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一阵子抽暇翻阅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插图增订本《古书版本常淡》，这本书的印刷装帧以及纸张，都较1965年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初版不知要好多少。1965年的本子我有，然回想往事，我或许是《常谈》的最早读者之一。那是在1963年，顾师廷龙、潘师景郑、瞿师凤起先生和我、吴织都在一间大办公室。 那次胡道静先生来，是为《古书版本常谈》的审稿事。《常谈》是浙江图书馆的毛春翔先生寄到中华上编寻求出版的，所以胡先生就来找顾、潘、瞿先生，请他们三位帮忙。三位先生都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的重要版本目录学家，三十年代即闻名于京沪。《常谈》书稿由他们来审，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一个月后，顾先生把审完的书稿交给了我。他说：你也看看，就以一个涉足版本目录领域的初学者的角度去读，是否看得懂？有什么意见告诉我。我花了两个晚上就把《常谈》读完了。那时的感觉是写得非常简明、通俗，前面也讲了不少道理，很多是他自己工作中实践的总结。那时能看到的这类书不多，我以为这部稿子比那些讲大道理的书好多了。 对于有志研究、收藏古籍版本者来说，都应懂一点版本的鉴定，而要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那最重要的是实践，即必须多看实物，多作比较，多查工具书，多作笔记，多请教行家。毛先生写作这本书的基础，那就是基于他在浙江图书馆整理、编目、鉴定古籍版本的实践。他这一生编了好几本浙江图书馆的善本书目，还校订编成《文澜阁四库全书目录》，参与编纂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展出文献目录，撰写《四库全书著录浙江先哲遗书目》等。他曾到绍兴、宁波、台州等地采访古籍善本，在民间访得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四种15册。我们仅就编成的书目来看，就可以知道毛先生于每书皆“考著者之时地、核卷册之数目、录庋藏之图记、订版刻之异同”，这真是对浙图作出的重大贡献。 毛先生若没有数十年在浙图古籍书城中的深钻研习，又焉能如此坦然地娓娓道来？《常谈》的好处，在于开门见山，条分缕析，都是实践中来的例证，可以举一反三，花个半天就可以读完，又不枯燥，这才是读者所需要的。 您或许还不知道，这本小书在1977年时还起过不小的作用呢。那是因为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曾指示：“要尽快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那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都行动起来，有的地方还举办了学习班，训练干部，而这本《常谈》就成了最好的教材之一。 我的一位朋友艾思仁先生，他是美籍瑞典人，是全美中文善本资料库的主持人，他对中国的古籍善本有着浓厚的兴趣，且对善本书鉴定力绝对不亚于目前国内某些所谓的“专家”。问起他怎么会涉足此一领域的，他说，早在1968年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念中文的时候，就读了《常谈》，从而引发了他的兴趣。以后他经过多年的实践，由浅入深，终于成为西方世界重要的中文古籍善本的专家。 国内现在真正懂得古籍版本鉴定的行家，已经没有几个了。我是赞同《常谈》插图增订本封底印的那一段话的，“把古人有关版本的记述和自己亲眼所见的古书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乃是本书的过人之处。倘非作者为治学有方、底蕴深厚的一代名家，又何以臻此。可惜，像这样有文献、有图例、有见解、有文采的著作现在已寥若晨星，难觅其俦了。” 《常谈》中也有些小讹，如“活字本”一节举范祖禹《帝学》为宋活字版，此实乃清刻本。“稿本”一节本应多多叙述，并附例证，可惜不足三百字，似有言有未尽之感。而且所云元刻本之鉴别“比较容易”，实是欠妥，文中也有矛盾之处。实际上，在宋元明清刻本中，最不易鉴定的就是元刻本。以上也算不了什么小疵，说说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