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5月，距1926年第一个文集《鸭子》出版十年之际，沈从文选印了自己的“十年创作纪念集”——《从文小说习作选》，该选集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计划，该套丛书还包括张天翼的《畸人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及鲁迅编译的《苏联作家二十人集》。这个精心规划、拣选的文本，对于一向以多产著称沈从文，更像是一次重新出场，1936年前后，沈从文的创作已步入成熟期，这也是他创作的巅峰期，故这个自选本显得较为重要，值得进一步探讨，而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从作者的成长与文学史的角度看，选本的规划与出版，体现了他什么样的美学趣味与文学史诉求，选集如何表现他的文学理想，其理想的思想资源什么，他的文学政治图景与新文学的内在传统有何对话性等。 一、自我经典化与“十年创作纪念集” 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编辑赵家璧，在取得“一角丛书”和“良友文学丛书”的成功后，于1935年下半年又推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计划。因之前与沈从文已有合作，如“一角丛书”就收录了较多新月派作家的作品，包括沈从文的《慷慨的王子》，而“良友文学丛书”则收沈从文的《记丁玲》等作品[1]。赵家璧对新丛书的规划是：“特大本用布面精装白报纸印，每种七百页至一千页，售价不同。”[2]沈从文这部七百多页的选本正好纳入这个计划。对编丛书有偏好的赵家璧来说，这只是他又一次较为成功的市场运作，但对于沈从文来说，这本书的出版则显得意味深长。 从沈从文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赵家璧的“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计划，这本书也迟早会出版。而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赵家璧出版新丛书的计划是受到沈从文的启发才萌生的。因为赵家璧1935年的北京之行与沈从文颇有交流，而沈从文早在一年之前（1934年初）就已有出版选集的打算：1934年初（农历为1933年末），沈从文婚后只身回湘西凤凰探望病危的母亲，在从桃源到辰州的小船上，在校对随身携带的《月下小景》时，他确认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吃饭前我校过几篇《月下小景》，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3]正是对自己写作能力的重新发现，才使他有了编印选集的想法，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写道： 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你已为我抄了好些篇文章，我预备选的仅照我记忆到的，有下面几篇： 柏子、丈夫、夫妇、会明（全是以乡村平凡人物为主格的，写他们最人性的一面的作品。） 龙朱、月下小景（全是以异族青年恋爱为主格，写他们生活中的一片，全篇贯穿以透明的智慧，交织了诗情与画意的作品。） 都市一妇人、虎雏（以一性格强的人物为主格，有毒的放光的人格描写。） 黑夜（写革命者的一片断生活。） 爱欲（写故事，用天方夜谭风格写成的作品。） 应当还有不少文章可以用，但我却想至多只许选十五篇。也许我新写些，请你来选一次。我还打量做个《我为何创作》，写我如何看别人生活以及自己如何生活，如何看别人作品以及自己又如何写作品的经过。你若觉得这计划还好，就请你为我抄写《爱欲》那篇故事。这故事抄时仍然用那种绿格纸，同《柏子》差不多的。这书我估计应当有购者，同时有十万读者。[4] 信中沈从文不仅明确说出了编印选集的设想，而且就列出的篇目来看，也是他各种题材和各类文体的代表作，他自己还打算专门写一篇总结和介绍的文字，可见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较为精心的设计，预想全方位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成果。而这种规划来源于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读者影响的自信。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的创作已渐趋成熟，在读者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例证的是，1936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量并不大，但这一年出版界先后出版了他六部小说集，其中除《从文小说习作选》之外，其它选本如上海万象书屋出版的《沈从文选集》、上海仿古书店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以及上海新象书局出版的《沈从文杰作选》，这三个选本都是盗印本，盗版和选本的大量出现，表明作者此时在读者中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对此，他自身也有所自觉，除上文书信中的言词外，在之后的回忆中，他对自己不同阶段的写作水平就有较为清晰的概括：“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5]三十年代以后，因转入大学执教，他的生活稍显从容，且有机会进行知识上的充实和写作上的训练：知识上的充实，如他在武汉大学期间对传统说部和佛经的阅读；写作上的练习，则包括他担任语体文习作课程时，为了教学的方便而对用笔的自觉探索，这两方面的共同产物之一就是《月下小景》。沈从文此次回返湘西，又正值他写作《边城》之际，对于写作已有独到体悟，故在船上重读、校改自己的作品时，能够看出其潜在的经典化的可能性，因此有了编印选集的想法，这也表明，《从文小说习作选》正是沈从文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后，自觉进行的一次自我经典化。而赵家璧在为该书所写的广告中，所强调的也正是沈从文的选择过程：“沈从文先生十年来所写的小说，单以数量计，可以说超过任何新文学的成就。