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评论 > 作品评论 >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编辑谈屑

http://www.newdu.com 2018-10-29 中华书局 庄蝶 《 中华读书 参加讨论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8-10/24/nw.D110000zhdsb_20181024_1-10.htm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5月第一版,45.00元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收录民国卅年至卅五年(1941—1946年)期间梅贻琦在昆明主持国立清华大学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日记(内有间断以及不少缺失),由黄延复、王小宁整理,2018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据其《出版说明》,此书原名《梅贻琦日记》,2001年4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此次再版“为彰显其与西南联大之特殊意义,改名《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以作为对西南联大创建八十周年之纪念,更作为对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之崇敬”。

对于梅贻琦日记的史料价值,自初版本与再版本先后发行以来,均不乏相关的评述研究文章,不必置喙,而对于两本的具体编辑工作,则不无可议处。大致说来,再版本保持了初版本的长处,并对其疑误处进行修订,但也沿袭了初版本的不足,且在修订过程中因错疑而产生一些新误,亦未充分利用新出版的史料。

首先,所谓长处,一为保留原貌。“在整理过程中,对于一些极具体的问题,如文内某些数字的用字(用阿拉伯字还是中文字);每条日期后面是否注以每周第几天的问题;以及某些汉字的使用习惯等等,可能会有某些昔今、前后不大一致之处,在整理中原则上悉按原文排印”,并在原文存在缺陷或者不确之处,括注其缺陷或不确,以保证文本可还原性。二为添加注释。“为了帮助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理解日记内容,对于一些具体内容(主要是历史上的重要的人名、地名)由笔者略作简要的注释”,并对人名注释明确大致原则,凡与清华或联大有关联的师生从宽加注,其余相关社会人士择要加注。三为校勘文字。“手稿中笔误(包括漏字与衍文),订正者以‘()’标出;补缺者以‘[]’标出;衍文加‘〈〉’;存疑之处标以疑问号‘?’。”

至于所修订的疑误,有显见者,有隐伏者。前者主要集中于标点符号的调整,例如1941年3月20日“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再版本在“阴影”之下添加逗号;1943年9月11日“五时陈席山嫁女,与张书年于云南招待所”,再版本将“嫁女”之下逗号删去,文义均更明确。后者主要表现为人名的修订,例如“张克恭”改为“张家恭”(1941年4月15日)、“梁时逢”改为“杨时逢”(1941年7月2日)、“缪思钊”改为“缪恩钊”(1941年7月11日)等等,尤见其注目之细与用力之深。

其次,所谓不足,一为破句。例如1943年2月12日“菜为乐乡出,堂酒亦尚好”,当作“菜为乐乡出堂,酒亦尚好”。“出堂”乃谓饭馆厨师上门为客人办筵席。《成都通览》:“成都之南馆:菜可以出堂,其馆内可以招客,名曰进馆。”(成都通俗报社1909年石印本)二为误改。诸如1946年1月15日“路携陈酒半瓶,参(掺)他酒饮之仍甚清冽”,“参”“掺”为古今字,不烦改字。《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譬之一壶酽酒,参水至四五壶,则太淡,不成酒味矣。”(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41页)三为漏校。例如1941年5月3日“为学生自治会作《青年节写给青年诸军》简词”,“诸军”当作“诸君”,文见《中央日报》(昆明)1941年5月4日第四版“五四纪念特刊”。四为缺释。例如1945年9月10日“搭萨车至两□支路投住中央图书馆”,据西泠印社拍卖之日记图录,所缺字为“浮”。《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国立中央图书馆》:“时重庆定为陪都,尚无稍具规模之公共图书馆,因于二十七年十月计划建筑规模较备之图书馆,择定市区两浮支路建立本馆重庆馆厦。”(重庆档案馆藏中央图书馆1947年自撰稿)五为误注。例如1942年12月28日“资委会开理事会,推陈、翁、朱、周、俞为常务理事”,其脚注谓“或为陈立夫、翁文灏、朱家骅、周诒春、俞大维”,“周诒春”当作“周至柔”。《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理事与重要职员名单》:“常务理事:翁文灏、陈立夫、朱家骅、周至柔、俞大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页)

再次,所谓错疑,原本无误,因错会其意而生疑,继而修改失当。例如1941年7月20日“武大王校长派田某来”,“武大”初版本作“川大”,再版本据7月10日“陪至文庙武汉大学文法学院及总办公处,晤王抚五校长”改为“武大”,然当日亦“晤王兆荣(前川大校长)”,则谓此人,故而再版本所改恐非是。又如1941年8月19日“晤杨子厚(燕大,山东人,工会会计长)”,“工会”初版本作“工合”,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之省称,再版本乃误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史》:“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同年底,工合总会在重庆成立。……财务组长为杨子厚。”(《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至于未充分利用新出版的史料,乃就《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而言。梅贻琦与郑天挺均是西南联大管理层,日记所涉人事多有重叠,两者对读,可校正史事或文字之讹。例如1942年11月15日“下午四点在家茶叙,约……二郑”,其脚注谓“二郑,其一应为郑天挺”,然郑天挺当日“大猷家午饭。饭后又约多人茶会,谈甚欢”(第628页),时在吴大猷处,当不得至梅贻琦家,注误。又如1943年2月23日“王赐与殷达夫妇餐叙”,而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4年8月2日“五时半王旸、殷达夫妇约晚饭”(第881页),“王赐”当作“王旸”,曾任西南联大首届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主席”(《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又如1945年12月29日“同家人及素斐、松龄共聚”,“素斐”有时写作“愫斐”(1946年2月1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4年7月20日则谓“傅愫斐(社会,女)”(第861页),当以“愫斐”为是。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是了解与研究西南联大以及相关人事的第一手史料,具有很高价值,如在文本编辑质量上再改进一下,其利用效果可能会更好。当然,以上所谈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