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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青春文学与“青春性”

http://www.newdu.com 2018-08-09 《长江文艺杂志社》 杨庆祥 参加讨论

    主持语:
    这一组文章专题研讨青春写作,作者根据在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组委会今年初举办的“培文三人谈”第一期的发言大幅度整理而成。杨庆祥认为,“青春文学”并非是一种年龄的标志,而是洋溢着某种道德的热情和对整个人类关爱的伟大品质,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有一种“青春性”。李宏伟指出:青春文学是唯一由读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动,主流文学界加以事后追认的文学命名。文珍期盼有一天“青春文学”这个被用旧了的词被重新擦亮,变成“青春性的文学”。青年学者、青年作家谈青春文学,文笔活泼、犀利,有一种可贵的反思意识。
    ——刘川鄂
    青春文学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其实在中国甚至在世界文化的谱系里面,对青年的崇拜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才有了“青春”和“青春文化”的诞生。在中国的文学观念中,更常见的是崇老。当然中国文化很有弹性,它在崇老的同时对青年也很赞赏。比如“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但整体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形态下的崇老文化。倒是当下的文化存在一种偏执,就是我们会彼此妖魔化对方。比如说年纪大的人说年轻人做事完全不靠谱,不可信任。然后年纪小的人觉得年纪大的人老朽。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交流渠道没有建立起来。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青春文学其实有两次比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时期,另外一次实际上就是2000年以来。但是这两次的“青春文学”区别甚大。“五四”那一代人的青春文学,附着于一个巨大变动的社会背景,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凤凰涅槃、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革命加恋爱等等,涉及到家庭、婚姻、民族、国权、个人建设很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一股青春文学就变得特别厚重。
    举个例子吧,巴金的《家》,这是当时很典型的青春文学,也是当时的畅销书。五四那一代作家往往同时身兼数职,既是出版人,又是编辑,又是专栏作家或畅销书作家,同时还是一个革命者,或者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我觉得那一代人生命存在的状态本身比较多元丰富。所以导致他的作品,哪怕他是在一个简单的维度——比如《家》写的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故事——依然携带着很多的意义,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内涵。但是2000年以来的青春文学,虽然是我的同龄人写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瞧不起这些写作的。我在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受过他们任何影响。
    如果抱着研究者的心态去观察2000以来的青春文学思潮,会发现它是一个“虎头蛇尾”的文化现象。它开始的出发点是特别好的,比如新概念作文。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更新的自我表达和书写的方式,建构一个更有别于我们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念,甚至是生活方式,这一点我在《80后,怎么办》里已经有过详细的论述。但是我觉得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说得刻薄点就是“烂泥巴扶不上墙”,我们背叛了这一初衷。因为2000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变化太大了,尤其是资本的运作,当资本一介入,严肃地写作和严肃地表达,就变得困难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无奈的事情,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缺乏顽强的抵抗力。环境的变化是外因,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有其诱惑。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被媒体和杂志推到时代前台的那些人,最后都放弃了坚持,一部分人甚至变成了投机者。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留在文学行业里,因为文学所能带来的利润极少,所以他们会去拍电影、开饭店、做APP、做民宿,就是哪个能赚钱就做哪个,把自己拿出来做商业广告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太相信某一个时代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结点上突然有一大帮人,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或者成为很优秀的作家,我觉得不会。人类历史上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未来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最近媒体又在热炒“90后写作”,这和当年助推“80后”写作一样,都是拔苗助长的行为。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锤炼,没有长时间的观察,没有漫长地对生活的感受和经验,怎么可能一下就出来一个天才?历史上有特例,但是非常非常少。比如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一直是一个公案,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因为大家不相信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所以这个是非常少的特例。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汪晖写的文章,其中讲到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上有一个没影点,为了找到那个没影点的准确位置,达芬奇画了大量的草图,达芬奇我们都知道是文艺复兴的天才,即使这样的天才,也是经过无穷无尽的刻苦练习和反复失败之后才获得那最有创造力的瞬间。