这一次应良友之请，把他自己所认为最满意的作品，集成一巨册，包含十几个短篇，一部长篇，一部自传，共计四十万字。喜读从文小说的读者，都不应错过这部书。”[6]当然，沈从文的这一“选择”与自我经典化，也与他的文学史诉求有关。 其实，在此之前沈从文就在积极寻求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其方式是文学批评。如在《论冯文炳》一文中，他就将自己与废名的写作并举，他认为“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7]。前一个“作者”指废名，“本论作者”是指沈从文自己。不仅如此，他还以《雨后》为证，表明自己甚至比废名还要优秀：“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8]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是将废名放在周作人的美学谱系中考察的，这种论述也就顺利地将自己划归京派行列[9]。 另一种方式是在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将“五四”一代历史化，从而争取自己这一代的出场机会。如在论及鲁迅时，他就认为是“时代促成这作者的高名”，而“五四”一代名作家所赢得的名声似乎都是时代使然：“王统照、冰心、庐隐、叶绍钧，莫不从那情形中为人注意，又逐渐为世所遗忘，鲁迅作品的估价，是也只适宜于从当时一般作品中比较的。”[10]在《论中国创作小说》这篇带有文学史性质的长文中，沈从文对新文学的发展进行了“代”的社会学划分，将“五四”一代成名作家历史化，并以自己的美学标准进行评价和定位，从而为自己及同代人的出场做准备。 然而，“五四”一代似乎并未如沈从文所预料的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三十年代中期再次引起文坛关注，这同样应归功于赵家璧，在他的策划和努力下，从1935年起，由胡适、鲁迅等“五四”成名作家所编选的十卷本《新文学大系》陆续推出，可见，进入三十年代，两代人都在为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努力。本来沈从文对此也满怀期待，甚至在《大公报》上撰文推荐：“编者能在五四运动的十六年的纪念日，将这部书介绍给本刊八万读者，很觉得是件快乐的事。”[11]但当他看到出版物的时候，却极不满意，尤其是对鲁迅所编选的《小说二集》，沈从文认为：“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温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弥洒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过高，皆与印行这种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12]这一集所涵盖的范围是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外的作品，也是沈从文可能被划归的范围，他的不满很可能与自己的落选有关，这从他所提到的与他同时且相熟的项拙、胡崇轩（也频）可以看出。虽然鲁迅有诸多不选沈从文的理由，但已成名的沈从文无疑还是深受打击，《小说二集》初版于1935年7月，而沈从文与赵家璧确定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是在该年10月，也不排除“大系”所带给他的刺激，而这个选本的适时推出，也可算是沈从文对“新文学大系”的回应。 二、文坛形象的重塑 选集的编印固然可以看作是沈从文的主动规划，是意识到自我的写作能力、鉴于文坛影响和文学史定位等因素后的自我经典化，但如果回到历史情境中，沈从文的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文坛压力，不得不重新打造自我的文坛形象，这是理解《习作选集代序》中一些潜在对话和驳诘话语的关键。 沈从文可能是新文学史上最早的职业作家，他早期在北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稿费。为了卖稿，他既要熟悉文坛时兴的风尚以获得稿件的出路，同时又要以高产维持生存，这使他早期在文坛的形象趋于负面：一是“空虚的作家”，赐予他这个称号的，首先是韩侍桁。在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中，韩侍桁认为：“若顺序地读了这位作者前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他的文字变得越来越轻飘，他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空虚。”在韩侍桁看来，在形式上沈从文的写作选用的是“一种最易于模仿而是轻飘的文体”，内容上则显得空虚，题材显得狭隘[13]；其实早在1925年林宰平就曾发文，批评沈从文以笔名休芸芸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小说《遥夜》，认为这个作品“凄清，颓丧，失望，烦恼”，并对青年学生的虚伪和堕落提出严厉的批评[14]，但因为沈从文并不是学生，林宰平的这一批评似乎失去合法性而显得无效了，但这正表明沈从文对当时文坛风气的模拟已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林宰平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第二个形象是“多产作家”：署名安升的作者在1935年发表的《天才多产的作家沈从文先生》一文中就很刻薄地说：“沈先生的创作，似乎比他的年龄还要多。”[15]即使较为持中的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一文中，也将沈从文定位为“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而惊人的作家”，并顺次罗列了他的二十多个单行本著作[16]。相对于同时代其他作家来说，沈从文的创作量和单行本的数量确实比较多，根据《沈从文著作中文总书目》的统计，在印行《从文小说习作选》之前，除去17部有题无书的集子之外，十年间他已经出版了47个单行本，平均是每年四到五本的速度，所以“多产作家”的名头对于沈从文来说并不冤枉。 