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历史上，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经由这片神秘的土地，中国得以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各国展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这是中国古代和现代影响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句经典名句描写了西北沙漠中的苍凉壮阔之景，成为了千古传唱的佳句，边塞的生活的艰辛和诗人豪迈的诗情也使得新疆这片土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新疆也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迁，旅游业的发展不容小觑，新疆不再仅仅停留在荒凉的审美范畴，而是以其丰富的物产，富饶而广袤的土地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旅游者。在这一背景下，李丹莉、马合穆提等作家的科学童话，在儿童文学的框架下，既顺潮流而动，又有着人文主义的关怀和独立的思考，既体现生态文学的当代价值，同时也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 所谓童话，据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简论》中说：“童话是文学部门中比较特殊的艺术形式和一种体裁。它植根于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这一基础上，通过幻想，用假想的或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事物和现象的‘超自然’力量；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一般多采用‘拟人的’——也就是让动、植、矿物等等披上了人类的外衣，并且赋予了人类的思想和意识，像人类一般的生活着，活动着。它是个体创造出来的假象的故事”。[1] 在整个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与其他的文学种类相比，起源于17、18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文学门类，早期的儿童文学来自一些神话传说，这些传说经过改编，符合儿童的思维和审美习惯，被儿童接受和欣赏，如18世纪广为传播的《一千零一夜》就是其中代表。到了18世纪中叶，儿童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尔：论教育》通过爱弥儿和他的家庭教师的故事，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内容，这一作品也是其《社会契约论》中自然人性观的展现，虽然可以被称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其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关于人类天性的哲学论文。真正标志着世界儿童文学进入繁荣期的，是19世纪丹麦安徒生童话的问世，安徒生以仁慈、博爱的思想，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幽默诙谐的语言、哀伤的笔调，以儿童的视角再现现实的世界，《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作品均被改写成了电影、舞剧等，《安徒生童话》被翻译成15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对世界儿童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与诗歌、小说、散文等中国传统文学的悠久历史相比，直到宣统末年《天猫国》的问世，才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中国历史进入现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人人平等、科学和理性也成为了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儿童文学中，借儿童之眼，写人世百态。 如叶圣陶的《稻草人》以稻草人的所见所闻，描写了农村生活的举步维艰，面对可怜的农妇、渔妇、自杀者和鲫鱼，稻草人看到了他们的窘迫和悲惨，但是却无能为力，最终，它在内疚和痛苦中“倒在田地中间”。鲁迅对《稻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2]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 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描写了失去父母的大林和小林兄弟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大林为了成为富翁，成为了富翁的干儿子，但是最后却因为不肯放弃财宝饿死了，而小林却在被迫成为奴隶之后，乐观积极地生活，没有自暴自弃，最终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找到了工作，快乐地生活着。《大林和小林》在怪诞的想象和轻松幽默的语言背后，隐含着对盲目追求财富者的批判，在儿童文学的外衣下，其实更多地隐含的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与《稻草人》《大林和小林》等作品旨在以童话讽刺现实相比，20世纪60年代方慧珍、盛璐德的《小蝌蚪找妈妈》更为贴近儿童的视角，开启了中国科学童话的先河，这一童话以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讲述了小蝌蚪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特征，既有童话的想象力又有科普性质，同时也不乏艺术的美感。