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宣传系统的老领导，我是1991年春天才第一次与元化先生长谈的。那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我去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临行前，元化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交给我几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书稿，嘱咐我在香港出版。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思辨发微》，由此我也有幸成了元化先生著作的责任编辑。那一次他与我谈的更多的是对出版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做出版应该有一种执着虔诚诚实的热忱，以提高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水准为使命。这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与元化先生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每次从香港回沪有机会都会到他家里小坐，聆听他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和见解。1993年底我回到上海出版界工作后，与元化先生的接触多起来了，不断地从他那里接受各种重要的出版项目，听取其不断深化的对思想、文化、社会的最新思考。元化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仅仅是其对在市场化过程中文化衰败和人们素质下降的悲痛和忧虑，更多的是其在整个生命中充满着极为可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实践。 下面仅就《古文字诂林》、《李济文集》、《盛宣怀档案全编》三个大型文化出版工程的出版谈谈元化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高度的文化自觉。 1993年我从香港回到上海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又兼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天元化先生打电话给我，告之市委领导陈至立、金炳华、龚学平等同志要去华东师范大学视察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古文字诂林》进展情况，他希望我也去看一看。在华东师范大学那间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元化先生指着一万多只资料袋对我说：“文字学研究是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工作，传统国学没有这种工作打基础，等于是空中楼阁。”他还希望出版界提前介入这项大工程。之后，我们按照元化先生的意见，投入人力、资金编辑这套皇皇12卷、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在他的指挥下，经过百余名专家14年的心血，出版人8年的努力，上海构建起一座中国语言文字学长城，前承祖先，后传子孙，在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留下厚重的一页。《古文字诂林》后来还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令人感动是，这部巨著出版后，人们在其中并没有找到元化先生组织者、指挥者的名字。知道内情的人士感到纳闷，有人就此问他，他说：“我就是要破这个例，现在学风不好，学术界需要打假。我又不是古文字专家，挂这个名作什么。功劳都在编纂组，他们不容易。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做些敲边鼓的事”。 李济先生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学者李学勤先生曾经说过：“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2000年的一天，元化先生约我去庆余别墅一谈。他告诉我，由学者张光直先生与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共同编选八年的五卷本《李济文集》遭遇了出版难。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李济先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人类学、考古学、上古史研究的学术论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字没有在内地系统地结集出版。元化先生问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能否出版这部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学术著作。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重要选题，后来还将之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经过多年的努力，2006年，在李济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近500万字5卷本的《李济文集》出版了。这一年的7月13日，安阳获得全票通过，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从李济到王元化，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范。李济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看作是他、也是元化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迹：“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这是李济先生写给张光直先生信里的话，我想这也是说给我们今天从事文化出版的人听的。 “盛宣怀档案”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批珍贵的近代史文献资料。这批档案总约17.5万件，总字数约在1亿字左右，上起清咸丰六年（1856年），下迄1936年，历史跨度达80年。十年前，元化先生就和胡绳、顾廷龙先生等人，不约而同发出整理、开发盛档的呼吁。元化先生说：“盛宣怀档案的存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涉及面之广，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对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可以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他吁请社会更多有识之士来关心、支持这件彰显中国文脉、有益后代的大事。在市委、市委宣传部的关心和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盛宣怀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和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元化先生不顾年老体迈亲自出任这两个机构的主任，主持开发整理这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这项出版任务也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承担，目前我们已抽调了重要的编辑力量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争取在2010年如期出版这一巨著，已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