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京都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学派”当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80高龄的谷川道雄应邀前往华东师大历史系讲学。与此同时，他的学术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华东师大丽娃河畔学术中心咖啡厅，记者采访了谷川道雄先生。谷川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一系列卓越创获，特别是他所创立的“豪族共同体论”，与之相关的“非封建的中国中世论”，在日本学界得到广泛关注，曾引发一场持续甚久、至今影响犹存的中国历史分期大讨论，在欧美学界也具有广泛的影响。由于其学术影响，谷川历任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长、日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会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他的研究成果及理论，受到我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华书局2002年12月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而这本最近出版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则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当记者问及他的治学历程时，谷川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他被马克思主义强烈吸引的求学时代。那段废寝忘食的求学经历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研究思路。“如果说我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与关注，让谷川先生有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视野，从而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谷川史学。在当时主流的历史观点中，隋唐五代的历史，基本上除了奴役、镇压，就是压迫与反压迫。而谷川先生最关注的是人的处境，他认为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仅仅是压迫与奴役，其间必定还有他所能信赖，所能依靠和眷念的。经过艰辛的研究与思考，他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在五胡十六国金戈铁马、征尘滚滚中，有个世外桃源，那便是“共同体”。连结起当时的不同人群的不是暴力，而是道义，是精神。王朝的盛衰、帝国的兴亡，都取决于人际的结合。 谷川认为，历史内部有它的内在规律，就像水从高处往下流一样。但浩瀚杂乱的史料本身是沉默不语的，史料的作者总是要隐埋一些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去拷订史料。他的治学原则是，从不迷信当时日本主流的唐代历史研究观点，而是“一定要深入史料的内部”，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正是这一治学态度与长期艰苦努力，才使他提出了“共同体”这一全新概念，发现了“共同体”在中国中世的存在及其形态。 但谷川不愿过多评价他的学术成就。他指着这本刚刚出版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摇摇头说：“我不认为自己的学术地位有多高，因为我的志向是要研究隋唐帝国史，但现在这本书只是研究了隋唐帝国形成之史，只能算是隋唐帝国‘门口'的历史而已。”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当记者问起他为什么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时，谷川清瘦的面庞上，浮起欢悦的笑容。“中国历史是我的情人！”正是在研究唐代民众的斗争历史时，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热爱。唐末庞勋之乱中，父母鼓励子女，妻儿勉励丈夫舍生取义，让他看到了普通民众的精神伟力；苏绰的六条诏书又让他看到士大夫的崇高人格。不知多少次，他为历史人物的悲剧人生掉过眼泪。“我喜欢站在历史人物立场，去看历史是如何展开的。隋唐五代史的戏剧性转变的历史过程，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写成精彩的剧本！”谷川说，他是个脾气很硬的人，从求学时代起，他就明白自己的性格——“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研究。”在做学问时，他一定会投入很多的感情在里面，因为他觉得，他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与他的内心息息相通的，如果研究者自己不被历史所感动，一定写不出好的论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满怀感情地投入地研究态度，使得他的论文每每有厚重的份量与独到鲜明的个性。 采访接近尾声时，在旁的华师大历史系教授牟发松补充介绍说，其实，谷川对中国的深情远不止于学术领域。他的外祖父所指导的学生宫崎滔天，曾支持过孙中山革命，而他自己又将毕生心血放在中国史的研究上。他曾为日本右翼势力伪造教科书中关于侵华战争的内容而大声呼吁抗议，他曾无私地帮助过数十个在日本无依无靠的中国留学生......而这些他都没有提起。望着这位眼神清澈、面带谦和的微笑、安静地坐在夕阳下的老人，我不由肃然起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