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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需要更多“雷达”——从文学评论集《雷达观潮》谈起

http://www.newdu.com 2018-06-08 人民日报 白烨 参加讨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当代文坛需要以透辟的思想引力、坚韧的理论内骨、强劲的批评精神推动创作,繁荣新时代文艺
    批评家雷达于年初出版评论集《雷达观潮》,3月31日便突然去世。《雷达观潮》成为雷达留给当代文坛的一声绝响。
    新时期文学走过整整四十年风雨历程,在这波澜壮阔的文学演进中,雷达四十年如一日,及时而细密地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敏锐而清晰地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是当代文坛名副其实的“雷达”。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具有标杆意义的中国批评家,他丰湛又厚重的评论成果本身就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缩影,是四十年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路标。
    阅读《雷达观潮》,徜徉在他所营造的批评世界,感触良多。这些批评文章为当下文坛探赜索隐、把脉问诊,显示了雷达近年文学批评“密切联系创作实际,提出一些真问题、新问题”的追求。这种理想和实践对当前强化文学批评、推动文学健康发展都极为可贵。
    问题意识与思想锋芒
    《雷达观潮》比较集中地收录雷达近年来察倾向、观思潮的批评文章,主要关注两类对象,一类是文坛新现象与新趋势,一类是创作中的某些偏颇与倾斜。这些文章对现状仰观俯察,审视中透射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擘肌分理中表现出敏锐的思想锋芒。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板块分化,场域扩大,关系复杂,文学在出现新形态与新样态的同时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在某一个时期,连文学是否有必要存在都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雷达《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一文在梳理文学由外到内的种种变化时,归纳了“五个化”:杂多化、分化化、世俗化、日常化、个人化。他不否认这些现象的某些合理性,更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文学和作家的位置发生某种移动是很正常的,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使命和功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灯火存在。”他特别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多元话语中体现主导话语,在杂多语境中体现主潮的力量。”对于文学存在的理由与意义他充满信心,对于文学应坚持的路向,他的论说也格外坚定和明晰。在犹疑和悲观气氛中,这样旗帜鲜明的真知灼见对文坛内外更好地认识文学价值,坚守文学初心,都是一种启迪与激励。
    阅读与批评,跟文学创作关系甚大。雷达提醒人们“要成为网络的主人,而不做各种链接的奴隶”,“保证足够的读书时间已变得十分重要”。他既肯定“读网和读书都很重要”,又强调“把读屏的便捷与读书的深度融合起来”。这些看法切合阅读电子化、快餐化、碎片化的实际,在暗含忧虑的理解之中,以辩证的解决之策着力引导人们在阅读中保持“自我”,在快捷中持守“深度”。《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一文省思文学批评现状,由“话语的自我繁殖和理论过剩”“富于主体精神和独立见解,有个性风采和言语美感的评论却很少见”看到“过剩”与“不足”的巨大反差,他由此提出:“需要一个个质地坚硬的文本,更需要一个良好的语境,而批评家自当具备一种在公正立场‘说话’、直面作品的批评伦理。”这些看法客观中更带自省,批评中蕴藉建设,因而具有现实实践价值。
    敏锐感知与救偏补弊
    由于各种力量推动,文学创作会在发展演进中出现某些偏差,隐含某些问题。这些偏差和问题,是雷达关注最多、思谋也最深的。仅就长篇小说创作有关的话题,他先后写过《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文学与社会新闻的纠缠与开解》《面对文体与思潮的错位》《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等文章,分析长篇小说创作出现的问题,提出中肯而独到的看法。
