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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西游”,或大于小说地理学

http://www.newdu.com 2018-11-13 《花城》 newdu 参加讨论

    “西”在中国文明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唐之际玉门关、阳关以西才称“西域”,而比这更早,汉唐都城长安周围的周朝诸地就是所谓的西方和西极。至于妇孺皆知的《西游记》,“西游”去西天取经又折行到印度。近现代话语中的“西方”,则特别指东西文化之别的“西方”,这和我们古代说的地理空间的西方几乎不是一回事。说这些,本无意去考据“西”在中国语境的漫长衍变史,当然以我的学科知识也无法胜任于此,但无论“西”的地理空间发生多大的变化,西天、西域、西极和西方有着异质的地理物理人情带来的曜奇和诡丽,当然也呈现中心对边缘想象的孤远和荒寒——他者和异邦。
    就文学而言,向西,“西游”,就是检视以曜奇、诡丽和异质激活文学的潜在力量。如此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肌体其实激荡着两股自西而来的蛮力:一股自欧风美雨的西方,一股从辽阔国度内部的西域。他们各自输入文化和文学的新血,塑造中国现代文学的血肉筋骨。神奇的是,有时候后者又被征用来抵抗前者——以中国西部荒蛮的文明孳遗对决近现代的西方,时间换空间,确立民族的和本土的价值立场。因此,文学西游,去往哪个西天,取到的其实是不同的“经”。
    糖匪
    中国没有类似巴黎和外省之分,糖匪的《无定西行记》本来的题目是“北京以西”。在她这一篇具体的小说里,现在以“大都”替代“北京”,由实有而虚化,可能反而廓大了小说的空间想象。但从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审美差异的角度,“北京以西”可以眺望到疆域辽阔的大陆腹地。“北京以东”,或者东偏北偏南,在当代中国不同发展阶段都曾经是经济发达地区。却有东北是老工业区,东部沿着海岸线往南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地缘上东与西之间的中部过渡地带,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偏东。
    这个专题首先不论西学东渐之西,单说中国地理版图的“北京以西”,那么,做一番文学“西游”,首先应该勘探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和文化景观对文学的形塑。1949年之前,就作家的地籍看,除了西南的巴蜀地区,文学贡献基本上来自“北京以东”,东偏北或者偏南,以及部分中部地区。而且,中部及巴蜀地区的写作者往往也是出了中部和巴蜀向东以后才成为文学大佬的,比如郭沫若、巴金和沈从文,他们的成名都不是在四川和湖南。至于西、西南、西北的西安、桂林、昆明、重庆和延安等地也有片面和暂时的繁荣,则是因为特定战争形势和地缘政治。因此,极端地说,20世纪中前期,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是文学地理学意义的东部文学。至少说几乎所有文学史都是这样写的,而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
    当然这不是说西部文学的“在地”写作者的文学书写在此历史阶段完全是空白。近些年出版的各地以省域,或者更小的地理空间为单位的地方性文学史打捞了许多西部“在地”的写作者,尤其是西部各民族的写作往往都有各自的“小传统”,文学史也追认了昌耀这样的诗人,但即便如此,西部“在地”写作者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晚近三四十年的事。
    三四十年前,西部“在地”写作者成为经典作家并不多见,但这不影响西部地域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研究专著挖发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其实关于地域和文学之关系,鲁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就不局限于东部,所以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而像沈从文和艾芜的浪漫、诡奇和野蛮赋予中国现代文学的异质性则更明显。同样,如果以异质性来考察,北、东北的作家也是值得一提的。虽然以小说为例,当下文学的东北式微得厉害,被提及的作家似乎只有迟子建、刁斗、刘庆、孙惠芬、金仁顺、双雪涛、班宇等可数的几位,但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是刮过一阵强健的“东北风”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的“西北风”。
