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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依： 《人民文学》2018年第8期的中篇头题，刊发了王凯的新作《楼顶上的下士》。小说展现了王凯对军人内心的细致把握和对有意味之形式的自觉追求。 《楼顶上的下士》以军营日常生活为结构推进故事，聚焦连队主官与部分小人物，书写人性事实与职业伦理交织下的精神与心理。小与大、个人与集体、微观与宏观，多重辩证关系拓展了小说的生活幅面，从中不断生发新意。《楼顶上的下士》在连队合编的大背景中，以指导员为中心视点，围绕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担当意识铺展情节，看似平淡又互不相干的琐碎小事最终指向的是合编合心的总目标。 小说的结构呈发散性，题目与故事的关联更是值得玩味。小说的前半部分，楼顶上的下士——姜仆射，并不是叙事的核心。他若隐若现、形象模糊地出现在连队管理、任职分工以及军营内外的现实生活中。在王凯自然而然的铺叙中，读者率先通过李金贵、王军等人物，并围绕战士复员的现实逻辑建立起对指导员的信任感和同理心。及至小说的后半段，姜仆射作为故事里的“小”，形象逐渐凸显，与以“大”为重的指导员互为各自转变的线索，“大”“小”之辩将有关自我价值、个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权衡和盘托出。 姜仆射对个人尊严高度敏感，即便站岗睡觉犯错也无法接受辱骂式批评。尽管读者早已从指导员对待李金贵的诸多细节里确认了他的尽职与善良，即便读者充分理解指导员寄希望于姜仆射实现转变时的苦口婆心，他们仍然普遍同情姜仆射的坚持。姜仆射是个兵，应以纪律为重，但他又有实实在在的性情与个性，正如小说里的话，“难题都是给有本事的人出的”。作家王凯抛出一个难题，在部队里，他首先是服从“大我”还是“小我”？指导员把楼顶上了锁，姜仆射失去了独处的空间，却也悄然开启了他迈向成熟老兵的大门。 王凯小说的结局从来不是大团圆意义上的，却往往是极其适合的好。现代社会里，军营中存在的现代意识该如何认知、理解？个人价值与自我实现以及对个性的尊重该如何获得？指导员从最初的点名和屋顶谈话过后，就决心将姜仆射这位“神仙”请下神坛，但最终，指导员的多番尝试还是宣告失败。他在结尾处也耐人寻味地自嘲起来，指导员始终不能从屋顶上的枯燥景观中捕捉姜仆射所觉察到的诗意，复杂精微的矛盾以一种审美意识的差距被具象地表达出来。这或许是最好的调和，人格发育、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潜藏于军营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不能凭借一种对自我的完全丧失融入集体，而集体也无法容纳全无任何妥协的个人。 王凯擅于描写当下军人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以普通军人关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思考彰显理想主义情怀与英雄主义情结。现代生活的庸常经验多少削弱了军旅生活的传奇与诗性，在《楼顶上的下士》中，王凯选择直陈专业名词和相关术语。日常化的简约笔调，避免因艰深晦涩产生的阅读负担，又在陌生疏离中彰显了军人职业的荣光，并以此勾勒出故事背景的清晰可感。 同样的，小说里有关姜仆射“高烧”的情节设置延续了王凯将医学心理学介入小说的表现手法。我们由此洞悉作家创作行为上的自觉及其学养，在解决小说艺术危机等方面的精神效果。心理学与王凯小说里关涉的内心救赎和人性伦理等精神困局颇具关联，而浓郁的抒情意味也与人文意义上的心灵建构一脉相承。 王凯的写作正是以对某种边缘性存在的观照显示出独特的理性力与判断力。生活化的语言、平静的叙述，透视出作家对军营生活现实的细致探察，这也成为其小说破解军旅文学写作惯性的重要关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人性光辉、军旅小说作为题材创作的文学性，个体内在世界的呈现不依赖宏大历史和时代背景的营造，而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恰如其分地展现出独特的文学品质；不停地将故事人物置于困境之中，在解决困境的同时提供更为本质的反观视角，以小人物内心的现代性焦虑激发读者关于伦理、责任、自我与他人等关系的思辨与探寻。 这种创作趋向不断拉近读者与特定题材文学之间的距离，青年小说家亦有责任以文学的新气象实现对既有写作模式和审美经验的超越。对诸如强军文化、军人格局、职业荣光、英雄情怀等等复杂的精神性存在，军旅小说都要给予精微的探寻和宏阔的呈现。“小”与“大”并不矛盾，而是统一于现代军营的独特场域里。