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滩上的足迹》 陈漱渝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自传无疑是作家的自述，然而，对于现代形态的自传写作而言，把握好自述的特质与线索，还只是作家努力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接受另一方面的考验与挑战，这就是妥善处理自述与“述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平衡与整合。一向不主张写自传的余光中明言：“过于私人的东西，我不希望公布于众，留一点悬念给以后的学者去考证吧……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自传。”而“自己的作品”，属于作家的公众言说，当然更多涉及“述他”的内容。与之相通的意思到了钱钟书笔下，则化作亦庄亦谐的调侃：很多自传像“别传”，很多“别传”像自传。因此，“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这段话不无皮里阳秋，但终究反常合道——好的自传应当兼具“别传”性质，即在自述的基础上融入有机合理的“述他”。因为只有这样，一部自传才能在“小我”中寓“大我”，在有限中见无限，由此成就“小天地”倒映“大历史”的境界。 如果以上认知并无不确，且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衡量和评价自传作品的一种尺度或一种视角，那么应当承认，不久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郑重推出的陈漱渝的自传《沙滩上的足迹》（以下简称《足迹》），堪称是有特色有追求的上乘之作。而构成这种特色与追求的，正是作家在行文过程中，围绕自传与“别传”、自述与“述他”所展开的精当构设与潜心调度，二者互为条件也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也相得益彰，最终使作品由单纯走向丰盈，形成了集中而不失开阔、健朗而不失厚重的品格。 《足迹》由单纯走向丰盈，首先是凭借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准确把握来实现的。陈漱渝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随即在北京参加工作。先是担任中学语文教师十四年，因为在鲁迅研究方面展露才华和潜力，于1976年调入国家文物局新组建的鲁迅研究室，从此以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为志业，迄今笔耕不辍。可以这样说，陈漱渝是同共和国一起成长、命运与共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使得《足迹》在“却顾所来径”时，很自然地融入了共和国的风云激荡与潮起潮落，从而呈现出自述中兼有“述他”，即“我”与时代同行的鲜明特征。 不是吗？透过作家不断拓展的科研视野和日趋活跃的学术表达，你可以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精神与文化空间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及思想解放所带来的文化“软实力”的持续增长。作为文化使者，作家把足迹留在了若干国家，那一个个用知识也用友谊写就的生动场景，分明折映出中国文化和学术正越来越吸引国际目光，越来越成为世界文化和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写到“我”和“我家”的命运轨迹时，固然无法绕过一个民族曾有的灾难性记忆，也无需回避这期间“我”因为家庭出身、海外关系以及“白专道路”等罪名所招致的困厄与冲击，但构成作品主流情致和强音叙事的，还是“我”以及家人在走出梦魇、进入新时期之后，所迎来的精神的空前愉悦和生活的不断改观，是人在全新历史条件下自由全面的发展与进步。这类讲述虽系小处着墨，但却像一个窗口或一种缩影，印证了国家崛起、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大势所趋。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足迹》是一位学者的生命回望，也是一个时代的潮音面影。 陈漱渝是著述等身的职业学者，是饮誉学苑文坛的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书海泛舟，笔墨耕耘，在学术之林里覃思笃悟，寻幽探微，是其最基本的生活形态与生命线索，这一切很自然地投射到《足迹》里，化作全书的重要内容。而在现代语境中，学术一向是“公器”。因此，梳理和介绍学术话题，也就带有“述他”性质，从而成为《足迹》由单纯走向丰盈的又一途径。譬如，书中“一个艰巨浩大的文化工程”一节，集中讲述作家参与《鲁迅全集》1981年版，尤其是2005年版修订工作的一些情况。其笔墨所至，既注重细致入微，具体阐发自己所经手的日记校注、书信增删、注释订正的内容、依据和理由，又不忘高屋建瓴，宏观介绍不同版次《鲁迅全集》的特点、变化、完善程度以及学界反馈，从而为撰写《鲁迅全集》出版史，提供了坚实的材料。 书中另一小节“‘予岂好辩哉？’”直面“我”所经历的“学术上的是非恩怨”。其中构成论争或矛盾的双方，虽然是见解不同的个体，但他们所争论的话题，如毛泽东是否见过鲁迅、周作人出任伪职的真相等等，却大都属于鲁迅乃至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联系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走向和社会思潮，因而自有其公众性。加之作家在回顾这一切时，采取了一种客观公允，甚至不乏自我反省的态度，这使得其笔下所写具备了学术现场纪实的特点，自然很值得作为史料留存。此外，“塞纳河的记忆”“六赴扶桑结文缘”“学术上的新拓展”“我的这五年”等章节，或实录中外学术交流，或盘点晚近研究成果，都承载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与科研内容，不同的读者读了会有不同的受益。记得胡适在为罗尔纲自传《师门五年记》撰写“序言”时，曾称赏作者“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认为“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我觉得，《足迹》中贴近生命的学术表达，正好是对这一优长的呼应和发扬。 同许多学界名家相比，陈漱渝还有一段比较特殊的经历，这就是在1998年至2008年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担任了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这种来自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委托，使得作家有机会也有责任走出书斋，更多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工作，当然也为承载作家人生投影的《足迹》，注入了更为丰富多彩，也更具普遍意义的内容。在“位卑未敢忘忧国”一章里，作家不仅虔诚认真地报告着自己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情况——以提案的方式，为宣传鲁迅精神，推动相关研究做实事；向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文物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依法替近百位退休职工找回了应享受的医疗保险等，而且还发挥自身的知识和理论优势，就如何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怎样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等重要话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面对这样的书写，我们很容易想起鲁迅关于“智识者”的言说：“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显然，研究鲁迅的陈漱渝，同时又是鲁迅主张的实践者。 《足迹》是自传，它的叙事结构和大多数同类作品一样，保持着与作家生命步履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不过，这种线性的叙事形态并没有给人单调或呆板的感觉，相反依然显得缤纷摇曳，婀娜多姿。而一切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作家在回溯生命旅程时，不曾满足于纪实达意，而是在此基础上，坚持不断激活那些难以忘怀的形象记忆与情感储存，注重将其中若干有意义或有意思的空间场景，以多种形式，巧妙地植入时间长廊，从而使作品“看点”不断，犹如一条目不暇接的“山阴道”。正是在这条“山阴道”上，许多读者领略了以往未必有缘领略的域外风光、社情百态、文苑纠葛和历史剪影，认识了一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史上名声远播的作家与学者，如萧三、唐弢、林辰、戈宝权、李霁野、李何林，还有为人民教育事业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王震夫人王季青校长等。于是，一卷《足迹》在自传与“他传”的交织与辉映中，又一次走向充实与丰盈。这当中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有心于自传写作者揣摩和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