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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人，“80后”，一直住胡同里。但我在写80年代、50年代、民国时代、甚至古代——总之是我没经过、没见过的北京。总有读者朋友们问我，你怎么写你没见过的北京？我的回答是，老北京是活的，它从未离我们远去。 胡同里的人见识不一定多，十分封闭，他就熟悉身边这几条胡同、几条街道的地方。您去胡同里问路，除非问附近几条胡同的，太远了还真不行。过去很多东城区、西城区的人，一辈子也没怎么去过南城，很多人并没有去过天桥看打把势卖艺，对那种底层生活是不熟悉的。又比如东城区分北片和南片，以东四为界，北片是雍和宫到东四，南片是东四到东单。很多人住北片，过了东四，灯市口一带的地方就不认识了。 但是，胡同里的人的经验很深，因为相对封闭，几乎街坊邻居都认识，走过一个人，看背影就知道是谁，他们的故事能往深了挖，往古代挖，往心里挖，往祖坟上挖，几乎能挖出每一家的故事。 说个事儿，有家街坊，是蒙古阿鲁特氏，即同治的皇后他们家族——野史说慈禧怎样虐待她，她说我怎么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就是那户人家后裔的故事。他们家有亲戚，是庚子国难年间的状元，叫崇绮。八国联军进北京，他跟着西太后跑了，当时有70多岁了。他家在丰盛胡同，家里有两个儿子，都认为国破家亡了，要自杀殉国，一门忠烈。于是，他们把家里的花窖改成了两个坑，里面垫上被子，一个归男人，一个归女人，叫全家人分男女都躺进去，还垫上被子，下令叫仆人填土，把全家都活埋了。这种事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只觉得它惨烈。 而每当我再走到丰盛胡同，看现在的遗址已变成了高楼，就又想起他的旁系子孙后代告诉我这类的事，还是想把它写下来。但我如何去创造它、还原它？ 或者，是丰富、想象我“采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而来的一点故事。这个采风的时间地点，是我童年时的北京。再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小时候，胡同里斜对门一家有个哥哥叫小三子，脑子好像有点毛病，没上成学，成天家里待着看电视。他爸爸是地道的“骆驼祥子”，解放前拉洋车，解放后蹬三轮儿，姓平，当时就80多岁了。平老头太穷了，娶不起媳妇，由街道介绍分配了一个，那老太太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双手跟鸡爪子似的。乍着手、眯缝着眼睛、奢咧着嘴唇、拄着根棍儿，一步一蹭地去胡同里上茅房——这就是小三子的父母，他还有俩姐姐，好容易嫁出去，都管不了娘家。九几年，他在饭馆里给人家洗猪肠子，每月100块钱。后来父母去世，胡同拆迁，小三子就一人儿，给他找了个小破楼房的一居室，吃低保凑合活着，想来现在也有50多岁了。我会尝试着写解放前的平老头，也会写未来的小三子。因为我想他们，惦记着他们。 在小说集《冰下的人》中，我收入了一个短篇叫《积极分子》，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人，为了做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把房子捐了的事。当时有很多这样的真事，北京的故事足够写成宅门戏或年代戏，或是多卷本的大河小说、史诗小说。北京城墙的每一块城砖中都包含着一个故事，城墙早已拆成了遗址公园，但就仅仅是那点遗址，也是我讲故事的根基。作家要有讲城砖中的故事的能力，哪怕是在文明的废墟上讲故事。因为哪怕文明成为了废墟，它巨大的精神永远盘旋于这片废墟之上。 最近我四处跑来跑去，做一些北京文化的讲座，也为北京写了不少五千字到一万字的稿子，我不想叫散文随笔，也不想叫非虚构，就叫社科类的书稿吧。它们太杂七杂八了，实难归类。我想也许写小说并不是我惟一的目的，我想在精神上仍然保持着旧京这座城，研读它的历史、传播它的文化、升格它的精神，这是我能为故乡所做的一点事。我知道，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胡同里的街坊邻居、大爷大妈们。 是他们告诉我这个世界最初的样子，我想念他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