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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面对文学,让内心保持朴素

http://www.newdu.com 2018-08-31 新华日报 薛颖旦顾星欣 参加讨论

    
    余 萍 摄
    “文学苏军”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文艺周刊》专访江苏作家毕飞宇,听他阐释自己的文学观点、创作感悟以及对当前江苏文学发展现状的深度观察。
    文艺周刊:毕老师好,能谈谈你最近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吗?
    毕飞宇:最近在写小说,一个围绕着两三个人的故事。已经写了很长的时间了,但中间遇到了一些问题,总是断,最近似乎又续上了。
    文艺周刊:这些年来的小说创作中,什么样的问题最困扰你?
    毕飞宇:最大的问题就是合理性。写作的人都知道,伴随着一个作品诞生,它的动机往往会非常强烈,这是好事。但我们同时要承认,就这样的强度往往是双刃剑,它的内部通常会有许多的隐患。所谓的动机往往是一个大框架,可是,随着写作的深入,你会发现大框架几乎没法完成你的作品,你需要局部,你离不开局部。
    这一来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局部和你的那个大框架会有出入,它说不通。说不通你就要调整,不能死心眼。这不是逻辑的问题,它牵扯到一个作家的诚实。面对说不通的局面硬往下写,作品就不诚实,对任何一个作家而言,不诚实都是灾难。打个比方,创作冲动来的时候,有点类似于醉酒之后的承诺,写作则类似于第二天。第二天你会发现,你在很多时候根本就无法兑现你酒后的承诺。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懂得这些,现在懂了,你不能把创作的冲动理解成胡说。
    文艺周刊:所以,文学本身一定要符合逻辑吗?生活本身是否就包含有诸多非合理性的存在?你怎样理解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对应关系?
    毕飞宇: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不是《逻辑学》的那个逻辑,而是生活逻辑。作家不是科学家,形式逻辑上说不通没问题,但生活逻辑要说得通。
    这里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生活的合理性与作品的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作品的风格不是写实主义的,人可以变成蛇,可以变成液体。但如果沿袭了写实风格,你写了一个反腐的题材,你就不能让你的主人公在天上飞。李白说“白发三千丈”是没有问题的,杜甫说“白发三千丈”就不行,这就不讲理了。文学艺术讲理就讲理在这些地方,这里头就牵扯到风格与讲理的关系问题。
    文艺周刊:你现在是南京大学教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对于作家与教授这两重身份,你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
    毕飞宇:我的身份是作家,不存在第二个身份。所谓的教授,是南京大学让我在南京大学拿工资有了一个理由,否则我就领不到工资了。我不是教育与科研意义上的教授,我这个教授是美学性质的。我在南大给学生们开小说课,去年出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小说课》,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和丁帆、王尧是分不开的。可我还是要说,《小说课》是作家的作品,不是教授的作品,思维方式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
    文艺周刊:写小说的作家,能在大学里教出来吗?
    毕飞宇: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作家几乎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文学教育,完全靠生活积累,就开始写作了。现在开始,学院出身的作家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趋势。
    当我们说文学是“可教的”时候,它表明了一件事实:一个人接受教育一定比不接受教育更好,这是一个前提。当然了,也不是你随便拉5万个人来“教育”一下,最后就成了5万个作家,不是这个意思。音乐家需要教育,画家需要教育,导演需要教育,开出租车都需要教育,文学凭什么会例外?说不通的。
    我们都知道余华,他不是中文系的毕业生,他的存在仿佛给文学不需要教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证据。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跟余华的交流非常多,他有极好的阅读习惯,他有巨大的阅读量,他有犀利的感受能力,真不是一般中文系毕业生可以比拟的,你不能说余华没有接受良好的文学教育,接受教育的地点不同而已。
    文艺周刊:你觉得江苏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
    毕飞宇:江苏的文学始终处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这不是我空口白说,有一大堆的作品可以做佐证。仅就这两年而言,我们江苏作家就出版了多部优秀作品。当然了,外界对文学的看法与我们业内人士的看法也许会不一样。外界的判断通常依靠两点,卖得好,得大奖。专业人士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就说我自己,我的长篇小说《推拿》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但我自己从来不认为那是我最好的长篇。
    关于文学奖,实际上我们作家比媒体、比读者要淡定得多。有时候我们作家没有得奖,媒体在那喊冤,读者在喊冤,但是,很少有作家会喊冤,尤其是好作家。好作家首先是好读者,他能判断,他不会拿别人的判断去替代自己的判断。举一个例子,我们江苏有一个赵本夫,他没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也没有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可哪一个获奖作家敢说他比赵本夫更好?这不是疯了么?赵本夫的文学成就是有定论的,这个定论的价值远在授奖词之上。赵本夫长了一张很憨厚的脸,但他的文字一点都不憨,很别致,尤其是他的短篇,有些地方非常“贼”。
    文艺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江苏的作家群体,诞生于风光旖旎的鱼米之乡,写的东西相对轻巧,缺乏历史与人生的厚重感。而陈忠实等北方作家,他们经历的生活苦难比较多,因此他们的作品就显得厚重有力量。这一点您怎么看?
