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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诗歌大部分与各类仪式有关。这些诗歌本来在周民族中口耳相传，其原生态形式与古代民歌一样，有相应的语言模式、语义模式、句法模式、韵律模式等口头诗学体系。由于周民族农耕文化的早熟，《诗经》在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缅怀仪式、嫁娶仪式中逐渐定型，最后由地位显赫高贵之人写定，成了仪式中无法变易的诵辞。 而流传至今的活态化的瑶族情歌，则自由得多：这些诗歌来自于民间活态化的不断创作之中，很难通过口传形式与婚恋仪式逐渐定型；情歌的演唱自由酣畅，内容可以任意发挥，显得活泼生动、野趣自然。由于不存在由民间仪式向官方仪式演变，瑶族情歌所包含的的民歌特征一直保留承传。 《诗经》情诗与瑶族情歌，本质相通 《诗经》情诗与瑶族情歌有很多相同点： 其一，二者多短章单篇。 如《国风·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井水凉》（瑶族，江永）：“井水凉，井水凉，井水当得蜜蜂糖，妹妹当得胡酿酒，几时请哥尝一尝。” 两首诗都很短，但容量却很大。前者让我们想起顾城的诗歌《远和近》，融思虑于无限，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井水凉》则调皮自然，赞叹不已。 其二，系统性，涵盖婚恋的全过程。 表现爱情、婚姻题材的诗是民歌中最精彩的部分，《诗经》主要出现在《国风》中。这些作品有的写恋人幽会的喜悦，男女不期而遇的欢乐；有的写相思的痛苦，失恋的愁怨；也有的表现对爱情的坚贞，对家长的反抗……后世情爱婚恋的所有主题，在《诗经》中都有所体现。 瑶族情歌中的系列情歌，同样反映了爱情婚姻的各个侧面，初识、诘问、赞慕、初恋、相思、热恋、相爱、结婚、送别、失恋等等均有反映。 其三，艺术手法上多用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歌最基本的艺术创作手法，二者亦莫能外。《诗经》赋比兴前人议论已多，不必再议。而瑶族情歌赋比兴的生动活泼、灵动大胆、出于意表等，则有必要略作阐述。瑶族情歌赋的特点是流水式吟唱，有接龙的味道。如《说情、求爱》谈到女子不能嫁的几种情况，先说不能嫁的对象，再说缘由，然后再说到另一类对象，呈现为反复的A（对象）+B（缘由）模式。如“做女莫嫁富豪家，嫁给富豪受折磨。穷女嫁给富豪子，多半要做小老婆。”“做女莫嫁败家郎，嫁到他家就遭殃。田土丢荒他不管，吃喝嫖赌样样来。” 也有A+B+C……一赋到底模式。如“七岁园中寻猪菜，养大猪儿换米粮。八岁跟人撬藠头，折朵榴花插妹头。九岁摘桑养蚕虫，交母扯丝织帕头。十岁……” 至于比兴，瑶族情歌与《诗经》情诗在出于意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风·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诗歌以梅子在树上的比例比女子年龄的变化，自然贴切。而瑶歌中的“海宽装得千江水，天宽装得万重山；雷打一声千里响，妹妹一出万人看！”，采用比中有兴、兴中有比的方式，在瑶歌中较为普遍。 其四，谐趣。 谐趣在《诗经》情诗和瑶族情歌中均较为普遍，可以带给读者开心、会心的情感反应和其乐融融的情趣，造就诗歌雅俗共赏的意境。 《国风·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展现了一位娴雅而又美丽的姑娘故意躲起来，与小伙子逗趣的场面，让人忍俊不禁。“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虽描写的是人物外在的动作，却极具特征性，很好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心，使没出场的“静女”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 “月亮出来亮堂堂，对直照进妹的房，妹的房里样样有，少个枕头少个郎。”“小小情妹在中央，摸下妹妹又何妨。哥哥摸下不打紧，水打浮萍无损伤。”两首瑶歌均是男子对情妹的调侃与撩拨，前者偏重心理话语，后者偏重动作情境，都显示出谐趣横生的特点。 其五，使用上的相通。 《诗经》情诗有不少使用于婚礼及其他宴享的礼乐场合。如《蒹葭》《关雎》等，《关雎》有人认为是婚礼的贺诗。瑶族情歌除了在歌圩上对唱，更多用于婚礼出嫁、哭嫁、坐歌堂等活动，全过程基本由情歌组成。 可见，瑶族情歌实际上也与礼乐结合了起来，与《诗经》本质上是相通的。