而沈从文对批评家的这些说法也比较敏感，并且从一开始就积极作出了回应。如针对唯刚的批评，他就立即通过《晨报》公开致信表明自己的非学生身份，并由此获得了林宰平的同情和帮助；对安升的批评，他为此还致信胡适寻求帮助，“甚盼能作一文章，质之社会”[17]；而对于韩侍桁的批评，他也一直耿耿于怀。有时他甚至会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对这类批评进行驳斥，如《旧梦》一文，他就预先对道学家和批评家的反应进行了揣度和应对，对此陈子展在《沈从文的“旧梦”》一文中指出：“这是书中主人公很郑重的一段告白，也可以说是对于那些‘妄诞之极的道德家与批评家’预设的一道防御线，因为书中关于情欲的官能的描写，很有大胆的地方。”[18]陈子展的判断可能恰好点到了沈从文的关节处。 沈从文的这种自觉与不自觉，正说明了身处新文学话语场中的尴尬处境：即，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从文学市场着眼又不得不如此，这也为他后来的转变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当他一旦有能力与新文学的生产机制分庭抗礼，他对市场的批判也就格外激烈。编选《从文小说习作选》之时，也正是他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他不仅创作上进入了成熟期，而且通过教学和编教科书，已经摆脱了职业作家的身份，进入了北平的知识精英圈，不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写作，也有条件对自己早期的形象进行反省和重塑。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针对空虚与多产这两个称号再次做出积极回应，在序言一开始，作者就召唤出一个对话者与之展开对话： 先生，真亏你们的耐心和宽容，许我在这十年中一本书接一本书印出来。花费金钱是小事，花费你们许多宝贵的时间，我心里真难受，我们未必全有机会见面或通信，但我知道你们我相互之间无形中早已有了一种友谊流通。我尊重这种友谊。不过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没有。过去一时有个书评家称呼我为‘空虚的作家’，实代表了你们一部分人的意见。那称呼很有见识。活在这个大时代里，个人实在太渺小了。[19] 面对多产和空虚这两种评价，他并未直接予以反驳，而是以对话的方式让批评者处于一个被动的听者的位置，接着又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将审美和道德上的批评，转化为两种不同的写作姿态：“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外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倘若我作品不合你们的趣味，事不足奇，原因是我的写作还只算是给我自己终生工作一种初步的试验。”通过将写作上升为一种终身的事业，套用韦伯的说法则是“以文学为业”，沈从文将这十年的创作经历转化为一生志业的准备阶段，那么，这时期的一切成败都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创作的精神。 沈从文将带商业性质的“多产”转化为带有道德意义的勤勉，将具有批评意味的空虚转化为了具有励志色彩的执著：“先生，不瞒你，我就在这样态度下写了十年。十年不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你只看看同时代多少人的反复‘转变’和‘没落’就可明白。我总以为这个工作比较一切事业还艰辛，需要日子从各个方面去试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新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于凑巧，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不特读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种批评和意见，目前似乎也都不需要。”[20]经过这种从职业到“志业”的定位转变，沈从文进行了自我升华，扭转了他早期的文坛形象，并且还由此塑造了一种文学姿态，这就是将文学作为事业，可与政治、经济等学科对话，是重塑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的有效方式。 但沈从文既自觉作品“优秀”，却为何又冠之以“习作”，这可能不仅仅是出于谦虚，“习作”暗含了他的某种美学观念，甚至不无意识形态色彩。从沈从文的潜在对话者来看，他的文学理想是在与左翼作家的对照中生成的。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沈从文对所谓的经典有这样的看法：“积极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21]虽然沈从文的文学观也带有事功的色彩，但与同时期左翼文学明显不同，这在早期他与丁玲的分歧中就已显示出来，这里只是作了更明晰的表达。从他对经典的定义可以看出他的文学理想：文学是民族国家的精神载体，正如民族的史诗或宗教经典一样，在《给志在写作者》一文中，沈从文就强调，“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22]。因此，沈从文的经典观与左翼之间差异的实质，并不在于文学的政治伦理图景，而在于实现政治理想的方式上，左派侧重集体意识的培养，因而注重文学的社会性；而沈从文则从更具体也更抽象的情感、智慧等层面着眼，因而回避了集体和社会等中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与他此时的身份转变相一致，是文化精英的理想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尝试了一种既与左翼文学同样注重社会效果，但方式并不相同的文学政治实践。 这种理想也表现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他试图从批评实践的角度推行他的审美观，改变新文学的整体生态。1935年他回湘西之前，曾写了一篇《论文学者态度》，对文坛“玩票白相”的习气予以批判，认为对文学应有所憧憬和信仰，要当作毕生的事业[23]。