    毕飞宇:标准的外行话。要知道,不同的文学背后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文化风貌。在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文化风貌面前,我们不能犯文学上的常识错误。这个错误是这样的,以一种文学作为另一种文学的标准或范式,这是文学的大忌,也是艺术的大忌。你拿俄罗斯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标准,美国文学什么都不是,拿法国文学作为哥伦比亚文学的标准,哥伦比亚文学什么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俄罗斯文学何以成为俄罗斯文学?哥伦比亚文学何以成为哥伦比亚文学?这个才是要点。同样是面对苦难,一个叫花子唉声叹气,另一个叫花子却苦中作乐,可以么?可以的。我想说,唉声叹气是一种文学,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文学。
    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作家个体的个性气质。周梅森是一个对社会极感兴趣的作家,他非常渴望干预社会生活,气魄宏大。谢天谢地,他是我们江苏的,但是你别忘了,周梅森有一个邻居,他叫叶兆言,叶兆言的文人气非常重,是当代的士大夫,他最迷人的就是他的书卷气,他也是江苏的。周梅森的写作和叶兆言的写作相去甚远,可以说花开两朵,这才是江苏。
    文艺周刊:一个时代需要为未来留下经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江苏作家还有哪些可以作为的地方?
    毕飞宇:这个要慢慢说,首先还是要面对文学常识。经典是如何产生的?我常说,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经典是读者读出来的。作家只能写作品,无法写经典。经典的产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外部条件。
    以文学史为例,我来说三件事。第一,陶渊明。陶渊明在他的时代不是一个了不得的诗人,陶渊明被经典化,是因为北宋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读者,他就是苏轼。第二,《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如此经典,仰仗的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读者。第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当年就是伦敦的一个小人物,挣了几个钱,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他后来遇上了一个法国读者,伏尔泰,了不得了。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的。许多作家的经典化都是身后的事。现代人聪明啊,年纪轻轻,就想办法让自己经典化,这个就搞笑了,还是读书少,不了解历史,最起码不了解文学史。一个人如果自己可以让自己经典化,那还需要读者做什么?天天发微信就可以了。这有用么?当然没用。道理很简单,朋友讲情面,点个赞。可时间不讲情面,历史也不讲情面,有本事你活五百年。所谓经典,有一条是必须的,作家死了,作品还活着。这个很难的。时间就是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只要你是假的,你一定会现原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与其被孙悟空打回原形,不如一开始就选择原形。
    所以,我想说,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文学的时候内心一定要朴素:第一,坚持做自己;第二,不要抱着写经典的心态去写作,就是写作品。一个作家能做的,自己可以把控的,也就是挤牙膏。怎么讲?把自己的一生挤干净,人尽其才。把自己挤干净了,既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历史。
    文艺周刊: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作家,对生活的反映特别表层,特别自我,您是怎么看待作家与生活的深层关系?
    毕飞宇:通过自己的一支笔去反映“当代生活”,这是许多作家的宏伟愿望。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拿破仑用剑做不到的事,他用笔做到了。作家用自己的笔,织了一张网,把这个世界打捞起来。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说,那个梦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世界的分工在加剧,世界被切得越来越碎,撒得遍地都是,你再也捞不起来了。这么说吧,100年前,这个世界上每天产生多少信息?现在是多少?具体的数据我不知道,但上帝知道,那一定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大数据。
    你问我怎样看待作家与生活的深层关系,让你失望了,我并不知道。我无法给你清晰的答案,我能够给你的只有我的困境。在古典主义时期,作家都有一个老板,那就是上帝,作家其实就是上帝的代言。某种程度上来说,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家都是牧师,是布道者。对他们来说,真理是确定的,就是广告词,他们的写作就是通过写作把关于真理的广告词给推广出去。到了现代主义,所有的代言人都改行了,我干吗替人家打工呢?自己做老板吧,现代主义把人类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文学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我自己也写了几十年了,老实说,我的困惑多于确定。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或者说,一个作家的命运。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还在寻找。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经常对儿子说,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很笃定。现在,我说得最多的话是这样的,儿子,我该怎么办呢?
    文艺周刊:你是否会关注当下的网络作家群体?对于他们,能否谈一谈你的关注点与个人看法?
    毕飞宇:江苏的网络作家我只认识两个人,跳舞,天下归元。据说,他们的收入非常高。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网络作家的收入那么高,你嫉妒么?我说我不嫉妒。我写作也三十年了,在网络作家出现之前,从来没想过作家写作可以挣这么多的钱。通过写作挣钱,网络作家开启了一个新局面,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写作不等于挣钱,我同意,的确,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上一代,写作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但是,写作这棵大树开杈了,有一个枝桠可以挣钱了,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作家,利用自己的写作参与母体文化的延续,这是一种写作。用写作去挣钱,这也是一种写作。
    文艺周刊:有人会担心,这是否会对纯文学造成冲击?
    毕飞宇:这个你永远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所有人都冲到纯文学那里去,你也不用担心所有人都冲到网络文学那里去。纯文学和网络文学各得其所,上天自有安排,谁也不要替谁担忧。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当代作家、南京大学教授。著有《毕飞宇文集》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等。《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有20多个语种的翻译在世界各地发行,长篇小说《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玉米》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17年,法国文化部授予毕飞宇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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