我们喜爱军营里小人物内心独白的真实可感，更呼唤有灵魂、有血性的史诗式叙事和深植其中的爱国情怀、英雄气概以及生命哲学的重建。 萧 潇： 当个人主义在市场的“自由”中肆意嬉戏，当娱乐至上原则野蛮生长，文学将何去何从？如果军旅文学仅仅满足于书写穿着军装人的日常烟火故事，那些无尽的寂寞、漫长的航行、烈日严霜、草行露宿；那些悸动人心的同袍之谊；那些融化自我而合力铸造的人类奇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那些仍旧无法永别的武器……将在何种语境里实现自身的文学意义？军旅文学的尊严亦将怎样安放？ 因此，军旅文学中心和正典的部分，理应保持一种庄严和肃穆。这肃穆或许带着一段哀伤或不安的尾巴，但重要的是屹立的姿态、光明的泽润。我在王凯小说集《沉默的中士》里，看出了军旅作家当仁不让的职责。是这职责让那些深植于战争与和平里、本属于人类的伟大和高贵，时至今日，仍留存于军旅文学正典所构筑的经典路径和坐标中。 连队，是王凯小说最重要的故事场景。士兵和连队的架构，容不下造作的编造。王凯笔下的连队，丝丝入扣般生长在他的身上。他历任学员、技术员、排长、参谋、干事，直至连队指导员，他是个优秀的部队基层干部。是的，他对连队了如指掌。 正是得益于这种深入骨髓的熟悉，他才能写出数不清的鲜活细节，在这些迷人的细节里，当代军人的形象得以坚实矗立。 职业军人有着超越常境的生存状态，“陌生化”伴着王凯秘境解说般清晰明澈的笔触，极大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他能让你洞悉连队繁复细碎的规则，于是你可以融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 小说家的敏锐加上对具体事务的稔熟，显然达到了切近真实的程度。这种手术刀般的理智色彩，和连队质朴的草根情谊，让叙事更为丰富沉着。在连队的日常生活中构筑高尚的人性、人格，他选择主动担当且默默牺牲。这些“正能量”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伟大原本就从平凡生长而来，而最平凡的故事就在连队里。在连队里，王凯为心动和震撼还原了一个自然而体面的理由。在这里，理解他人、体认自我、骄傲和感动都变得如此体面而有尊严。 在连队的门岗外，往往就是一座县城。既不是大都市，也并非小乡村，这倒是让“县城”变成一个恰切美妙的隐喻。经由县城，《沉默的中士》传递出直截了当的现代气息，就在此刻当下，高尚正在发生。这种精神的“屹立”具有坚实的说服力。 王凯就这么走出门岗，点上烟，走进“大漠香”饭店，在吃食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和精神的孤寂。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怀疑自己谈了一场虚假的恋爱，却始终不曾忘记青春的理想和肩负的职责。 王凯让小说中的人物都拥抱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这失败沉甸而富有机理。当我们读到小说结尾，当我们跟着指导员王凯一起，为他们焦头烂额、绞尽脑汁，用尽全力在现世挣扎、辩解、奔波、运作，却仍旧得到这颗失败之果之时，另一个与其相称的东西显露了出来，那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高贵。 失败是当头一棒，是清醒的起点，是从死地重新萌芽的可能性，是最后一顶意义的桂冠。军旅正典以其集体主义的惯性，应首当其冲地戴上这顶意义的桂冠。它不够华丽，却饱含深意：失败的李二明留下一颗烧黑了的铜质军装纽扣，“‘八一’军徽仍清晰可辨”；失败的魏登科在尘封的蓝皮本上被记录，被重新翻看、阅读；失败的周文明则把热泪盈眶的送别场面刻在了读者心里。“我看到他飞快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一瞬间，我的指尖传递出炸馒头片的形状和春天般的暖意。” 高洋从优质的中队长开始，不厌其烦地一路堕落。我们对他反复摇头，反复失望，直至“沙丘上腾起一团橘黄色的火光”。在世俗意义上失败的高洋，王凯让他在精神的世界里拥有非同凡响的结局。 用失败照耀伟大，是对伟大含蓄而深沉的奖赏。王凯笔下的士兵、军官，很像钱德勒笔下的马洛。他们带着一种深刻的正能量，一种悲观的温柔，一种让读者着迷的气质。 军旅文学的正典，或许也该加上一条，那就是让女读者“爱上”军人。在军营这个讲求牺牲奉献、以苦为乐的独特场域，生出一股纯正的浪漫激情。在小人物看似失败的足音里，我们足以听到军人人格胜利的交响。 军旅小说中流砥柱的部分，不允许松散和溃败。军旅正典是参照系，亦是岿然不动的标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