆后继地奔向城市,吹唢呐的人越来越少,游家班解散了,甚至于唢呐在无双镇陷入了即将失传的困境。王华在《傩赐》中认为美丽的传说既留下美丽的节日,又遗传下一个严酷的现实,巫文化的无穷魅力仍然无法挽回它的消逝命运,这也成为现代性的内在悖论。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身处现代生活的大漩涡中,痛心于前现代乐园的消失,他们指责现代性的破坏力量,却对巫文化缺乏必要的反思,表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文化描绘与思考不仅发掘了贵州小说的深度,而且拓展了贵州小说的广度,也呈现了贵州小说的限度。
    贵州小说在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方面也作出了重要探索。小说文体对人生与世界的描写在理论上有其广度和深度的无限可能性,欧阳黔森借鉴诗词、散文、音乐、传奇等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通过小说的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音乐化、小说传奇化,表现了小说文体具有包含小说以外各种文体的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来说,欧阳黔森在小说方面的跨艺术探索或跨文体写作既是一种审美化策略,更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小说散文化还是小说音乐化,其实都是心灵、情感的再现;尤其是在小说的诗化和传奇化中,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都被融合成形式的“意识形态”。风景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在何士光的小说《种苞谷的老人》中,开篇那几段风景描写具有浓郁的诗意,是一个典型的诗意化意境。何士光描绘了一个富有美感的意境,在一个遥远寂静的村庄,四面青山屏障,山谷幽深、石径通幽、溪水潺潺。这种诗意般的意境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而且对表现小说主人公刘三老汉的心灵世界和生活追求都有重要作用。肖江虹在《傩面》中关于雾的描写也是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风景。欧阳黔森从感觉出发,描写了神奇的风景、牧歌体风景、荒原体风景和灵性的风景,表达了他的民族国家立场、反思现代性意识、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和对生命的尊崇以及对自然的热爱。欧阳黔森通过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景描写,不仅批判了人性的贪婪与丑恶,而且在审美或想象层面上对人类现代化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反思,这就是说,贵州作家在风景描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在冉正万《银鱼来》《天眼》等一系列小说中,既可以看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技法,又可以看到魔幻、荒诞、反讽等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技巧。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真谛是探索世界的复杂性,与京沪苏鲁等省份小说比较而言,贵州作家在内容的复杂性方面有待提升,在形式的复杂性方面更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编号:17SSD01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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