与传统童话相比，这类童话更贴近儿童的思维方式，是更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样式，同时也是对儿童文学本应有的教育意义的回归。 李丹莉的系列科学童话就有这样的特征，她的科学童话的儿童本位色彩首先体现在拟人化的叙事方式上。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切物体都被赋予生命，作者虽然用人类社会的关系准则来描写动物，但是，她更倾向于用儿童纯洁的眼光，用浪漫唯美的触角，去触摸这些动物之间的友善和奉献。 水中的大红鱼救了住在岸边的小孩小波的命，和小波成为了朋友（《大红鱼的心声》）；为了安慰不能上岸的小北鲑，森林中的动植物们将舞台搬到河中，为小北鲑举行音乐会（《小北鲑的水中音乐会》）；冰可儿为了救“我”的性命，冒着被融化的危险，将“我”送到了山下的医院，自己却融化成了喀拉库里湖中（《冰可儿》）；小雪豹托木尔和拉雅相遇，共同练习捕猎的本领，结下了深刻的友谊（《美丽的相遇》）；云杉有飞行的梦想，孩子们把它的树枝折下来，做成风筝，云杉得以在云端飞翔（《想飞的云杉》）。 这些故事通过轻松简洁的语言，奇异的想象，将动植物进行了拟人化的书写，在对这些动植物的社会进行唯美想象的同时，却摒弃了人类社会的狡诈和沉重，将童话还给了儿童，澄清了“美”和“丑”的边界，使得这两种审美更为单纯，简明。 除了叙事更为纯洁之外，这类小说的特点还在于其科普教育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2015年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而中国只有16.8%”，[3]一方面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劣，成人为此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是儿童对环境科学的兴趣骤减，教育的功利化诚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触发孩子兴趣的中国原创科学读物比较少。 李丹莉和马合穆提等作家的科学童话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沙漠上的红柳是防风驻沙的植物，有了它，沙尘暴得到了遏制（《红柳姑娘和风老太太》）；骆驼刺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却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防止沙土流失（《小小骆驼刺》）；雪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鸡逃跑记》）；阿凡提则穿越到现代，领着孩子们参观了果子沟、库车、和田等地方，在一路的欢声笑语中，领略新疆的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旅行者阿凡提与孩子们》）。这些都加深了孩子们对新疆的物产和生态环境的关注。 二 现代性的全面扩张、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既是环境上的，也是精神上的。20世纪后期，西方评论界从东方的和谐思想中吸取养分，形成了“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理论，这种跨学科的理论日渐成熟，并扩展到全球，成为反思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理论。“生态批评”从反思自然生态出发，进而发展到对文化生态的反思。 在李丹莉的科学童话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对自然生态的反思：为了满足未婚妻的要求，别克去向雪莲仙子要雪莲，在遭到拒绝后将通往雪宫的线路告诉村里人，导致雪莲将近灭绝（《雪莲仙子》）；开采水源导致河水干涸、过度捕捞，这些都使得北鲑数量骤减（《小北鲑的水中音乐会》）；海上石油的泄漏造成了海水的污染，鱼儿和水鸟被石油粘住，窒息而亡（《石油大叔和小溪水》）；乱砍乱伐，乱扔工业和生活垃圾，废气和废水的排放让曾经美丽的艾丁湖的生态遭到破坏，艾丁湖上再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和鸟类，只有大片的荒凉和偶尔掠过湖面的飞虫以及野兔和小鼠。 “天人合一”的传统和谐之美被丑陋代替，“传统”和“现代”这两种话语通过“美”和“丑”尖锐对抗，正如同马尔库塞所说：“艺术不再是审美，艺术变成了反抗”。[4]通过对现代性危机的展示，李丹莉在向儿童进行科普教育的同时，更注重对东方和谐美的颂扬，这在很大程度上重拾了曾经被西方边缘化了的东方知识界的信心，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寻找新价值的契机。 通过“美”和“丑”的对比，李丹莉用东方的和谐之美谴责了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同时，她也对人性的贪婪提出了警示。为了救患病的母亲，别克找到了雪宫，获赠了雪莲，但是由于雪莲仙子没有再次满足他的愿望，他就将通向雪宫之途告诉了村里人，导致雪莲将近绝迹。雪莲仙子的离开是因为别克“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你是个不守信用的人。你们搅扰了圣洁的雪山，破坏了生态环境，不但让我无法安心生活，还到处滥挖雪莲花。我要离开你们，再也不想看到你们这些贪婪的人”（《雪莲仙子》）；在别人的帮助下飞上天空，但是却得以忘形挣脱绳子的云杉，最后却沉没在暮蔼沉沉的夜色里，只剩下懊恼的叹息（《想飞的云杉》）。 这些都是对人的精神生态危机的展示，在彼岸无处可寻，上帝已经被工具所代替，任何超越性的东西都付诸东流，个人的人格无法独立于物质的背景下，释放内心的贪婪和物质性的存在，无疑已经变成了人赖以生活的根本，人类中心主义使得人类对于自然的攫取日甚一日，但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又反过来增加了人类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焦虑。