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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的诗歌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藩篱，使读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感知到诗人经由自然而来的诗意，也能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里体会到诗人对自然的情意和良苦用心。这位“自然诗人”教给读者如何在自然面前放下身段，以谦卑的姿态去重新面对明月大海，去重新倾听鸟语蛙鸣，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 尼尔·波兹曼在他那本著名的《娱乐至死》中曾经做出这样的论断：“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尽管这番话针对的是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但站在当下去品读，这其中的每一个字，仍然掷地有声。 而就当下的诗歌而言，这一问题尤其严重。越来越多的诗人们乐于自说自话，他们习惯于将文本写作变成抒发自己个人情绪的狂欢，热衷于将一切都拆解为无意义，对周遭事物都持一种指桑骂槐的态度；同样，读者们也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切入诗歌文本，诗歌中的每一行字都只代表了诗人的个人情感，这种个人情感短暂、浅薄而又瞬息万变，它将诗歌的生产与消费变成了一个内循环，即情感从诗人出发，最终回到诗人，读者在这一文学生产过程中是严重缺席的。诗人们热爱诗歌，将写诗当作是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却忽视了同样热爱诗歌的读者们。这样一来，诗人们的世界是如此的缤纷和特别，又是如此的狭小与逼仄。 如何在自己独特的情感与人类共通的情感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个体与群体之间找寻一个公约数，并以之为中介，使诗人和读者能够互相对话，彼此倾听。在众多的可能性中，诗人李少君找到了“自然”，以自然为中介，他在诗歌的创作实践中与读者沟通、与世界沟通、与不同的时代沟通，在将自己的审美原则和艺术思想推介给更广泛的读者群体的同时，也在自然的哺育下进一步深化了自己对于周遭万物的认知。 首先，自然是诗歌的观察者。在李少君的诗歌中，自然始终是一个“自在”的主体，它从诗歌诞生之前就一直存在，并默默观察着诗歌。自然对诗歌的默默观察，构成了诗歌强大的背景。李少君一直声称自己是一位“有背景”的诗人。在《我是有背景的人》一诗中，山间的云雾成为了围绕在诗人身边挥之不去的底色，有着象征自然的云雾作为背景，他便有能力在喧嚣的都市里得以超脱，用想象力和诗意去对抗日常生活的惯性。在诗中，诗人对于自然这个背景几乎是持着一种顺从的和被动的态度，他被云雾所派遣，来到都市里，只为将这来自云雾深处的诗意带到日常生活之中；在自然这个强大背景的召唤下，诗人甚至不能主动控制自己的走向，溪水击打卵石的声音是他的指引，云雾的笼罩让他在都市中若隐若现。 李少君将“我们”一词当作主语，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在当下中国的诗歌语境中，“我们”这个词似乎早已被诗人们所淘汰，在诗歌中，大写的“我”常常被高抬，而群体化的形象则往往站在诗意的反面。李少君在诗中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用“我们”代替了“我”，还刻意模糊了“我们”的模样。正因为“我们”一词的使用，诗人也将自然这个背景的强大充分展示在读者面前：在当下都市生活中，每一个人都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渐渐原子化，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理由，很难让我们有勇气再次以群体的形象彼此相连，而“自然”显然就是这个足够强大的理由，它赋予了那些从自然中走出的人极高的辨识度，即使是在人与人之间难以互相理解、互相交流的当下，仅凭着他们身上的绰约雾气，就足以使彼此相认。 自然对诗歌的默默观察，形成了诗歌以之作为“中介”的理由。作为“中介”，其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普适可信、二是长久永存。自然之于诗歌而言，显然是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西湖边》一诗中，“我和她的争吵”的原因已经无法去追溯，然而争吵结束的理由却是明显的，即在西湖边吹来了一阵风。争吵意味着分歧，意味着意见和观点的不统一，而解决这种分歧的根本方法就是寻找争吵双方在问题上的公约数，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有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显然，湖边吹来的风使“我”与“她”之间已经乱了的旋律重新和谐。在诗中，无风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有风则是一种对常态的打破：在无风的时候，“我”和“她”在争吵中并未感到自然的存在，而风起之时，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常态被打破，人们便感知到了自然。自然以其普遍的适用性调整着人们的分歧，诗中的人们也充分信任自然的力量，这也是他们在有风拂过之后就立即停止争吵的原因。 在名为《玉蟾宫前》的诗中，诗人写到了水田、牛、鸡、房子、桃花等种种意象，惟独没有写人，借此，诗人强调了由自然而产生的、万事万物的内在秩序。