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来自情与法的博弈
    当法理与情理、理智与情感互相矛盾产生冲突的时候，你会如何选择？是法理战胜情理？亦或情理打败法理？还是双赢从中找到一种接近平衡的状态？近期，随着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将此类问题逐步展现出来，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应该是当今人们需要共同面对的困惑。一方面，我们是感性的，以自己的主观内心情感分辨是非对错，主观希望善良的人能够免受法律制裁；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理性的，我们知道涉案人员的行为已触犯到法律。如果不追究其责任，将会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得的原则，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性。
    法律与情感两者总是如同麻花一般在我们心里相互纠缠。是要遵从内心，法理不外乎人情？还是尊重法律，法律权威不容置疑？答案众说纷纭，下面我们选取了现实生活中两个情感与法理发生冲突的案例，一起看看在面对矛盾时，执法者是如何抉择的。
     
    电影背后鲜为人知的“陆勇案”
     
    《我不是药神》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而成。故事的现实原型陆勇是位慢粒白血病患者，上万元的天价药，使他捉襟见肘，无力负担。于是开始购买国外仿制药作为替代药物，意外发现其效果甚好，推荐给其他病友，并通过网络等方式为上千名病友代购了这种药物，因此被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 2014年，他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我们先来看看被起诉的主要罪名：生产、销售假药罪。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对生产、销售假药罪是这样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什么是假药做出了规定：第48条第2款第（二）项的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由于陆勇从印度所购买或协助购买的仿制药事先并未获得进口批准，至少从法条的字面意思来判断，该仿制药有被认定为假药的可能；同时，由于其他病患的购药都是以陆勇为中介，是由陆勇直接与印度公司接洽而完成，这使其行为看起来具有帮助销售的性质，从而直接触犯《刑法》第141条的规定。从法理上来说，陆勇涉嫌构成销售假药罪是成立的。
    然而，如果对陆勇加以定罪，从情理上是让人们难以接受的。毕竟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患者来说，面对高昂的天价药，要么选择拖垮整个家庭，要么选择直面死亡。无论选择哪个，都是为人所不能也不愿接受的。陆勇的出现无疑带给这些病患家庭另一种选择。他在服用仿制药后，发现效果甚好后，推荐给其他患者。他的本意是帮助与他有相同遭遇的病友，从而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虽然从法律上来讲，他“销售”的药品，被定义为假药，但是在大众心里，这并不是假药，它是实实在在治病的真药。在陆勇帮助下，诸多得到药的病人得到有效缓解。而且整个过程中，陆勇也没有从中牟利或索要回报的行为，他不仅帮助了病人，同时也解救了他们背后的整个家庭。
    如果承认刑事制裁具有社会伦理谴责的色彩，则对陆勇定罪处罚势必影响国民对刑法的规范认同。基于法理与情理上的尖锐冲突，陆勇案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套的僵局。
    在陆勇被关押期间，近千余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司法机关在经过情、理、法的全方位考虑后，决定给予陆勇不予起诉决定。检察官在不起诉裁定中解释中说道“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检方认为，陆勇购买和帮助他人购买未经批准进口的抗癌药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但陆勇的行为不是销售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陆勇案作为刑事案件无疑已经划上了句号，但它所引发的司法问题并未就此终结。鉴于陆勇在整个代购的过程中分文未取，该案以相当极端的方式凸显了法律与伦理之间的冲突，由此迫使人们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当法律与情理之间存有冲突的时候，司法者该何去何从？
     
    山东聊城辱母案
     
    去年，一件辱母案震惊全国，该案件起因为一名山东男子于某与母亲被高利贷非法拘禁时，母亲被讨债者当众猥亵，愤怒之下挥刀砍死了其中一名讨债者。2017年2月，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该男子无期徒刑，二审变更为判于某有期徒刑5年。
    这起案件一经媒体曝光后，立刻引起了一边倒的舆论声讨。出于伦理因素考虑，绝大多数网友都非常同情于欢，认为他不应该被判有罪。母亲被索债者当众凌辱，儿子为保护母亲情急之下刺死一人，这是一个作为人子的本能反应。百行孝为先，作为一个血气方刚未经世事的青年，亲眼看到母亲的遭遇，已然红了眼。换做是谁也不敢保证会比余某有理智。因此，对于某不应该定罪，起码从伦理角度出发不应该有罪。
    然而，从法理角度来讲，于某无疑是触犯了法律的。《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对故意伤人作出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这是一场法与情的较量。按照刑法规定与以往的司法惯例，在不具备法定与酌定从轻情节的情况下，对于造成1死2重伤的故意伤害案来说，判处死刑是常例。但是如果给予于某无期徒刑以上的刑法，显然是判刑过重。于某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法官在经过情、理、法综合考量后，认定于某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我们是感性的人，也是理性的人。感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情于某的遭遇，因为这种同情源自于我们自身对安全感的渴望。我们又都是理性的人，毕竟中国是法治社会，司法的公正判决，包含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舆论向法律传递出良知的意愿，法律也应该回馈给舆论条理分明，论证周严的法律推理。
    法律与伦理不应该成为对立的双方，不应该成为彼此撕扯的对象，因为二者有着相同的目标：让有罪者受到惩罚，让无辜者不致蒙冤，让强梁不敢横行，让弱者获得尊严。
    （以上内容摘编自搜狐网、新浪网）
    人民出版社读书会 隋倩 供稿
    责编：崔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