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时局动荡之际的繁盛 就日报而言，《国民日日报》是“小说界革命”的较早呼应者，它创刊伊始就连载描写北宋灭亡的《南渡录演义》，痛斥女真人入侵，揭发权臣卖国，并描写亡国的惨象，于现实有多重影射含义。稍后又连载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其翻译并未忠实原著，而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20)，故而会有“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等语。该报还直截了当地称赞《自由结婚》“好笔墨，好思想”，“说得透彻，说得痛快”，就是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倒异族政府”的主张(21)。 《时报》诞生之日就宣布：“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22)有一小事可说明读者对此举的热情：该报连载《火里罪人》后表示，最先“全份寄来本馆者，本馆当赠洋六元以为谢”(23)。广告一出，翌日上午十一时即有人送来全份，午后三点与四点，又各收到全份。良性互动业已开始，刊载小说带动了购报者的增加，《时报》的老人包天笑曾回忆说：“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24)这规律也为别家报社所证实，如自从刊登“实能助读者诸君清兴”的小说，仅一个星期，“定购新闻者已渐渐增加”(25)；又如因刊载小说，报纸“直攻不上的卖，每天多印两万多张”(26)。《时报》的成功引来了仿效与竞争，创刊已十四年的《新闻报》此时也宣布：“本报自即日起，于第二张新闻后特增小说一门”(27)，新创刊的《南方报》、《上海报》、《时事报》等都不甘落后，《申报》迟疑到光绪三十三年也恢复小说刊载，终于形成了日报必有小说的格局。《申报》重新起步较迟，却以252种(含48种翻译小说)居于首位，早三年起步的《时报》屈居第二。光绪三十年以降，上海各日报共刊载小说1185种(含翻译小说222种)，占整个近代小说的95％，可以说《时报》的示范，是日报小说步入繁盛的关键点。 《时报》创刊当天即连载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作者篇首感叹道：“穷而在下，权不我操”，“虽抱着拨乱反正之心”，却是“谁来睬我?谁来理我?”无奈何便借小说展现“生平耳所闻，目所见，世路上怪怪奇奇之事”(28)。内容与写作心态，都易引起不满时局却又无可奈何的读者的共鸣。同日又连载《伯爵与美人》，篇名已寓吸引读者之意，编者又还特意标为“多情之侦探”，将最受喜爱的侦探与言情类型合二而一。《新闻报》第一篇小说是译作《眼中留影》，它的介绍是“警察之颟顸，凶党之险诈，佳人之胆识，侦探之神奇，无不穷形极相，变幻万端”，也强调言情与侦探集于一身。《申报》重载小说时首先推出《栖霞女侠传》《双灵魂》等作，也是顺读者喜好行事。各家都刊载小说争夺读者，这得出奇制胜才行，诚如其时报界人士所言：“就求多数人看，谁让现在是商业竞争哪。”(29)日报面对不同阶层的社会大众，得尽可能地适应其共同喜好，而为了照顾不同阅读取向的群体，即使在同一家日报上，也可看到不同题材、风格的小说。 提高读者阅报兴趣的宗旨，决定了日报小说与大众关注的热点与话题相契合。福尔摩斯故事人们津津乐道，《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就将他搬到上海，作者自称是“特游戏耳，借题目耳”(30)。受欢迎后又有《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作者在滑稽取乐中还隐含对现实的讽喻。