    我觉得这些年中国愈演愈烈的所谓网红、大资本、打造大IP,几乎都是反文化的行为。这些打造的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不等于文化,文化工业的重点是工业,就是可以为了赚钱copy,可以无限复制,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利润,跟文化的养成没有太多的关系。最后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工业越是好,文化越是差。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或者说也是我的偏见。
    当然,也确实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机会太多了,未必是好事情。乱花渐欲迷人眼,机会太多了,这里去尝一下,那里去试一下,发表、出版、变现都那么容易,就没有人愿意去老老实实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了。
    目前所有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心智不成熟。电影、话剧、文学算是比较好一点的。让一群心智不成熟的人通过媒体和资本的炒作,把他们推到前台,让他们来引领一个民族的思考,或者是引领更多的年轻人朝他们的方向努力,这个岂不是很糟糕。鲁迅写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35岁,他那个时候心智已经很成熟。所以他的作品,我们读了以后,确实带给我们思考,提供路径。现在则让一群心智不成熟的人,或者是一群生意人——甚至还不是做大生意的人,而是做小生意的人——来引领我们思考,用“批发”的方式来制造所谓的文化和文学产品,这不是文化的逻辑,这完全是商业的逻辑。我以前写过一句诗叫做“一个商业和网红联盟的国度是没有希望的”,重工业烧烤,轻工业喊麦,那就没有什么希望。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其实文化承担着很重要的使命和作用。所以我要批评那些打着文化的旗号做反文化的事情的行为,当然,在目前的语境下,这种批评不影响资本和商业继续去运作他们的“文化工业”逻辑,但通过这种批评,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有价值的东西。
    我一直很欣赏当年明月,他是个畅销书作家,但是他很有自知之明,他曾经在公开的场合说:“《明朝那些事儿》卖得确实好,但是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历史著作。钱穆先生的著作,每年只能卖掉几百册,但是过了一百年,他每年还能卖几百册。但是再过一百年,我的《明朝那些事儿》就不会有人来买了。”这是清醒又警醒之语,但这样的人并不多。我们很多的戏子或者商人,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就是文化领袖,这是最糟糕的状况。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活动见到了黄灿然。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翻译家,我读了很多他翻译的作品,但没想到他那么穷,非常穷。在香港住不下去了,就跑到深圳一个乡下住。他没有被资本同化,他一直就认认真真地搞翻译,那天他在现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叫“死后见”。他说现在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作品是最好的,也许写得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判断。我赞同他的说法,我自己写诗,我永远觉得我下一首诗会超越我前面的那一首,我也不清楚我接下来还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歌。如果我们仅仅是浮在时代的表面看时代,我们其实是看不清楚的,文学、文化还是需要有恒久的耐心。技术再怎么变化,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所以这就是“死后见”。所以不要以时代的名义来轻易地原谅自己,是你自己不行,就不要说时代的坏话了,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关键看你怎么选择。
    回到青春性这个话题上来,我最近把莫言新发表的一些作品看了一下。我以前一直批评他,觉得写得不是很好。但现在反而觉得他有很多可取之处。为什么?就是他的“青春性”问题。莫言依然保持着他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那种固执,他还是固执地写,固执地用他的语言表达,固执地写他们家乡的那点儿事。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青春性”。青春性就是一条路走到黑,就是瞄准一个方向不管不顾。为什么现在我们真正有质量的“青春写作”反而少了呢?就是大家都变得善变,因为机会太多了嘛,这条路走不了,走那条路,最后发现其实你什么路都走不了。
    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有一种“青春性”,也就是说,“青春文学”并非是一种年龄的标志,而是一种品质,即洋溢着某种道德的热情和对整个人类的关爱。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红楼梦》,《红楼梦》写人情世故,但是《红楼梦》读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是一个很青春的小说,贾宝玉、林黛玉,几乎都是以一种偏执的方式来完成对暮气沉沉的文化的反对和叛逆,这,其实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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