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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炫耀学问。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这与乾嘉学派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这一时期，有些小说家又是学者，他们借小说创作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吴敬梓是一位经学家，以治《诗经》著称，著有《诗说》。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明显有借人物之口宣传自己的经学观点的意图，小说第三十四回写杜少卿给友人解说《诗经》：“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览诸儒之说，也有一二私见请教。即如《凯风》一篇，说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里不安。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那有想嫁之礼!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这话前人不曾说过。’迟衡山点头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鸡鸣》一篇，先生们说他怎么样好?’马二先生道：‘这是《郑风》，只是说他不淫，还有甚么别的说?’迟衡山道：‘便是，也还不能得其深味。’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蘧駪夫道：‘这一说果然妙了!’”(34)杜少卿为作者自寓，杜少卿解诗的观点与吴敬梓《诗说》观点完全一致，而杜氏的看法得到了一群人的肯定和赞赏，说吴敬梓炫学毫不为过。吴敬梓炫学还属于偶尔为之，其后的文人作家则变本加厉，在小说中连篇累牍卖弄学问。《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字懋修，诸生，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35)著有《纲目举正》《经史余论》《唐诗臆解》《医学发蒙》等著作。在章回小说《野叟曝言》中，大量抄录其学术著述，第七十八回文素臣讲陈寿的《三国志》，几乎完全抄自《读史余论》。第八十七回文素臣给东宫太子讲《中庸》，则抄自《经学余论》。小说开篇解读崔颢的《黄鹤楼》诗，极有可能抄自《唐诗臆解》，只是该书失传，无法对照。其他解经论史、说诗谈医，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一部章回小说，几乎成了作者宣讲其学术观点的通俗讲义。《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既是小说家，又是学者，尤擅音韵学，著有《李氏音鉴》。余集《李氏音鉴序》云：“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36)在《镜花缘》十六回、十七回，多九公与黑齿国两位才女畅谈音韵学，紫衣女子提出：“读书莫难于识字，识字莫难于辨音。若音不辨，则义不明。”(37)“要知音，必先明反切；要明反切，必先辨字母。”(38)第三十一回，竟然密密麻麻抄录了一份字母表。这些均为李汝珍的音韵学理论与知识，说李汝珍借小说来传播其学术观点，一点也不为过。正如王韬所说：“《镜花缘》一书，虽为小说家流，而兼才人、学人之能事者也。人或有诋其食古不化者，要不足病。观其学问之渊博，考据之精详，搜罗之富有，于声韵、训诂、历算、舆图诸书，无不涉历一周，时流露于笔墨间。阅者勿以说部观，作异书观亦无不可。故宜于雅人者，未必宜于俗人。”(39)这段文字如果是用于评价李氏的学术，可谓推崇备至，这样评价小说《镜花缘》，无异于批评作者忘了文体与读者。 中国早期章回小说并无炫学的传统，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笔墨还是集中在人物和情节上，对于炫才并无兴趣。虽说章回小说中都有诗词韵文，用于题咏人物，描写环境，但世代累积型小说或借用前代文人的诗歌，如嘉靖以降的各种《三国志演义》版本中均掺入了数量不等的周静轩的咏史诗；或照搬说话艺人演唱的诗词，如《水浒传》和《平妖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均有大量相同的诗作，这些相同的诗作都是从说话艺人因袭而来；也有章回小说写定者根据情节需要写作通俗易懂的诗词。无论哪种情形，均不存在炫才的主观意图。在章回小说中炫才是文人独创产生的特有现象。 如果小说写文人生活，书中涉及诗词歌赋、经史子集无可厚非，毕竟吟诗作赋、读书治学也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若将诗词、学问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有机地结合，未尝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但是如果脱离人物性格与情节建构的需要，一味地炫耀诗才、卖弄学问，那就偏离了小说创作的正轨，走上了歧路。 从借鉴前人的作品到文人作家独立创作，是中国章回小说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外小说发展的共同规律。文人独创方式一旦成熟，其创造力被彻底地激发出来，作家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章回小说题材覆盖面前所未有。作家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思考颇具人文色彩与时代精神，其深刻性与丰富性可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比肩。作家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为近代乃至现代小说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