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鼎记》第三十四回写道：“只听得书房外脚步响声，一名小太监道：‘启禀皇上：南怀仁、汤若望侍候皇上。’……两个外国人叩拜后，从怀中各取出一本书卷，放在康熙桌上。那个年纪较轻、名叫南怀仁的外国人道：‘皇上，今儿咱们再说大炮发射的道理。’……南怀仁站在康熙之侧，手指卷册，解释了起来。康熙听到不懂的所在，便即发问。南怀仁讲了半个时辰，另一个老年白胡子外国人汤若望接着讲天文历法，也讲了半个时辰，两人磕头退出。”虽说是小说家言，但上面这一幕“康熙习西学”倒也不是无端杜撰。明末清初，欧洲来华的耶稣会会士为了传教，选择了向中国最高统治者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与在行动上的便利。这种策略为他们多争取了多少信徒很难说，却确实培养了几个非常热衷于西学的皇帝。对中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读者都会知道康熙对西学的强烈兴趣，因此他奉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耶稣会会士为座上宾，时时请益。白晋在《中国现任皇帝传》里说，康熙从十六七岁开始，用两年的时间向南怀仁学习了“主要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新奇最简要的内容”：“大炮发射的道理”是课程之一，也史有明文。 客观地说，康熙是个好学生。白晋说，康熙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专注和细心”，“从不感到厌烦”，如果一时没弄明白，“总是不辞辛苦地时而向这个传教士，时而向那个传教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垂问解法”。《康熙几暇格物编》就是他交出的一份“学业报告”了。 所谓“几暇格物编”，就是康熙在“万机之暇”“格物致知”之所得，收入短文九十三篇，其中大多数与科学技术有关，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学习西学达到的大致水平。比如“地球”条云：“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又“地绝处”条云：“黑龙江以北地方，日落后亦不甚暗，个半时日即出，盖地之圆可知也。”不要小看这个“地球是圆的”的认识，就在康熙即位的那一年，后来发起“不得已”案、攻击汤若望、导致后者入狱随后病逝（这里必须指出，康熙亲政之前汤若望就已经去世，是金庸搞错了）的杨光先写了一篇声称指出西洋历法错谬、题目叫《孽镜》的文章，里面说持“地球说”的传教士，“斯论也如无心孔之人，只知一时高兴，随意诹谎，不顾失枝脱节。”杨光先还打比方说，“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杨光先的见识与康熙相去何止霄壤？ 康熙还利用天文知识发现了史书的谬误。《辽史》有一条在辽代都城观察到老人星（南半球最明亮的恒星）的记载，就让他不以为然。他说，“夫星辰虽随天运行，而其隐见，却有方隅”，老人星在扬州一带二三月时经常能看到，但是在北方则是看不到的，辽都地处最东北，怎么可能看得到呢？ 关于老人星，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康熙南巡到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傍晚，他登上观象台，把大臣们召集来，和他们讨论起天文知识。当时在场的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里记着他与康熙之间的对话：“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什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在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比起李光地这样的理学大师来，康熙在天文学这种“格致之学”上肯定是具有知识优势的，这一次，他在臣子面前好好地秀了一把。 除了天文学，康熙还记录了对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学习心得，如今看来也仍然颇有趣味。 然而，如果读者认为我是在缅怀盛世、是在追忆圣主，那是会错了意。我也知道康熙不是正规的科学家，也仍然脱离不了诸如“谷穗变蚊”、“海鱼化狍”之类的窠臼。不过连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生物学家都免不了周作人所说中国人观察自然的“儒教化”与“道教化”的弊病，强求一个业余的皇帝学者没有太大的意义。 此外，吴伯娅在《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中认为，康熙研习西学最主要目的是夸示学问，“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这种观点我也同意有几分道理。康熙说过“始知天下有用之物，随地皆有，初不以中外异也”，这句话可以当作他的文化政策的写照，一方面胸襟非常广阔，另一方面也仅止于“为我所用”而已，不可不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