没有看到人则意味着一种人为设定之外的、具有长久时效的自然道德，“人”又何尝不是永恒自然中的一部分呢？“自然”的长久永存使生活在其中的万事万物都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这才使其获得了永恒的道德，能够担当起“中介”这一沉重的使命。 在李少君的诗歌世界中，“自然”就是这样一位观察者，它看似什么都没有做，只是依照其原有的秩序去运行，却在冥冥之中达到了一种无为之治的境界，它亘古永存、从未离开过，并将包括诗人和人类在内的大千万物包容在内，默默调整着每一人、每一事、每一物的内在节奏。 同时，自然是诗歌的哺育者。李少君被称作是“自然诗人”，有评论者认为所谓“自然”，在其语言风格中表现的十分明显：“无论赞誉或批评，用语均相当直接，而极少修饰性”。在这番话的背后，隐藏着相当巨大的阐释空间：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世界里，重复和摹仿成为了生产和消费的常态，种种人为的消费景观背后也许仅仅只有一个实质性的内核，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不得不使用大量修饰性的文字来包裹自己的语言，而在形容词和定语的层层武装之下，我们离真实越来越远。在这种语境下，李少君敢于“直陈”，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作为一名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诗人，李少君的这种勇气并不是逞一时之血气，其背后必然有着一个强大的背景作为依托，这个背景就是“自然”。自然在李少君的诗歌世界中不但是一名观察者，还是一名哺育者，它以丰富的养料喂养着诗人，使诗人有能力在喧嚣的尘世中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将其化作诗意，在纸面上呈现出来。而那些接受过自然哺育的人们，也因为有了自然而心意互通。 自然对李少君诗歌的哺育最显在的就是浮现在其诗歌中的那一系列源自于都市之外的意象，《在北方的林地里》一诗中，那些小路、冬雪等意象源于自然，它们带给了诗歌以诗意，但是更为要紧的是，在诗意之外，它们还提供给了诗歌丰富的内涵。沿着林中的小路，想象的空间随之而展开，人们自以为已经很熟悉自然，但是自然本身源源不断的供给却使诗人意识到了一种局限。自然的哺育是无私的，它不但给了诗人以诗意，还给了诗人以思想，面对着自然的哺育，诗人意识到了自己思想的来源，作为单体的个人，如果没有来自于自然界的种种神秘的蛊惑，是很难领悟到具有超越意义的智慧的。于是，诗人坦然接受自然的给予。诗人对自然体悟和思索的越深入，就越发的谦卑，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诗意和智慧，其实，那些诗意和智慧就放置在那变幻莫测的林间小路上，等待着人们俯下身去，在一次不经意迷路的过程中将它们捡起。 除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自然还将人类社会里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拉近了，使一个时代中的人可以与其他每一个时代的人对话，使生活在当下世界里的诗人能够从不属于他的年代里获得超越当下的力量。《敬亭山记》一诗中，诗人一路在追随着李白的足迹，面对着敬亭山，他感叹着在当下写诗的徒劳，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李白曾经的诗篇，但是，当诗人开始吟诵这些诗篇的时候，却发现，李白所有的努力也只不过是在描述那万古长青的自然而已，一旦李白的诗作出手，它便和周遭的山水一起，化作了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时的李白和自然已经不可分割，在自然中隐含了李白的诗句，在诗句中寄寓了来自于自然的给养，无论诗人想起了哪一个，另一个就会跃然而出。在自然的名义下，敬亭山的山水使李白复活，与诗人隔空对话，解答着一直存在于诗人心中的那个问题：“我们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有评论者说李少君的诗中有着一种“古典”的气息，而这正是其明晰诗意生成的根本，这古典正是来自于自然的给养，自然将其所容纳下的各个时代的诗意为诗人和盘托出，使其笔下的诗句意蕴隽永。在李少君的诗中，“自然”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它毫不吝啬地哺育和供给着诗人，使诗人妙语连珠，也不断地回收着诗意，将诗人本身也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它是联结诗人与诗意、诗人与世界的中介，经由自然，诗人才得以将生活中的片段翻译为络绎不绝的诗行。 李少君的诗歌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藩篱，使读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感知到诗人经由自然而来的诗意，也能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里体会到诗人对自然的情意和良苦用心。这位“自然诗人”教给读者如何在自然面前放下身段，以谦卑的姿态去重新面对明月大海，去重新倾听鸟语蛙鸣，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有评论者说：“其实在海天之间，本来就没有目的，诗歌也不过是‘无人认领’之物，只不过这一次，李少君偶然拾起了它。”李少君的新诗集以《海天集》为名，恐怕也正是这个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