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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以浓烈的笔墨记录下唐代社会由辉煌走向衰落的沧桑巨变，书写了身处其中的百姓的转徙与歌哭。同时，他们的作品中也承载着对如何建构道德高标以拯救世道人心的艰辛求索。李杜的道德理想，可以作不同层面或类型的细分，若进一步凝练，则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概念堪为统摄。 涵育优良品格 建构积极生态 “君子”一词起源甚早，经过孔子在《论语》中深入的诠解，方始被正式确立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后的《孟子》《周易》《荀子》，以及《老子》《庄子》《墨子》等百家经典，均对“君子”人格的内涵与意义作持续开掘增殖。李白与杜甫所生活的时代，王朝行政体系架构日臻完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不断发育，全社会对于优良道德伦理规范建立的渴望日渐迫切，两位诗人即用“君子”一词，表达他们对涵育优良道德品格、建构积极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深切期待。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最初出现在西周典籍中，是指贵族执政者。虽然后来“君子”的社会身份属性逐步让位于道德伦理属性，但由于上自君王、下至百官的各级行政治理者，其教化引领作用在传统社会中无可替代，因而历代对于君子意蕴的阐发，往往首先针对社会上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焉得偶君子，共垂双飞鸾”“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等句，所提“君子”皆应作“君王”解。诗人以传统的香草美人之喻，希望人君能够及早发现、擢用优秀人才，表达人才流落不偶的苦闷。因此，以“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人君，往往能产生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引领作用。天宝后期，唐玄宗大开边衅，引发当时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批判，李白诗云“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典出《老子》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说明穷兵黩武有违君子之道。杜甫对于他所经历的玄、肃、代三朝皇帝多有批评，有时言辞剀切异常，而其据以品评是非、较量高下的重要参照，除了尧舜等远古贤王，另一个道德高标，就是“君子”人格。杜甫在《北征》中言唐肃宗“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表面看或为谀颂之辞，但若衡之以《汉书·刘向传》中“君子独处守正，不挠众枉，勉强以从王事……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之文，特别是颜师古“密勿，犹黾勉从事也”的诠解，即可知诗人此处所切望于肃宗的，还是要其不忘践行君子品格。 李杜一生交游甚广。李白不仅曾以天才文人身份切近感受朝堂冷暖，而且与广大区域的地方官员皆有往来；“安史之乱”以后，杜甫一度参与朝政，后期流离陇蜀、漂荡江湘，有机缘与沿途各级官吏接触。李杜对于官员，既有需要依附、寻求支持的一面，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对国家治理和社会风化起到积极作用。李白的诗句“君子枉清盼，不知东走迷……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赠范金乡二首》其一），就是表彰曾善待自己的金乡令范某有君子之风。杜甫云“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盐井》），则是告诫地方官员体恤民瘼，不横征暴敛，这里的“君子”，显然寄寓诗人对好官良吏的祈盼。 李白与杜甫常将那些历史或现实中的优秀政治人物称扬为“君子”。《化城寺大钟铭》中，李白以“大雅君子”表彰以李有则为首的当涂县群官，指他们皆为“衣冠之龟龙，人物之标准”。李白笔下的任城县令贺某“温恭克修，俨硕有立”（《任城县厅壁记》），在较短时间内“拨烦弥闲，剖剧无滞”，实现了对任城县域的有效治理，这里对贺某虽未迳以“君子”相称，但取《论语·子张》篇中子夏所云之“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与前述评语相比较，可见贺某完全符合君子品行风范。 李杜对于官员以“君子”相称，有时不独着眼于政治才干，也关注其文采风流。如李白《暮春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即因自己与张氏有过“谈玄赋诗，连兴数月”的经历，而称后者为“大雅君子”。李白仰慕东晋谢安，屡屡于诗中赞誉其出山济世的非凡功业，但李白给其“大人君子，神冥契合”的高度评价，却因缘于谢灵运与支遁之间建立的僧俗至交。同样，杜甫在《八哀诗》中言张九龄“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也基于对这位前代名相“诗罢地有馀，篇终语清省。一言发清管，淑气含公鼎”的文才认知。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开元年间玄宗发现并起用张九龄这样兼具治国理政与文化引领能力的人才，杜甫对其所作褒赞，也包含自己对君子人格的另一层深刻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