福尔摩斯根据“履制甚新而底已敝”，判断少年“方归祖国，急思有所运动”而“多行路”。少年嘲笑侦探的判断还不及索讨缠头的妓女，他是归国后“见世事益不可为”，心灰意冷，“惟于醇酒妇人中求生活”，“日必至张园，夜必兜圈子”，所以才会“底已敝”(31)。上海发生金琴荪暗杀案，报纸更不放过人们“无不亟欲知详细情状”的需求，《神州日报》宣布将刊载“金君之历史、之性情及被暗杀时情状”的小说，并希望知情者提供资料“以为小说材料之用”(32)。《长春公报》“闹了看看有二十多日，可也没闹出个刺客的下落(33)，于是也连载了小说《金琴荪》。不过，当《苏州老骚》《滑头吊膀子》与《最近嫖界秘密史》等小说单行本接连现身之际，报纸却未刊载纯为迎合读者的庸俗油滑之作。《时报》的原则是“提倡小说者之善察社会情形”，“惟当以国民最多之数，与乎时势最急之端，以及对于外界竞争最有用之三者，以为之准已耳”，总之是有味与有益“二者兼具之小说”(34)。对痛恨社会上种种不公、腐败与龌龊的撰稿者来说，报纸正好提供了宣泄愤懑的园地。吴趼人可谓其中的代表，当年他主办《采风报》时曾致力于“北里新闻演成说部”，后来现实使他转向，并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奠定了文坛地位。几年后，他发现描写的那些“怪现状”愈演愈烈，“魑魅罔两，布满目前；牛鬼蛇神，纷扰脑际”(35)，于是又奋笔疾书，写成《近十年之怪现状》供《中外日报》连载。 虽只相隔几年，此时的“怪现状”却有异于以往之处。清廷不得已作某些改革，一时间冒出许多新事物与新现象，而在咸与维新表象下，污泥浊水的翻滚较以往更汹涌澎湃。以废除科举后各地办起不少新式学堂为例，这是知识界关心之事，报上也出现不少相关的小说，如《时报》的《虚业学堂》，《上海报》的《毛族学堂》，《神州日报》的《自由学堂》等等，这些作品多在批评挖苦兴办过程中的弊病。《中外日报》的《学堂闻见琐记》标为“滑稽小说”，《华字汇报》的《某学堂之新现象》失望地说：“学堂如此，中国可知。”(36)“明公”的《某学生与某教员》引导读者关心“学生之资格何如，教员之资格又何如”(37)。对教员的批评似尤激烈，“无术”的《考塾师》讽刺说：“教习的薪水却比蒙馆优些，几位时髦的索性剪去辫子，到东洋学习几个月速成师范，回来仗着牌子，更可以多买(卖)几个钱。”(38)王钟麒更将“高谈宪政者”引以自豪的“教育普及”，归纳为“虽学校林立，所造者奴隶材耳，所畜者无赖子了”(39)。教育界变化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眼前现象却是“近数年来科举虽已久停，人物却还仍旧，其中奇奇怪怪的现状较诸旧本《儒林外史》尤且百出不穷”(40)，于是便有人撰写了《新儒林外史》连载于哈尔滨的《远东报》。 日报小说对社情民意的即时反映，构成与时代相平行的特点，并表现出与广大读者共鸣的社会正义感。灾荒发生时，就有小说写道：“皖北饥民，嗷嗷待毙。而此一班无心肝之凉血者，尚复酒食征逐。”(41)新春佳节之际，针对有钱者以赌、嫖取乐，又有小说呼吁“官商学界诸公苟能举此新年樗蒲之资、歌舞缠头之耗，悉数以移赈无告之灾民”(42)。灾民挣扎于生死线上，可是“封疆大吏方拥姬妾以自娱，富家大户方居奇而屯积”，“富户犹欣然日盼米价之涨”，有人就将强烈反差的景象写成“短篇时事小说”猛烈抨击，还特意引用秋瑾“秋风秋雨愁杀人”的诗句(43)。有时，还有意选刊内容相类的翻译小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一日，《新闻报》刊头广告宣布连载英国小说《饿鬼语》，因为“是时英国麦价奇贵，与中国今日米价奇贵实同”。批评种种社会现象时，那些小说几乎一边倒地同声抨击政府。新出现的警察职责是维护治安，行径却正好相反，立即就有人写小说批评道：“呜呼!警察欤?贼欤?贼效警察欤?警察作贼欤?此之谓中国之警察。”