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出发，对人类中心主题突出批判，使人类重获家园感，从这一角度说，李丹莉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 著名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指出，环境、时代和种族是影响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艺术创作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新疆既有辽阔的沙漠、也有密布的森林，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多民族聚居的人文环境形成了新疆独特的地域文化。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新疆最大的沙漠，这里气候干燥，自然条件恶劣，只有一些特别的植物如红柳、胡杨、骆驼刺等才能够生活，为了适应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这些植物都没有特别大的叶子，也不够漂亮，为了满足木杨杨变美的愿望，神鹿大叔为它变出了漂亮的叶子，但是连日的干旱使得这些叶子成为了负担，木杨杨因为缺水而生病，最后只好收起了变美的愿望，在神鹿大叔的帮助下活下去（《木杨杨的烦恼》）；丑陋的骆驼刺努力在地下长出发达的根，为了抵抗干旱没有开花，这些都让它得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存活，他们生命的意义在于保护荒凉的土地，为骆驼提供食物，用奉献和牺牲维持着荒漠的平衡（《小小骆驼刺》）。 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新疆地域文化中的坚韧、宽广和牺牲的精神，自然界的无情和环境的恶劣使得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成为必然，唯有生命力的旺盛才能使得生命得以存续。同时，摒弃浮华的外在，获取内心的宁静和坦然也是新疆科学童话的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既是顺应自然，和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也是“取”和“舍”的智慧。 面对荒凉的自然环境，除了需要坚韧的生命力，还需要有淡然处之的态度和幽默感。作为新疆文化的象征，阿凡提这一人物很大程度上也是智慧和幽默的代表。上个世纪70年代，曲建方到新疆收集阿凡提的资料，并以新疆的一位维吾尔族青年为形象，拍摄了布偶戏《阿凡提的故事》，自此，骑着毛驴的智慧幽默的阿凡提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动画人物。 马合穆提的《旅行者阿凡提和孩子们》巧妙地给阿凡提赋予了现代特色，让他开着面包车，带着孩子们游历新疆，感受新疆的风物人情。在马合穆提的笔下，阿凡提是一个“将一半现实、一半幻想集于一身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幽默大师、智者阿凡提，他的英名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知晓，他的故事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流传。他是智慧和善良的化身，在家乡、在村落、在我们的身边，他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将我们的家乡新疆的美丽告知天下，让我们作为新疆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旅行途中，阿凡提给孩子们讲幽默的故事，孩子们身边闪过的是新疆优美的风景。这篇杂糅着游记色彩的科学童话，除了具有科普性之外，阿凡提的出场也是展示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阿凡提的幽默风趣，聪明智慧都在一个个小故事中得到展示。 整篇科学童话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阿凡提讲述的幽默小故事，还有一条是新疆的美景，两条主线都共同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既有天堂般的美景，丰富的物产，也有精神上的伸张正义，善良团结和嫉恶如仇，这些都是新疆地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新疆作为整个中国文化中重要一支的原因。这些都成为中国文化反思现代性危机，重拾东方伦理的重要价值元素。 综上所述，新疆的科学童话无论是从儿童文学的角度，还是从生态文化抑或地域文化的角度，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介绍新疆的同时，李丹莉等作家还注重一种人文精神的传达，一种艺术美的彰显，并在此中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在让孩子们感受地球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丰富的新疆智慧。 参考资料： [1]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56页。 [2]鲁迅：《表••译者的话》，《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http://www.cnbeta.com/articles/tech/576239.html [4]王岳川编：《当代最新西方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