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鹘摩尼教研究》是回鹘学、摩尼教研究专家杨富学推出的第一部专题研究摩尼教的论著。在当代中国摩尼教研究中，杨富学属于新锐，其研究以回鹘文摩尼教写本及霞浦摩尼教文献为主。如该书所收的汉译《牟羽可汗入教记》，对柏孜克里克石窟新发现摩尼教文书残片的翻译研究，对《乐山堂神记》《摩尼光佛》《冥福请佛文》《点灯七层科册》等文献的校录与证史等。有些回鹘语文献属于首次汉译，为国内摩尼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回鹘摩尼教研究》一书先后探讨了摩尼教的勃兴及东渐史、回鹘牟羽可汗之归宗摩尼教、漠北回鹘诸可汗对摩尼僧的尊崇、高昌与河西回鹘的摩尼教盛衰史、回鹘摩尼寺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异化、摩尼教在汉地及回鹘的消亡时间及原因、回鹘摩尼僧呼禄法师之开教福建、摩尼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及丝绸之路上摩尼教与佛教、萨满教的交融互鉴等，材料详实，论证周密。 《回鹘摩尼教研究》一书体现了杨富学治学“三新”：搜求新材料、聚焦新动态、提出新观点。 在该书第二章《回鹘皈依摩尼教若干文献译释》中，杨富学引德国人茨默发表于2009年的《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一件新史料》，得出摩尼教传入回鹘不仅是睿息等4位洛阳摩尼教僧侣之力，也是从吐火罗远道而来的3位慕阇（摩尼教5个等级中最高级别的称号）之功的结论，颠覆了过去摩尼教研究界的部分共识。 注重对新材料的解读与研究是该书最大优点之一。如其针对意见纷纭的“回纥”更名“回鹘”的时间，以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新入藏的《回鹘米副使墓志》为证，认定贞元四年（788年）之说是接近事实的。而对福建霞浦新发现摩尼教文献的运用，也是全书的一大亮点。霞浦摩尼教文献于2008年后陆续发现，为华化摩尼教的珍贵孑遗，具有特别重要的文献与学术价值，对于摩尼教研究有着巨大意义。 该书第八章《回鹘摩尼寺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异化》与第十章《摩尼教开教福建及相关问题》，以吐鲁番摩尼教寺院文书及霞浦文献《乐山堂神记》为例证，对回鹘摩尼教僧侣何以违背教规开宗立寺、经商蓄财以至巧取豪夺作了详尽研究与解析，认为这也是摩尼教入乡随俗的表现——中原的佛教寺院为其作了表率。正如《乐山堂神记》所示，摩尼教一入闽，立刻积极靠拢道教及当地民间信仰，将道教诸神如玉皇大帝、三清、雷部诸将以及当地崇信的临水夫人等，皆引入其教神谱，一同祭拜。 通过对《乐山堂神记》等文献的解读，该书还对以前学界悬而未解的疑点，诸如摩尼教是从陆路还是海路入主福建、开教三山的问题作了明确解答：从霞浦摩尼教文书与敦煌《下部赞》的大面积重合，可知其与敦煌摩尼教为同源关系，而其华化更为明显，故知其由中原传入。关于呼禄法师（即霞浦文书中的“胡天尊”），杨富学指出，其名所对应的并非学界一直以为的呼嚧唤（摩尼教一般选民），而是回鹘词语的音译，意为“吉祥”。 该书在回鹘学多领域都有拓荒之举，而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提出新解。如会昌灭法，学界多认为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之遭毁是受到佛教影响所致。该书则认为，是唐武宗本意在于灭回鹘摩尼教，在寺院中获得大量财富后，才延及佛教等。至于唐武宗何以先拿摩尼教开刀，该书将其归因于回鹘在中原建立的摩尼教寺院功能出现了异化，已变成盘剥汉人、聚敛财富的处所。而摩尼教在华又打着佛教的幌子，使武宗极为不满。虽不敢言事实必定如此，然确实合于摩尼教在华传教的实情。类似于此的旧说新解或新开拓点，书中比比皆是。 当然，或宥于时间及篇幅所限，部分论题未能充分展开。如第五章第三节《米副使墓志所见唐代回鹘之摩尼教》判定墓主身份为回鹘摩尼僧，认为其未有教姓教名，可以娶妻生子是与景教僧侣的大不同，非常有见地，令人耳目一新。但对于其何以违背摩尼教不许婚娶的教义（摩尼教以为光明分子被囚禁在人体内，如人婚配生子则将被永远囚禁下去，故应不婚不娶，使人类绝灭则光明分子可悉得解脱）并未作出解释或推断，不免有意犹未尽之感。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观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一书之“三新”特性，堪为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