该文也成为文坛“京派”、“海派”之争的导火线，沈从文后来也再度撰写了《论“海派”》《关于“海派”》两篇文章，进一步澄清他的观点。因此，“习作”对于此时沈从文来说，远不只是一个自谦的词汇，在他笔下，“呆气”、“顽固”、“落伍”、“保守”等词汇，与“习作”的内涵基本上是相通的，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词汇关涉的不仅是文学写作，也是沈从文倾向保守的思想和政治立场[24]。这种立场的成因，除了他要重塑其文坛形象的因素，以及学界已经强调的他受徐志摩、杨振声、胡适和陈源等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外，还与他此时审美意识与历史意识的内在转变有关，这需进一步探讨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态度变化。 三、湘西：从素材到理想 编选自选集的想法诞生于沈从文回返湘西的途中，从他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对自我写作能力和审美理想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湘西态度的转变，经由这次转变，湘西不再仅仅是他创作的素材，而是作为一个价值实体进入了他的视野，这也使他的美学图景进一步明朗化了。 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笔下，最初既不构成一个价值自足的审美世界，也不是一个历史自足的生活世界。相反，在新文化的理性思潮面前，湘西只是一处闭塞的乡土，沈从文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新青年一样急切地选择出走，他的写作一开始也是被动地以湘西为资源，他最终转向写“苗公苗婆”的故事，反而是徐志摩、陈源等人的诱导和鼓励[25]，他自己早期对湘西资源的利用，也是在新文坛的审美机制下作为题材使用的，如被韩侍桁批评为“就在描写一幅田园风景里，他都要加以‘性’的点缀”[26]的《雨后》，作者对情欲的张扬也是以当时文坛趣味为导向的，后来在自存版《雨后及其它》单行本的题识中，作者在《雨后》文末也坦承：“这文章好像是在一种时行的风气下写成的”[27]。《雨后》经修改收入《八骏图》，作者后来又在新版文末写到：“时流行风气正在写性故事，因之当抒情诗试笔。”[28]可见，湘西世界在早期沈从文笔下很大程度上是透过新文学这一审美机制才获得意义的，而金介甫的研究则具体指出这个美学装置是“弗洛伊德的象征手法”[29]。 正因如此，虽然早在1925年徐志摩就对《市集》这类完全以湘西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表示“欣赏”，但立志成为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却迟迟没有回返到他熟悉的湘西世界，而是反复以自己的都市境遇为素材写作现代小说，即使那些看似属于湘西的“故事”，他也要用新文学的手法给故事穿上现代小说的外衣，这正是为了赋予湘西以现代美学的外观。相应的，是沈从文早年观看湘西的眼光也是由新文化传统所确立的启蒙眼光。如《阿丽思中国游记》中阿丽思的“异域之眼”便是如此，在这重视野下，湘西只是一个等待被现代改造的世界，显得被动且毫无美学亮点，而这既与沈从文的情感体验不符，也与他欲以湘西的“异域”情调吸引读者的初衷相悖，所以，阿丽思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中国之旅，匆匆踏上回返欧洲的路程。1928年之后，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和背景的作品虽然越来越多，但他更多的是从都市和乡土的二元对立中选择了湘西，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都市生活的困境而形成的理想投射，湘西与士大夫一般所乐道的山水田园没有本质区别，其自足性并未凸现出来。但这种情况到三十年代中期有了改变，对于写作主体沈从文来说，假如他对湘西真的有一次美学和历史启悟的话，可能是1934年初他再度回到湘西的时候，这也正是他萌生出版选集意愿之时。 虽然沈从文在出发前已着手《边城》的写作，但并未完成，因而，重新追溯沈从文的返乡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边城》及沈从文笔下湘西的复杂图景。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发现，一开始他还是以一个现代知识人、一个外来旅行者的身份进入湘西的。如当船上“九溪”滩时，沈从文就对纤夫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质疑，当纤夫因为一百文的钱与船主争吵时，作者生了一个疑问：“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30]沈从文的提问方式是典型的启蒙视角：追问人生的意义，带有未来的时间向度。但这种具有思想深度的优越感，很快就被沿途的风景打碎了。当沈从文在船艄看到四围的山山水水，他想到了十六年前在自己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抚今追昔，才体会到湘西有着自身的历史节奏。在致张兆和的信中，他写道： 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万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鹭鸶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31] 从知识到智慧，从质疑、批判到尊敬、爱，对湘西人/物态度的转变，表明沈从文从启蒙者的优越姿态转为对湘西世界的理解和认同，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其观看风景的视角从“外来者”转化为了“当地人”[32]，而从审美主体的角度看，沈从文经历了某种从感伤诗人到朴素诗人的转变。正如席勒所说：“自然赋予朴素诗人以这样一种能力：总是以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精神来行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独立的和完全的整体，并且按照人的实质在现实中表现人性。”