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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10月6日至7日，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贾平凹作品专题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论坛”。期间，举办了“让世界认识贾平凹”的嘉宾对话，德国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顾彬，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郜元宝，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彭青龙与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进行了深入而多元地探讨，畅谈了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观点和方法。现场，贾平凹做了精彩演讲，今天文學陝軍与读者一起分享演讲内容—— 当一个人被拉出来评头论足的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感慨万千，确实感慨万千。 从上海交大一天半研讨会到今天下午文汇讲堂，我听了发言，有一些做了记录。大部分是肯定我的，受到肯定当然高兴，它让我能增加一些信心，就像比赛场上，鼓掌和加油的声音一多，就拼命地往前跑。当受到一些批评和被指出不足的时候，我也很高兴，让我有很多启发，就像田径赛场上，教练在旁边不停地指点着你的动作、节奏，使比赛者跑得更快一点。 更重要是从每一个人的讲话，看他是怎么思维的，看他对这个世界如何做判断、审美和思考，从而来影响激发自己内在能量，寻找我自己通往文学的出口。现在轮到我发言，想把自己这一两年常萦绕于心的问题，借这个机会再详细说说。 从一件往事谈起。十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学带过文学写作研究生，有三年时间。在那三年里几乎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跟学生反复强调，怎样建立自己的文学观，努力挣脱业已成为习惯的那一套固有的文学的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影响着我们的写作，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阅读。所以我一再强调，并从各个角度去讲要建立我们的文学观，也就是我们要明白文学的真正意义，我们的独立思考、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追求和想象。 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干任何事情，一是要从大的方面、在根本的问题上有所明确了，解决了，然后别的事情才能解决。比如我写作的技术的问题都是这样慢慢来解决的。我们常说一级是一级水平这句话，就是说村长面对的是一个村，乡长面对的是一个乡，县长面对的是一个县，省长面对的是一个省，总理面对的是一个国，面对的问题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一样。在文学写作上，一直要盯着文学写作的态势。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整个文学是怎样一个怎样的大盘子，大盘子里装着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豆子，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永恒是什么，哪些是永恒？我们没有永恒的局面是什么？我们又是如何没有永恒的。 我在开幕式上说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家写作，对世界文学，它是特殊的，是“这一个”。它的努力都是想着使自己能走向普遍的意义。这个普遍意义如同文明轴心国影响着全球或区域一样。作为特殊的“这一个”，当经过努力，差不多使自己有了普遍的意义，往往遇到了更高的文学标准，就将自己的普遍性又还原到了特殊性。我们现在讲从高原到高峰，也是一样道理，一直努力着，登到了一座山，以为是高峰了，可往前一看，前面的一座山更高。由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回到特殊，再由特殊到普遍，这样的过程是冲撞的、破裂的、痛苦的。但当了解了自己与更高的文学标准的关系，才能够分析、吸纳，融合、重新生成，以内在能量再次使自己的特殊变成普遍，如此反复递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写作才能大成。 小说的基本价值，或者说写作的理由，是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使人活得更美好。我们强调普遍性，就是要求写出所写的人与物的本性。本性是人类共知的，是自然散发的，彭老师讲到是共同、共通，也是共识的。举个例子，当我们一群人乘坐一辆汽车去某一个地方旅游，早上十点的时候，我说肚子饿了，咱停车去路边店吃饭吧，全车人都不理睬，司机也不会把车停下来。而到了十二点，我说肚子饿了，咱停车去吃饭吧，大家就都响应，司机也会把车停下来，大家一块去了路边店吃饭。这就是说，凡是人都有饱了饿了的感觉，但吃过一顿饭后大致有个肚子再饿的时间，十点钟我的肚子饿了，那不是吃饭的节点，只是我一个人的肚子饿了，而十二点才是大家的肚子都饿了。小说写作写出一个人的饥饿感是不行的，要写出所有人的饥饿感。当然这取决于作家自己的见识、有能量还要有定力，也就是说你要能发现十二点时你饿了，大家都饿了，你还得有能力将这种集体饥饿感写出来。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任何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写作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提升自己的过程。写得准确和得意也是我们常说的与神相遇的时候。 文学的普遍性就同文明的轴心化一样，它的外化就是文明的担纲者，这样来看我们当下的作品并没有影响别的国家的写作，我们对于世界文学还处于特殊性。这就需要我们一是竭力增强自己的能量，提高自己的力量，以适应全世界的文学环境，二是超越地域、国家和民族，建立世界视野的想象力，以便安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对于现今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们、社会学家们都发表了很多的言论，他们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在世界上处于中心的定位，但世界原有的秩序在失衡，在重新组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这种判断是对的，那么可以说真实的、准确的写出中国现实社会、写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真实与准确两个词，是我们要警惕当下写作中迎合的东西，这种迎合有时是有意的，投机性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引诱的和裹挟的。比如说迎合宣传、迎合偏激、迎合娱乐消费等等。 当突破地域、民族、国家的视野看到中国在世界在秩序中的结构意义，然后再强调地域、国家、民族的存在，找准我们中国的位置，找着中国文学的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寻找位置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寻找对手和镜子，干任何事情都得有对手，没有对手就得有镜子。位置没有找对，就可能产生无尽的烦恼，找对了，我们就相对自由了，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知道你应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他从特殊性中到普遍性的递进循环中，越是要扩大文学视野越是要专注自我，这就是四海漂泊、守株待兔。 因为有中国国情的所在，因为中国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现实，中国当下文学中批评的元素非常多、也非常强烈，这似乎成了中国当下文学的一个特点，而很久以来我们讲作品的深刻，总是以批评的强弱为尺度，这样就常常出现一些观念的写作。我们几乎习惯了作品中精英式的视角，但是中国文学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写作呢？会不会还有这另外的视角呢？20年我与一个著名的电影摄像做过交流，他说作为电影摄像有两种，一种是极力要表现摄像的存在：其构图、其颜色、其情调、其节奏，当你在观看电影时，不断地能看到这里有摄像的存在，强调这是他的作品。另外一种，就是完全消失摄像，观看电影时，你忘了这是电影，这就是存在于天地间的一个真实。我是推崇后一种的。在我的认知里，凡是一个生命，在生命达到圆满的时候，他是精力充沛的、反应敏捷的、能吃能跑能干活的，浑身都感觉有一种气向外喷发，甚至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就像佛一样，头颈上有光圈。而一个生命不圆满，或者是病残，他能让他干什么呢？这就是说作品把你所要写的人或物，写到位、写到本性，其就有了所谓象征意义、诗性，否则那只有人为的外在的强加，只是观念写作，是可能会一时取悦于世，但很快就会消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