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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使海洋在新世纪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成为比陆地更为重要的战略思考对象。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与海洋有关的历史资源、地理要素和文化背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合作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置身于“一带一路”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相容共生的大环境，如何紧扣时代脉搏，拥抱蔚蓝世界，这几年，《诗刊》率先开辟“诗旅·一带一路”栏目，特别是“诗旅·一带一路”之太仓、“诗旅·一带一路”之海口等一大批诗作，将海洋意象与海洋元素，海洋视角与海洋价值，带进了“诗歌自觉”的层面上，在中国诗坛掀起了“海丝文化”的热潮。 中国与海洋的关系历史悠久，在历史上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两千年前战国的邹子，是海洋理论的第一人，从那时起，海洋文化历经战国、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及现代中国，以海上丝绸之路最为耀眼，其中包括法显、郑和、鉴真等海上风流人物。中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既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特点，又体现着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内涵、整体功能和民族特色。纵观与海有关的“海洋诗”，古往今来，“以海言志”的诗多，“以海言事”的诗少，而且大多是以江观海。比如，乐府诗《长歌行》的“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王之涣《登鹳鹊楼》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李白《行路难》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九龄《望月怀古》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湾《次北固山下》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等等。应该说，这种创作理念的形成与中国人对海洋的认知与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天下”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诗人建构的最大空间单位，中国的“天下”观念是以文化的尺度和一体的眼光去思考观察世界性问题，体现着天下一体的“无外”原则，并通过“天下之海”的理念体现着“四海一家”、“王者无外”的一元观念。那么，《诗刊》开辟“诗旅·一带一路”专栏并持续开展了“诗旅·一带一路”系列采风活动，在传承“天下之海”“天下一体”的理念时，将触角延伸到“有外”的视域。黑陶、谷禾、西渡、陆健等诗人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照彻海洋历史人物的境遇，用海洋历史人物的宏大海事壮举来反观现代人的心境，古今交错，新旧杂揉。这样的“有缝”察识和“无缝”对接，使海洋多少古今事翻版出彩、跃然纸上。这样的“穿越”诗，奇特的语汇转换，奇峻的古今浑然，达到一种宽远的历史与刻骨的使命在诗中的交相辉映。以黑陶的《在长江口》为例：“我，一条巨型、漫长、扭动的肉身龙船。/船帆，被初起的红日拉升。/国度般深邃的船仓，由十个月亮照明，充满——/奔跃的江豚，仗剑的诗人，/以及沉沦继而崛起的一个又一个王朝。/大陆倾斜。夏日闪电的照耀下，/我看见伟岸的己身，/嘎嘎撞擦着，在崇山峻岭的波浪中，驰骋向东。……” 黑陶的《在长江口》，从历时性角度看，这首诗彰显的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即中华民族的存续发展与海洋一直有阻隔不断的联系。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宣布纶音”，“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换言之是一次政治远航，而不是军事征服和商品推销：“庞大、黑蓝的铁锚升起/纷坠的水滴，像一场接一场/微小的童年暴雨/新制的巨舟，浑身散发王朝的气质/载着我/驶入，浩瀚未知的磅礴黎明”。是的，中国是历史上长达数千年领先世界的海洋大国、强国，海洋和谐、和平历史，足以证明中国海洋发展模式的适应性、合理性和生命力。从共时性角度看，黑陶的《在长江口》蕴含着深沉博大的丰富内涵：“经历无数个昼夜、无数次呕吐/辽阔摇晃的蓝色宇宙/似乎，终于平静下来/痛苦的晕眩渐走渐远/他的脚底，开始生出/如家乡发达的树木根系”。可以说，这首诗的具体表达和丰富内涵与其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连，它从不同角度展示着那段历史的态势，反映着诗人对人海关系的思考。从价值意蕴来看，黑陶的《在长江口》除了弘扬“天下一体”的精神，还延伸了“有外”的新视域。 应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海洋曾经带给中国历史以光荣和梦想，海洋文化是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强盛时期，海洋更是充当了文明辐射层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多次的航海活动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海洋文化体现着一以贯之的历史延续性，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当下也有不少诗人关注海洋的“小历史”，这个海洋“小历史”则是在海洋时空上淡化遥远的东西和久远的东西，则是“海事”中侧重于人性里的深奥隐秘的东西。可以说，海洋“小历史”也就是当下人在“消费历史”中的一种很时尚的变革，犹如是一段被时尚化的历史片段。于是，诗人怀揣的诗歌“神谕性”被彻底释放出来，他（她）们把消费一段海洋“小历史”看成是存在于纯精神、精神提升与物质生活之间的抗争与交集，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大同的泛化与精神的遗迹。陆健的《郑和与浏河镇的月光》便是一例，陆健从大陆的角度遥望海洋，从郑和统领的船队、浏河镇弄堂的幽奥通往历史深处：“三宝太监千樯万橹的嘹亮号角/让我们与笃笃打更的梆子声/对时，让太仓的月亮从表盘上/窥见今日的世相之面/万历的工匠，七千吨位的宝船/码头，人的退潮，水的涨潮/无不在天妃宫的殷殷关注之下”。中华先民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历代“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经济与海洋民俗生活方式，构成了中国海洋文化历史传统的“天下一体、四海一家、互通有无、和谐发展、耕海养海、亲海敬洋、知足常乐”的中国式发展模式和人文精神。 由此可见，包括庞白的《海南岛，那些水》、王自亮的《西沙群岛：意识流》、蒋志武的《海南，深呼吸》、刘年的《南沙》等等，这些海洋诗的神秘感并非是“海洋的上方还盘桓着那么一朵云”那样的遥不可及，对于诗人来说，海洋诗的神秘感来自于海洋世界生命与意志的“再发现”，这个再发现源自于“往来何如悲欢似，天地哪曾今古同”的那种不可颠覆的秩序：海洋世界因“秩序”（意志）而神秘，因变动（生命）而神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