    如面对长篇小说在数量激增中质量堪忧的现状,他这样分析主要症结:写作速度之快、数量之多与写作资源日益严重短缺所构成的尖锐矛盾,追求思想的表达却与整个艺术肌体脱节,网络的冲击与作家的“媚大众文化”表现,一些作家没能走出为魔幻而魔幻的怪圈。他既揭示长篇创作领域里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的问题所在,进而又挖掘影响长篇创作发展的深层原因。说实话,这样洞见症结的文章给人以淋漓痛快之感,更给人以豁然开朗的启迪。《文学与社会新闻的纠缠及开解》触及长篇创作另一个现象: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在文学叙事中“踩热点”。事实上,同样是“踩热点”,境界也有高下之分。雷达肯定一些作品贯注在“社会新闻”中的“情感的微妙”“人生的韵味”,又指出这些作品的现实感与尖锐感过于依赖新闻素材支撑。他认为:以文学方式处理新闻事件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归根结底则在于“作家有无能力再造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想象世界”。这些透过错综纷纭的现象看取本质的论说与见解,既对一些氤氲不明、纠缠不清的矛盾纠葛予以厘清与澄清,又以简洁明快的真知灼见给文坛内外以有益提示和善意提醒。
    批评精神与文化担当
    雷达的批评文章,在清新可读之中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现实性和浓郁的时代感。具体而言,雷达对今天文学批评卓具启迪意义的,是他自觉的问题意识、坚韧的理论内骨、强劲的批评精神。
    新时期以来,在内外合力推动之下,文学不断分化和泛化,关系复杂了,场域混杂了,观念夹杂了,于是旧矛盾未解决,新矛盾接踵而来。在理论批评领域,直面新的文学现实,尤其是直面现实文学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不说是凤毛麟角,也是少之又少。因此,雷达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文学批评就显得非常突出。他对文学发展走势的审视、对文学审美趋向的辨析、对文学创作倾向的捕捉、对文学传播变化的观察,都带着突出的问题意识,深入问题找答案,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方面,雷达是高度自觉的,他在《雷达观潮》“后记”中说,“决不炒冷饭、说套话,要使这些文章密切联系创作实际,提出一些真问题、新问题。”可以说,他做到了这些,而且做得十分出色。要真正做到这些,除去敏锐的艺术感觉,还需要与时俱进的思想锐气、回应时代的精神勇气。雷达不仅具备这一切,而且将其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使他的批评不仅不落伍、不老化,而且在自我更新中频频引领风骚,在搏击风雨中每每走在前列。
    我们的文学批评常常会在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多元同构与众声喧哗中,呈现出某些疲软与失语状态,究其根由,是缺少基于文化自信的理论自立、美学自立,因而常常在复杂多元的现实面前失去清醒认知力和应有判断力。雷达在创作的异动与文学的新变中看出动向,抓住倾向,并做出理性辨析与美学分析,盖因他一直在努力更新自我,始终葆有突出的主体性,持有坚定的价值观。在人们困惑于文学应当表现什么时,他坚持认为:“只有表现人的文学才最具活力,表现物与欲的文学是没有力量的。”在创作的多样发展使一些人不再看重现实主义时,他明确指出:“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并且自觉维护文学审美品格的作品。”在文学批评面临共识破裂的严峻挑战时,他坚定地告诉人们:“批评者还是要从多元复杂的文化精神中建立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标准,从而对人类的精神走向具有指导意义。”从以上这些论述来看,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实际的密切结合,以此为坐标,实现坚守本土文化立场、总结中国文学经验的批评追求。因而,他的文学批评具有坚韧的理论内骨,也贯注透辟的思想引力。
    批评精神核心在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真率。雷达令人佩服的地方,是他阅读作品的认真、细切,分析作品的深入、独到。面对一部作品,雷达总能抓住要害,发现精妙,当然也能挠到痒处,戳到痛点。“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但大量文艺批评多限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又多以评功摆好为主。一些质量较差甚至低劣的作品,没有应有的批评抨击;一些明显媚俗或思想偏颇的倾向,也缺少应有的批评阻力。在诸种问题严重存在的境况之下,雷达富含批评精神的文字就显得格外珍贵。某种意义上,他的这种批评也使批评界弥补了某些缺失,维护了可贵的尊严。
    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领军者、“弄潮儿”,雷达是重要的也是独特的。他以别具声色、独树一帜的文学批评品评作家作品,探悉创作倾向,观察审美流变,把脉文学趋势,他坚持批评家的操守与品格,张扬批评家的洞见与发现。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繁荣新时代文艺创作,亟待重振批评精神,当今中国文坛需要更多“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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