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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理性的存在，作为成人世界的异类，傻子似乎成为作家手中一面称手的镜子，照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荒谬。“90后”作家林为攀在长篇小说《万物春生》中便塑造了一个近乎先知式的傻子。他以10岁傻子的视角，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村庄、一个家族的隐晦、幽暗的历史与现状。 小说开篇，林为攀写到一个年迈而孤独的族长。“每年冬天，族长都会在大雪封山之前把老槐树的乌鸦巢摘下来”。乌鸦是不祥的象征，亦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意象。它连同老迈的族长、艰苦成长的姐姐以及傻子一起，构建了新旧之交的乡土社会图景。“族长”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符号。可以说，它是中国绵延千年的乡土社会象征。他扎根于农业文明，在一个封闭型社会里，以大家长的名义带领族人去繁衍生息，去面对沧桑巨变。在《万物春生》里，族长倪乾南想方设法地帮助族人度过最艰难的岁月，晚年时期却以老眼昏花的孤家寡人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林为攀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去描述权威瓦解的过程。但在零星的细节之中，我们仍能窥见乡土社会巨大、深刻的变化。 想要理解林为攀笔下的傻子，必须把他放置在更为强劲的文学传统的显微镜之下进行考察。事实上，不管是在古典笔记，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之中，傻子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形象与符号。在古典笔记与文学之中，世外高人常常装疯卖傻，出没在各朝各代。他们身怀神通，怀着对世事的厌倦、对权力的讥诮，点拨那些所谓有慧根的失意文人。因此，古典笔记中的傻子并非智力、学识不足，而是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他们察觉到世界的黑暗与荒谬，然后转身离去，选择守拙，遗世独立。现当代文学中的傻子，更多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因此，一种先天性、病理性的傻子，忽而成群出现。阿来《尘埃落定》里塑造的土司二少爷、莫言《丰乳肥臀》中痴迷女性乳房的金童、苏童《罂粟之家》中饥饿的演义、韩少功《爸爸爸》中的身体残缺的丙崽……“傻”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里的一种流行病。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傻”亦是一种疾病，傻子无法承担起正常人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无法融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日常生活之中，“傻子”的含义极为复杂，有时甚至成为一种隐喻，用来对抗不正确的秩序。傻子最大的秘密，不在于他身躯与心智，而是作者赋予他们叙述与道德豁免权，把他们放置于秩序之外。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冒犯。 林为攀笔下的傻子自然也是一位冒犯者。与前辈作家们不同，林为攀并没有渲染傻子生理上的残缺，只是被父母以及亲戚确诊为脑子“不灵光、反应慢、不好使”。小说中的“我”把自己当成一只小鸡，认为自己是自然万物的一分子。这是孩童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一场因“我”而起的纷争，迅速在村庄蔓延。“我”因为用孵石偷换了家里的鸡蛋，被奶奶失手用石头砸中脑袋，血流不止，晕厥过去。但是为了回避责任，奶奶决定“把我的惨状嫁祸给那些小孩，然后再编造一番说辞令我那双经常偏听偏信的父母上当”。奶奶的这种小聪明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残酷的历史与现实里习得的，“以前那些事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丝不情愿，譬如把家里的地充公，让爷爷告发那个娶过三任妻子的公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只是遵循一种惯性，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林为攀努力地淡化傻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他笔下，“我”与其说是傻子，不如说是位少年。他把自己童年记忆灌注在傻子的身上，并赋予其某种超然的能力。在小说的结尾，姐姐迎来初潮，迈向成人世界。将来姐姐怀孕后，“我”将会给自己的外甥取名为“春生”。一个富有春意、生机勃勃的词汇，这是“我”所祈使的未来世界。在那里，“傻子”也将会被终结。 不过，作为一名读者，当我看到大量的“傻子”频频出现在视野里，会下意识觉得“傻子”的文学价值正在稀释。他们会被淹没在傻子大军里，完成冒犯、对抗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任务。泛滥是一种危险，当一位作家认可或屈从这种潮流，也许意味着以最便捷的方式在呈现自己的所见所思，意味着拒绝叙述、表达的可能性与挑战性。 父亲的隐痛往事，在于他入赘倪家，改名改姓，成为别人家的儿子；祖父对老族长产生妒意，奶奶与发财的机会擦肩而过，姐姐苦求玩具而不得……这些琐碎的日常，这些生活的细节，像是珠子一般，散落在全书。林为攀用“傻子”的记忆与叙述把它们记录在册。他用傻子的视角，重新构建了记忆中的乡村，在童年记忆与荒诞现实之中来回穿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