[33]这也正是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所强调的：“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个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这种从“知识”到“智慧”的认知转变中，更深层的是他的历史哲学的改变，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争斗和杀戮的历史，“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可能亘古不变，但充满了人生的哀乐，这在他随后写作的《湘行散记》中表达更为充分。 经由对历史恒常不变的感悟，他看到了这个不变的历史背后的意义，这个意义来自于沈从文对湘西的日常情境、人事、历史和文化所进行的“抽象”：湘西的落后与保守、人事的哀乐背后，都具有各自的尊严，这个尊严赋予了湘西世界自身以一种独特性和自足性，使他们可以与外面的现代世界处于同一对话高度，而他的“哀戚”既来自湘西世界内部的隐忧，但更多地则从时局出发，看到了这个世界即将消逝的命运[34]；这也使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进步”：“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35]从对进化史观的否定，到对自我姿态的质问与怀疑，沈从文完成了对智慧、对湘西的价值与历史认同，这也促使他日后选择了日趋保守的姿态，无论是思想，还是写作。可以说，如果没有此次的返乡，《边城》呈现的可能是另一种图景。这种转变呼应的是他对左翼诗学与史观的反思，而湘西价值的自足性，也为他的“经典”观提供了价值支撑。 对湘西价值的回归，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意识的转变，也带来了他写作格局及如何处理写作实践与国家民族关系问题的转变。就写作格局而言，湘西的审美和历史自足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回到北平之后，沈从文除接着写《边城》、并写出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之外，还开始筹划写作“十诚记”，这不仅是写作重心从都市到乡土的进一步转移，也是他对湘西世界更为宏阔的建构。编选《从文小说习作选》时，他在将乡土与都市进行的对比中，也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挑战姿态：“先生，关于写作我还想另外说几句话。我和你虽然共同住在一个都市里，有时居然还有机会同在一节火车上旅行，一张桌子上吃饭，可是说真话，你我原是两路人。”“自然的，表面生活我们已经差不多完全一样了。可是试提出一两个抽象的名辞说说，即如‘道德’或‘爱情’吧，分别就见出来了。”[36]在沈从文看来，他与都市人的不同，不仅在于生活方式的不同，道德观不同，而且情感结构也不同。他这种挑战姿态，也是在召唤新的阅读方式，即智慧的阅读，而不是知识的阅读，这正是后来《<边城>题记》所强调的阅读方式。 至于写作的文化实践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沈从文强调的是文学与文化形式本身的伦理意义。与左翼知识分子侧重社会层面思考国家问题不同，沈从文更侧重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价值、信仰等“抽象”层面，这是比社会革命更为根本的所在。如他在一次演说便指出，“社会的混乱，如果一部分属于一般抽象原则价值的崩溃，作者还有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应当在作品中将一个新的原则重建起来。应当承认作品完美即为一种秩序”[37]。他将作为民族国家原则的“象”与文学形式取得了勾连，作品的秩序也因此具有了道德意义和伦理意义，文学经典因而具有“筑就国家”（借用理查德·罗蒂语）的潜在视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沈从文三十年代的文化政治途径呈现出了新的历史内涵，较之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革命，或旨在动员的文化政治实践，他试图将文学形式与民族国家的价值系统作更为直接的对接，将文学实践作为重建民族价值体系等抽象形式的方式，这丰富了三十年代文化政治实践的历史图景。 但问题还在于，沈从文这种从文化实践的角度展开的文化政治实践，与同时期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实践相比，是否会因缺乏社会革命的手段如阶级动员的方式，而显得如同纸上谈兵，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沈从文如何将他的文化理想付诸社会实践，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四、京派代言人与文学教育 如果将《从文小说习作选》的目录与1934年沈从文所拟目录对比，最大的变化是收入了《从文自传》。就文体而言，“小说”选集而收录自传作品[38]，有些突兀，但在现代文类划分中，自传的归属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虽可划归散文部类，也可当作小说来读，《从文自传》便可看作一篇特殊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也称教育小说，指主人公经由社会历练而达到心智成熟的过程。以自我的成长历程作为美育的教材，这未尝不是沈从文的有意为之。通过这部传记，沈从文可现身说法，向读者尤其是青年传达他的美学理念和文学理想。之所以强调为青年，是因为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序言中就将对话对象主要拟想为青年——“我敢说你们大多数是青年学生”[39]，序言中对青年的教诲，以及此时他与青年的频繁交流，表明沈从文还在自我塑造另一个形象，即青年导师的形象。沈从文对文学教育的重视，既与他此时文坛地位的变化有关，同时，这也是他传达其文学理想与政治理想的方法。 就文坛地位的变化而言，三十年代中期沈从文已俨然是京派年轻一代的盟主。