《礼记·孔子闲居》记述孔子的话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道出了礼乐的实质与诗歌的用途。 雅化的经典与活态的传唱 《诗经》毕竟是雅化了的经典，瑶族情歌则是民间青年男女口头的活态传唱。他们不同的特征也很明显。 其一，《诗经》的情诗富于雅趣，瑶族情歌则充满了野趣。 文化学者韩高年的《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认为，先秦诗歌源于仪式：“先秦诗歌在形态上具有‘口传’的性质，在发展中形成圣俗对立与圣俗互渗的格局”“先秦诗歌经历了歌谣——仪式乐歌——仪式诵诗——诵诗的类型演变。”可见，《诗经》情诗在流传中，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雅化写定过程。 瑶族情歌则大胆热烈，充满野趣，是活生生的自然生活和生命情感的呐喊。一个女子表达对男子的爱情说：“生不丢来死不丢，要等蚂蚁生骨头，捏个泥牛路边站，泥牛吃草哥才丢。” 其二，《诗经》情歌委婉含蓄而收敛，瑶族情歌大胆热烈而开放。 《国风·郑风·将仲子》是一位热恋中的少女赠给情人的情诗，为内心独白式的情语构成。但由于女主人公的抒情，联系着自家院落里的墙树展开，并用了向对方呼告、劝慰的口吻，使诗境带有了絮絮对语的独特韵致。女子对男子的爱有一种潜藏的热烈，却用了婉转之词。 瑶族情歌又是怎样的呢？试看这两首短歌：“去年火烧八角树，今年走过不闻香；哥哥出门不带米，常拿妹话当干粮。”“别人丈夫是枝花，我的丈夫泥巴巴。泥巴巴来泥巴巴，我洗干净捧起他。”从短歌中可见，瑶族人，无论男女都没有《诗经》中女子的那种担心，他们放飞自己的情感，直接发出爱的声音，大胆而炽热，坦白而真挚。 其三，因删诗之故，《诗经》的情诗显得零散、跳跃，散布于十五国风中；瑶族情歌更系统，有成套情歌。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由此推想，本来先秦民歌中的情歌应该是很丰富、很系统的，但在《诗经》雅化的过程中，因删诗，重复的被去掉了，不符合孔子礼仪的也被去掉了。所以，《诗经》情诗显得零散，任一国风已找不出成套的情诗，需要综合十五国风才能看出整体风貌。 瑶族情歌则不然。由于瑶族口耳活态传承吟唱，且结合一定的民间仪式，所以，瑶族的情歌与其他歌谣一样，分散看是单篇短章，集中看则是完整的、成套的、且有一定体系的。如《歌堂歌》《哭嫁歌》《嫁女歌》《十二月情歌》《十二时辰想妹歌》等系列情歌包括了婚恋全过程，且自成体系。 比较研究带来的启示 通过将《诗经》情诗与瑶族情歌比较，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启发： 其一，人性与人情的共通性。无论往古，还是现代；无论汉民族，还是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或族群，在男女情感间，始终存在最朴实、最真切、最深挚的人情与人性。 其二，民间传统与文人民间传统、文人雅饬现象一直存在，文学的雅俗运动也一直存在。就瑶族民间传统而言，民间歌谣系统始终保持着口耳相传的活态化文本传承系统。这个活态化文本系统，其音乐、其民歌内容、其民歌形式呈现的是民间不断吟唱的活态文本状态。就文人雅饬和雅俗运动而言，《诗经》由于解诗者的介入，使得民间传统因文本写定而导致了民间口头传统消失。解诗者代代强化，导致《诗经》走上了一条纸质文本传承的道路，从而使之不断雅化、经典化，直到上世纪恢复其民歌的本来面目。但这已不是当初鲜活的民歌了，因为它叠加了太多的其他元素。 而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活态化文本传承系统，在现代社会到来之际，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失去了活态化文本传承系统的文化生态环境（山歌失去民间土壤，代之而起的是城市民谣；城市民谣失去土壤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网络段子，但这已经不是民间传承系统了，而是一种市场炒作、包装、营销、推广），一切民间的活态化文本传承系统均陷入衰竭枯萎的境地，我们亟须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对其进行原汁原味的生态保护。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金项目《湘粤桂瑶族史诗文献整理研究》（16YJA75101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