(44)新式警察与历来之衙役无异，后者也是日报小说斥责的对象，他们“无不视民如仇，必尽吸其膏血而后快”，而且“吾国千余州县，无不如是也”(45)。对于各级官员与官场的批判更不遗余力。《官场现形记》流行后，人们嘲讽诟病官场已是公开现象，日报小说秉持这一精神，更使之成为普遍的街谈巷议：“或由官而贼，而貌仍为官；或由贼而官，而心仍作贼；或时贼时官，而人皆称之为官，不得指之为贼”，此乃大家“共见共知也”(46)。另有人总结说，当年李伯元笔下官员是“贪吝钻谋”，如今更是“狠辣诈骗”：“办事要狠，手段要辣，遇智要诈，遇愚要骗。有升官的机会，不妨诬陷同志；有发财的机会，不妨残害同胞。”官员们“守着这妙诀做去，竟是百发百中”，于是乎“良心虽由红而黑，顶子却由黑而红，银子又由千而万”(47)。 宣布预备立宪也是清末重大事件，各种社会反响在日报小说中均有反映。有拥护者，《北京新报》就以“国会业经缩短，各处预备提前。人民程度不完全，且藉说书当劝”为故事开场白(48)，该报为皇家帮衬或是因办在天子脚下的缘故。更多的是详尽描写预备立宪过程中的种种丑事，弥补了当时新闻报导或嫌其琐碎而不录之不足。各地为预备立宪都进行了咨议局议员选举，士绅们视其为进入官场的新途径而使出各种手段，丑态毕露。选举中“令人捧腹”的种种怪事被人“撮而志之”(49)，《时报》在半个月里就接连发表《十某甲》、《后十某甲》与《第三之十某甲》等“选举小说”(50)，《申报》描写了“暗运动请友吃面”、“发传单夏豹君为蜮”等选举实况(51)。《神州日报》刊载俄国立宪怪状的小说，批评指向却是中国：“吾国今日‘立宪’、‘立宪’之声不绝于耳，然而言‘谘议’则俟官府敦促也，言‘自治’则待官府监督也。噫嘻!此其故智，去俄民几何?”小说结尾反映了大众态度：“毋亦曰立宪，预吾辈事乎?”(52)此篇后来又被成都《通俗日报》、旧金山《中西日报》转载，可证明社会反响之热烈。《天铎报》的小说较别致：“不但中国预备得很热闹，便是鬼国里面也奉到阎罗王预备立宪的上谕哩。这些鬼官鬼绅自从见了上谕明文，面子上便都鬼鬼祟祟，做那预备的勾当，好不兴头”。中国的年限是九年，鬼国是九百九十九年，阎罗王还说鬼民“没有一点点立宪国民程度”，得靠“专制魔力压服”，而且“要是认真立了宪，动不动议院就要干涉”，那么“城隍、土地的冰敬炭敬”就没了着落，“可不要变做饿杀鬼吗”(53)?读到这样的小说，读者怎能不会心一笑。关于清廷预备立宪，已有不少严肃的依据各种政治文献的史学论著，若能结合那些小说作考察，似更可有鲜活的感受。 人们厌恶清廷玩弄各种维新手段以维持腐败统治，同时对国家危亡的感受又日甚一日，周边的朝鲜、越南先后沦为殖民地的惨状，深深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以越南亡国为背景的《南陬精卫记》告诉读者，“今日之中国，其地位等于越南，其危险过于越南”，并大声疾呼，“欲醒迷梦，欲图自由，不可不于未亡国时求之”(54)。《双鸳浴血传》以“朝鲜去夏亡国”为内容，明言“处处影射中国将来”(55)。《劫花泪史》描写朝鲜亡国后“国民流离惨悴之情形”，让世人知晓“朝鲜者，皆吾曹之前车鉴也”，奋起抗争，“始可以不致终为朝鲜也”(56)。《亡国泪》则配以多幅图画，展现朝鲜亡国后“满目黍禾，随在荆棘，欲生不得，欲死无由”的情景(57)。其他如印度、波兰、埃及与犹太的亡国历史也一一演为小说，刊于报端，都是要让民众知晓，“世界上宁复有亡国人容足地”(58)。 可是，如何方能摆脱亡国危机?报上小说却没提供切实答案。内忧外患，层见叠出，人们曾寄希望于清廷，但放眼所见却将其击得粉碎，就连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京日报》也刊载小说告诉人们，“政府大老终日酣嘻如故，徇情纳贿如故，大小臣工运动钻营如故，下视国民空言叫嚣如故”(59)。总之，大厦之将倾，各级官吏却仍是“既没有一些儿振作的心肠，又没有一些儿改革的思想”，“当国的大臣方在拼命的纳贿招权，封疆的大吏又是一味的尸居余气。咳!叫在下做书的从何说起呢?”