1933年9月23日起，沈从文开始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随之成为主持者，并挑起了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虽然他的本意并非派系之争，但他事实上成了京派的新的代言者。同时，在他的努力下，围绕《大公报》文艺副刊很快形成了一个新文学场，这包括来今雨轩的聚餐会，不定期的茶会，还有文艺奖金的评选活动等。其间沈从文虽较为低调，却是核心人物。现代传媒与京津文学场域，为沈从文展开他的文学教育提供了媒介。他常利用编辑稿件、谈话会等方式传达自己的文学理想，王西彦就是这样一个间接接受沈从文教育的学生：“有时稿子被发表出来了，才发觉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修改，变得比较简练得体了，使我从中得到不少启发”[40]。萧乾也回忆道：“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是他修改的笔迹”[41]。之外还有李寒谷、刘宇、卞之琳、谢冰季等一大批青年作家，他或指导他们的写作，或为他们的作品作序推荐，或代为出资出版，或为他们的作品辩护，如针对《独立评论》上絮如对何其芳和卞之琳等人诗作晦涩的批评，因胡适也加按语表示支持，沈从文立刻致信胡适加以辩解[42]。此外，他还常给文学青年写信以指导他们写作，并且通过《大公报·文艺》“废邮存底”一栏登载，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宣讲的场域，而且这个以报刊为媒介的场域是超出京津地区的。若干年后，沈从文还在自传中写道：“因编辑《大公报·文艺》，曾用编者名义，和国内文学青年通信，讨论写作一般问题。后来和《大公报》记者萧乾一部分信件，由巴金为印行，名《废邮存底》。这本书对国内一部分作者的写作，把握工作的单纯态度，是有过影响的”[43]。 编辑文学副刊，不仅让沈从文有了宣传其文学理想和审美理念的平台，而且也找到了最为理想的教育对象——文学青年，他不仅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选择，可以随时动手加以修改，还能通过与读者见面、写信等方式，对青年的写作技巧加以指导。而文学教育特殊性在于，它的美育方式可无形中深入到人的思想与情感，参与塑造青年人的人生态度与情感结构。沈从文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力量，后来在一篇专门谈论文学与青年的情感教育文章中，他指出，“年青人从近二十年养成的社会习惯上，大部分是用新出版物取得娱乐和教育。一个优秀作家在年青读者间所保有的抽象势力，实际上就永远比居高位拥实权的人还大得多”[44]。与文学青年的交往是他文学理念的延伸，也是他实现文学理想甚至是社会理想的方式。 从《从文自传》可知，沈从文的教育理念与学院不同，他提倡的是阅读“一本大书”，也就是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所重点强调的，以“乡下人”自居的“人生经验”：“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像，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45]。如果说非科班出身的沈从文，早期面对知识还有一种自卑感的话，那么，此时他异于学院派的经历反而成了独特的象征资本，这在他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写给作者的信表现得更为明确。如在《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中，他强调：“大多数人受过‘学校教育’，我受的却是‘人事教育’”[46]。他甚至对“学校习气”持有成见，认为学校的教育根本无法培养作家，所以他的建议是：“放下了书本，他便去想。走出门外去，他又仍然与看书同样的安静，同样的发生兴味，去看万汇百物在一分习惯下所发生的一切。”[47]这种思路与他重回湘西的启悟一致，这也是《从文自传》被选入习作选集的因由之一。而《从文自传》也确实被文学青年这样阅读，汪曾祺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本文学自传。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教育’的意思不是指他在《自传》已提到的《辞源》、迭更斯、《薛氏彝器图录》和索靖的《出师颂》……沈先生是把各种人事、风景，自然界的各种颜色、声音、气味加于他的印象、感觉都算是对自己的教育的。”[48]汪曾祺可谓一个理想读者。 沈从文甚至间接地挑战着新文学的传统，试图重塑“新文学”。在他看来，新文学的封闭性使它带有自我复制与消费的机制，因而，他希望青年不要赶潮流去做候补的“新文人”，而是立志做“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49]。他批判了青年对当时所谓“文学作家”的盲从，他认为“这名词不知毒害过多少青年人，使他们皆得了极其厉害的神经衰弱症，有业务的搁下业务不理，不求学的抛开书本不读，每天在一堆流行杂志里钻研‘浪漫’‘古典’‘象征’‘幽默’字眼儿里，白白的糟蹋他们那些宝贵的生命！”[50]而在他看来，这些人所谓的“文学作家”更宜称呼为“新文人”，因为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旧文人和现社会的双重恶德。沈从文要求文学青年做的是“文学家”，这是有别于新文人的另一种人： 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积极在作品中表示他们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51] 可见他理想中的新作家，同时也应该是“新人”，这与他在《文学者的态度》中所表达的内容大致一致，在强调文学的尊严与健康、文学作品的质量之外，格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对人的塑造能力——有别于左翼文学、诉诸文学“抽象”形式和美学理念的功能。因而，他对青年的文学教育不止是为了培养作家，而是借此扩展他“习作”的意识形态。