    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音乐美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部地理大发现对于改变中国文艺生态、趣味和格局都是大事情,比如西南先锋艺术家和先锋诗人群,电影和音乐的西北风。写到这里,记忆里那句“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依然仿佛扑面而来,陈凯歌和张艺谋的《黄土地》,还有杨丽萍的舞蹈,都是大众且流行的西部符号。而在小说革命,20世纪80年代的西部让我们首先能够想到的可能是西藏对扎西达娃、对马原“实验小说”的启蒙。其实还不只是如此吧?王蒙、张承志、张贤亮的小说都有各自的西域背景。只是因为我们很少把他们20世纪80年代文学诗学意义的“西”单独拿出来谈。其实,扩大了看,由西部而中部,比如韩少功,比如“陕军东征”,他们或者从文学气质,或者从自我认同,都是属于中国文学地理的“北京以西”。
    慢先生
    慢先生和丁颜,他们的小说只是关于中国西偏北那一片的风景人事。慢先生曾经生活于斯,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地写作者。丁颜至今还是在地写作者,也快要到北京念人类学硕士。但即便如此,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不同,文学西游,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在地写作者崛起,从甘肃青海宁夏一直到内蒙古新疆,以新疆为例,就有刘亮程、李娟、董立勃、王族、沈苇、阿拉提·阿斯木、叶尔克西,等等。西南大致也是如此。经过这三四十年的努力,西部在地写作者的文学已然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因此,这个专题在我的想象中,是远远不止这三位小说家的,即便从小说地理上也应该有更多的作家,不只是西北,还有云贵川和西藏,等等。
    丁颜有过广大西部地区漫游经历。在她看来,“西北各民族杂居,一种氛围中天色一直都很安详,是难以忘怀的画面。日常生活中的人,有禁忌也有活着的张力,有谈论也有不可说,在禁忌与自由之间释放舒适的活力。热闹的集市商场活色生香,远处殿顶的弯月闪烁出金色。这一切都很和谐,让人很舒服”。我看过她拍的西部漫游路上的照片——辽阔无垠幽蓝的天空,沉静的山峦、建筑和各安其生的人们。一定意义上,丁颜以文学的方式重建西部多民族聚居地百科全书式的风俗史,却没有流于异域风情景观化,甚至奇观化的述异猎奇。她的《大东乡》生老病死有着今日一如往昔般的程式、秩序和日常生活宗教感的庄严,不同世代的精神传递安静地闪烁着俗世的人性的光芒。
    因为父亲六七十年代从江南去了青海,在此安家生息,慢先生的童年是在西宁度过的。苏州和西宁的双重生活开拓出东与西双重文学景观的对照记。他的《魔王》是献给父亲和记忆中的西北的。他认为西北是一个叙事上更为广阔的舞台,人和人的距离更近,更针对,矛盾和冲突也比较激烈。因而,和丁颜不同,他几乎不在西部风俗志背景写人,而是小说风格学和修辞学意义上的“去往西天取经”,汲取西部大开大阖的精神气质。
    丁颜
    更重要的是,西部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如果丁颜沉静其中的是西部的“常”与“不变”,而慢先生感应到的则是“改写”和“变”。在这里,王蒙的《在伊犁》《这边风景》,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小说开创的直面当代西部现实和创伤记忆的传统被慢先生的《魔王》等小说接过来,这使得广义的“伤痕文学”在当下青年写作世代得以被记忆、书写和传递。值得一提的是,糖匪的《无定西行记》能否进入这个专题,我一开始是不确信的,因为这篇小说突破了我一开始预设的狭隘文学地理边界。无定西行,西行到彼得堡了,但如糖匪所言:“西方,一直是作为异世界存在在东方文明的想象里。作为佛教文化的起源地,或者欧洲文明世界,当然还有亡者国度。无定他们去的是欧洲文明世界,不过这个故事里的逆熵设定,东方世界反而更现代。还有无定他们不是前往西方世界‘取得’什么。他们的目的明确,只是经过,然后返回。修建大路是否成功最后也是折返到他们自身。‘西’的地理意义消解了,同时和其他故事不同,它也不是作为某个精神象征激励行者前行。‘西’只是一个中点,一个驿站。西行才是故事的终点。”糖匪《无定西行记》的“西”在风俗志、历史反思和小说修辞之外开拓了对“西方”虚构和再思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糖匪《无定西行记》的孤独感不是具体的地理和文化赋予,而是一种世界观,它也可能根植于更古老的人类对“西”的想象。因而,糖匪“熵”之于西方,“西”在汉语文学可以不等于一种小说地理学,而是大于。在这方面,同样,刘亮程今年的长篇小说《捎话》也是一个值得仔细探讨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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