(60)还有人以寓言手法描写海底龙宫维新改革，小说开始写道：“这几年人世上在这里各事维新，照表面上看起来，都算是处处有点进步的了”，接着便写海底“也在那里大加改良，竭力求新”，结果却是“无奈依旧是那一般旧怪物，那向来的劣根性是除不了的，到头弄得来新旧夹杂，奇形怪状，变做了一团糟”(61)。那些“鱼鳖虾蟹”是喻指人世间各级官吏，靠这批人拯救危亡无望，这已是社会的共识。 在各种日报小说里，宣扬欧美东瀛政治理念的新派人物同样靠不住，吴趼人《情变》对他们“样样都要说外国好，外国人放的屁都是香的”等言论极为反感(62)，有些人甚至认为许多社会问题就是由他们所造成。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神州日报》开始连载王钟麒的《魑魅镜》，篇首作者小序言及写作动机：“比年以来，新学输入，后生小子之鲁莽灭裂，假新名词以济其恶行者不可缕指。于是新学新理在他国则为强国之要，在吾国则适为亡国之媒。”《天铎报》连载的《女侦探》里，作者抨击那些“年轻顶时髦的留学生”，告诫读者别相信“他们满嘴的咭咭啯啯，叫做怎么颠覆政府呢，流血排满呢”，因为他们“也不过借重‘革命’两个大字，做个新党的商标，骗骗铜钱，混口饭吃吃罢哩”(63)。社会上以维新、革命为幌子招摇撞骗者还真不少，他们伎俩蠢笨，还自以为得计，难怪一些作者新撰猪八戒故事以影射，如《申报》的《猪八戒》，《吉长日报》的《猪八戒东巡记》，《神州日报》的《猪八戒之立宪谈》，其揭露则可以《天趣报》的《猪八戒传》为代表：“夫猪之至愚至拙，非冠乎其族类者乎?今八戒始以学佛空门，继则以留学外洋，独能窃智巧之名，以售其奸慝，然则亦可称之曰大愚若智，大拙若巧者矣。”(64) 新党人物被丑化，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斗在当时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日报小说中几不见踪影，只是广州才有不多的几篇。《会客》描写外国囚犯，目的却是要引出篇末的发挥：“以视吾国牢狱中之所谓革命党，一入狱门，则惟以秘密主义死之者，其相去为何如也”，“野蛮国之制度，无一而有人道”(65)。《南越报》连载《铲穿地球》后写道：“黑暗专制达于极点，必有见文明自由之一日。然当新旧交战之秋，则立于风潮之上者，其死状亦惨矣。”(66)该报在黄花岗事件后不久即连载黄小配的《五日风声》，描述革命党发动起义的全过程。或是由于新闻管制，其他各地未见这类小说，不过报社很清楚读者对当时各种政治事件的敏感与关注。秋瑾被杀后，《中外日报》暂停《妒海》的连载，原因是版面要用于刊载相关材料，还欢迎大家参与讨论：“据传单所载，是否秋女士确有可杀之道，其被杀是否非冤，应请熟知当时情事、明白中西律意者一研究之。”(67)从似是客观的陈述中，可以体会到编者的倾向，这其实也反映了读者的意见。总之，此时的日报小说密切关注时局，其阐述的思想，也是日后社会变革的舆论准备之一。 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现所知日报小说总共只有62种。日报本身处于刚开始发展阶段，且又受鄙视小说观念的束缚，日报小说进程缓慢，且小报所载占了很大部分。“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地位迅速提高，报界逐渐了解刊载小说有助发行的规律，新的日报又不断创刊，于是自光绪三十年开始，日报小说数量出现跳跃式增长。  上表显示，光绪三十一年的数量是前一年三倍多，翌年在此基础上又翻番。进入宣统朝，出现每年都在500种以上的平稳态势，与光绪三十年相较，竟增长了二十余倍。此时，作为新兴品种的日报小说在创作目的、手法、过程以及社会反响上都显示出独特之处，这在进入繁盛状态后显露得更为清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