对于沈从文来说，文学青年不仅是他教育的对象，也是他的文学理想的承担者和实践者；对青年的教育，也不仅仅关系到他个人的文学史定位和文学理想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经由文学对更多的青年进行“情感教育”，以实现民族精神的重塑，这正是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所召唤的阅读方式。而他担任《大公报·文艺》等文学刊物的编辑，也使他得以借助现代传媒扩展他的教育对象，传播其文化理念。 可见，《从文小说习作选》的编选，是沈从文在30年代中期形象和思想转变的症候，不仅是其改变早期多产作家形象、传达新的美学理念和政治图景的方式，更是其美育思想的实践途径；而由该选集所折射出来的，既是沈从文自我形象重塑的过程，也是他在转变过程中，与新文学传统、社会历史等问题之间的广泛对话，而这也是他此后应对美学与历史等问题的方式。 [1] 按，出版“良友文学丛书”时，赵家璧预料到《记丁玲》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便借助巴金的渠道从沈从文处购买到该书的版权，（巴金：《怀念从文——代序》，《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第5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后来赵家璧于1935年6月前往北京旅行，经靳以的介绍与沈从文会面，三人在北海公园游玩时赵家璧提及要编《徐志摩全集》，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提携众所周知，而赵家璧也是以徐的学生自居，因此二人的关系后来一直不错（赵修慧：《赵家璧与沈从文》，《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4期）。“良友文学丛书”1936年还出版了沈从文的小说集《新与旧》。 [2] 赵家璧：《编辑忆旧》，第6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3] 沈从文：《湘行书简·泊缆子湾》，《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39-14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 沈从文：《湘行书简·横石和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81-182页。 [5] 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8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6] 《良友》广告页，第113期，1936年1月15日。据赵修慧在《赵家璧与沈从文》一文中所说，该广告语应为赵家璧所撰。 [7] 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5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8] 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5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9] 沈从文与周作人这两位京派的新旧盟主之间的关系，是个值得一提的话题，沈从文对周作人的为人和为文都极为推崇，为此他还曾批评写文责难周作人的巴金（巴金：《怀念从文——代序》，《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第7-8页）；而周作人不仅经常在《大公报·文艺》发文，沈从文结婚时他也赠送了婚联（周作人：《沈从文君结婚联》，《艺风》，第1卷第11期，1933年11月1日）；二人的交往除审美趣味有相通处外，也有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方面的一致。 [10]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第2卷第4号，1931年4月15日。 [11] 编者（沈从文）：《介绍<新文学大系>》，《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5月5日。 [12] 炯之（沈从文）：《读<新文学大系>》，《大公报·文艺》，1935年11月29日。 [13] 侍桁：《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文学生活》，第1卷第1期，1931年3月1日。 [14] 唯刚（林宰平）：《大学与学生》，《晨报副刊》，1925年5月3日。 [15] 安升：《天才多产的作家沈从文先生》，《北平晨报•红绿·人物志》，1935年3月15日。按，《沈从文全集》将作者注为“安开”，经笔者查对，应为“安升”。 [16] 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第3卷第3期，1934年9月。 [17] 沈从文：《致胡适》，《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21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8] 陈子展：《沈从文的“旧梦”》，《青年界》，第2卷第1号，1932年3月20日。 [19]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从文小说习作选》，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20]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从文小说习作选》，第2页。 [21] 沈从文：《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大众知识》，第1卷第3号，1936年11月。 [22] 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大公报·文艺》，1936年3月29日。 [23]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文艺》，1933年10月18日。 [24] 对于沈从文的文化守成倾向，可参考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而值得留意的是，沈从文回湘西时，《边城》是在他从湘西回返之后才最终完成的。 [25] 见沈从文致徐志摩的书信：“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所以写不出什么文章。预备两个月写一个短篇，预备一年中写六个，照顾你的山友、通伯先生、浩文诗人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不久就有一个在上海杂志上出现，比《神巫之爱》好多了。”（沈从文：《致徐志摩》，《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50页。） [26] 侍桁：《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 [27] 沈从文：《题<雨后及其它>》，《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3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8] 沈从文：《题<八骏图>自存本》，《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64页。 [29] [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全译本），第13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30] 沈从文：《湘行书简·横石和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84-185页。引文中“三三”是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称。 [31] 沈从文：《湘行书简·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88页。 [32] 张箭飞：《风景感知和视角——论沈从文的湘西风景》，《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3] [德]席勒著，曹葆华译：《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第474、47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34] 此时蒋介石正忙于江西剿匪，同时也向湘西施压，后将湘西划为“匪区”，派军队予以镇压。随着外来势力的侵入，湘西的政治、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沈从文的《长河》处理的正是这个变化的过程及后果。 [35] 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253页。 [36]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从文小说习作选》，第4页。沈从文对湘西世界态度的转向，还表现在作者与写作对象的主客关系之间，如述及屈原时，他就认为是沅水流域的自然风物成就了屈原，“若没有这种地方，屈原便再疯一点，据我想来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在沈从文看来，已臻“圣境”的沅水风光，不是被屈原“发现”，而是处于主体位置，成就了屈原。（沈从文：《湘行书简·桃源与沅州》，《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238页。） [37] 沈从文：《短篇小说》，《国文月刊》，第18期，1942年4月16日。 [38] 按，《从文自传》是沈从文1932年在青岛期间所写，记录的是他二十岁之前的成长经历，这本书出版后颇受好评，如在《宇宙风》所发起的“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调查中，周作人和老舍都将《从文自传》列入目下。（参加《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宇宙风》，第19期，1935年1月5日。）沈从文将其收入选集，首先考虑的无疑是其所具有的经典化的潜力。 [39]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从文小说习作选》，第4页。 [40]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第87页。 [41] 萧乾：《没齿难忘——悼沈从文老师》，《萧乾文集》，第5卷第3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42] 沈从文：《关于看不懂》，《独立评论》，第241期，1937年7月4日。 [43] 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87页。 [44] 沈从文：《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经世日报·文艺周刊》，1946年9月1日。 [45]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从文小说习作选》，第3页。 [46] 编者某甲（沈从文）：《致一个读书人的公开信》，《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1月6日。 [47] 沈从文：《新年试笔》，《文学》，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 [48] 汪曾祺：《水边的抒情诗人》，《晚翠文谈新编》，第17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49] 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2月3日。 [50] 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2月3日。 [51] 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2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