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部专著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来源于我的导师张毅教授关于唐诗接受史的研究项目。作为一名刚刚步入学术界的后进学人，在面对这个富有挑战性的题目时，还是有不少担心的。唐诗接受史的研究，研究对象庞大而且复杂。就我选择的明代唐诗学而言，除了明人编选刊刻的唐诗选本、唐人别集和唐诗总集外，明人对于唐诗的评论、唐诗对于明人创作实践的影响等，本课题都必须要论及。尤其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关于唐诗学的专著，如陈伯海先生的《唐诗学史稿》、陈国球先生的《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朱易安先生的《唐诗学史论稿》等，都态度严谨、资料翔实，给了我很大压力。我的导师张毅教授多次提醒我，要想在本课题的范围内有所突破，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比别人下更多的功夫，才能有突破性的结论。因此在求学期间，我多次到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抄录明人刊刻的唐诗刊本。由于明人刊本大多为善本，按照国家图书馆惯例，不允许复印，只能通过抄写的方式获得，因此进度缓慢，有时候在北京一待就是月余。记得在南京时，正好赶上阴雨天，湿度太大，竟然一连四五天无法阅览，焦急的心情至今仍无法忘怀。但是当发现一个在前辈们著作中从未见到但是又对课题的研究结论有重要意义的本子时，那种雀跃的心情如饮甘醇。如我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发现了嘉靖二十四年何城再刻本的《唐诗正声》，其后存有彭曜于正统七年初刻《唐诗正声》时所作的跋，这在成化十七年黄镐再刻本中并未见到，其他的版本也没有见到，经过考证，我认为彭曜的跋是很可信的，这就把《唐诗正声》的编选时间提前了，对于高棅唐诗学思想的研究也可以有更明确的结论。再如在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发现的明嘉靖十七年康河重修弘治六年张璁刻本《唐诗品汇》，保存的张璁的序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唐诗品汇》最初的刊刻、流播甚至原板毁于大火，后来版本依据流传的《品汇》原本刊刻而成的情况。如此种种之发现不一而足，都带给我极大的快乐。 但是，明代唐诗刊本佚失良多，明人著作浩如烟海，以我的学力，这个题目掌握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虽然著作似已成形，还是有不少问题没有深入，也还有很多问号没有解决，学力的薄弱和学识的浅陋，需要时间的弥补和锤炼，某些需要更深入的问题，我会在以后相关的的研究工作中来完成。 在我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毅教授。这篇博士论文，包括在校期间已经发表的几篇论文，从选题定题、搜集资料、结构的安排、材料的取舍，最后逐字逐句修改到定稿，每一步都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先生极严谨，对我们的指导很严厉，但是为人又极诚恳，往往未施训诫，自己便显得为难。虽然我的粗疏、偷懒给他带来极大的辛苦，他却从来没有责备，总是为我打气，鼓励我一定要坚持。求学时光倏然而过，先生对我的影响却是历久弥深。我从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严谨求实、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他宽厚沉深的胸襟气度、乐观豁达的人生姿态和真诚质朴的赤子情怀。 南开大学求学三年，得前辈学者溉益良多，尤其是罗宗强先生、陈洪先生、李剑国先生、卢盛江先生、陶慕宁先生等，对我的论文从选题到开题都多有指导，有的未能如先生们所愿一一做到尽善，期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完善。另外刘崇德先生、谢思炜先生、左东岭先生、郭英德先生、韩经太先生等，都认真阅读了我的论文并作出了肯定，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提携后进之心情令人肃然起敬。 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乔以钢教授，她不仅为我开启了进入南开大学求学的大门，使我得遇良师，而且在学习上、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她干脆利落的工作作风，真诚坦率的处世态度，以及温良淳厚的性情品质，对我影响至深。 感谢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阅览室的吴芳荔女士和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龚主任，在我查阅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无条件的帮助，我非常感动。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田松青先生、冯海荣先生为我的稿件不辞辛苦、精益求精，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孙春青 2006年6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