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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震慑：科技对艺术的发威 与震撼、震惊相比，笔者所理解的震慑具有下述特点：刺激物即使不在感官所把握的范围内，仍然使人意识到它的威力所在;人们虽然能够以自己的心灵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却无力改变其发展趋势或结果，即使明知这种趋势或结果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当事人所采取的行动虽然能够获得某种正反馈，但比起大环境的负影响来显得无足轻重。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细思恐极”可以用来概括震慑所产生的心理效果。科技目前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震慑正是这样起作用的。纵使我们到了周边没有什么人造工具的荒山老林，仍然逃不出科技的手掌心，这不仅是指卫星早已笼罩全球，也是指我们的身体早已打上了科技的烙印——从十月怀胎到长大成人，没有一个环节少得了科技的介入。纵然我们知道科技是把双刃剑，但也没有办法不用它，这不仅是指所有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都离不开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要素，也是指如果不抓紧开发科技就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落后就要挨打。纵使我们可以经营自己所处的微观环境并获得某种自由感，但在宏观背景下，基于科技的全景监视早已无孔不入。如果说艺术通过乌托邦想象公开向疯狂科学家叫板，那么，科技则通过引领社会变迁来重塑艺术。前者更多诉诸某种幻觉、预测，带来纯粹心理上的不安与疑虑，后者则更多见于行动、变革，造成实际生活中的冲突与矛盾。不过，科技对于艺术的发威、震慑或制约，与其说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还不如说是一种“含蓄的震慑力”。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科技理性对艺术感性的制约 科技与艺术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科技倾向于将世界有序化，譬如，工具是可以被制造的，知识是可以被验证的，规律是可以被揭示的。艺术倾向于将世界无序化，譬如，佳作是神来之笔，灵感是不可捉摸的，天才是偶然产生的。正因如此，人们常说科技是理性的(为思辨逻辑所左右)，艺术是感性的(为情感体验所支配)。这并非否认理性对于艺术、感性对于科技的意义，只是就它们的主导取向而言。 科技与艺术分别将求真与求美作为自己的旗帜。虽然人的心理过程具备整体性，但求真更多地和认知过程相联系，求美更多地和情感过程相联系。科技研究必须排除偏见，避免用主观想法取代客观验证。艺术创作则必须张扬个性，以情动人。科技研究有可能将冷静当成一种肯定性品质，正如艺术创作有可能将热情当成一种肯定性品质那样。科技研究如果需要热情的话，那只是由于科技工作者必须拥有与其研究相适应的内生性动机，并不是指将某种情感投射到其研究成果上。艺术创作如果需要冷静的话，那只是由于艺术工作者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必须考虑所使用的传播手段的特性、所面临的接受对象的特点等因素，并不是指应当消除其创作成果的情感性。 人类离不开科技，正如离不开艺术那样。尽管如此，现代社会毕竟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因此，不论以GDP、从业人员或者经费额度、利润规模为指标来衡量，科技所占有的地位都是艺术所无法相比的。科技理性往往有条件转变为主流意识形态。那些脱离科学常识的艺术创意受到科技理性的严肃批判，被当成是迷信。在科技理性兴起之后，神话与传说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们是不可由同行复制并检验的。科技并不是以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为目标，而是实实在在驾驭自然力。因此，当科技昌明之际，神话就销声匿迹了。与之遭受类似挤压的还有仙妖、魔法、玄幻之类精神产品。这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2. 人工智能对艺术角色的取代 艺术历来被视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才能或产品。尽管如此，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不仅是那些需要学徒吃苦耐劳的艺术复制环节逐渐被相对轻松的数码加工所取代，那些需要真人演员通过涉险展示勇气与才华的角色逐渐被数码特效所取代，并且，那些本来仰仗天才、灵感、直觉、顿悟的领域也渐渐为人工智能所蚕食。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就不断尝试用计算机创作美术、音乐、文学等作品，谈论“机器思维”“电脑创造性”等问题。如今，相关程序不断完善，机器人作者已经逐渐在新闻写作、动漫生成中获得应用，智能化图像软件也已经逐渐在建筑设计等领域获得推广。 人工智能可否取代由人类所扮演的艺术角色?目前众说纷纭。尽管如此，若和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相比，如今科技已经对艺术形成了一边倒的震慑态势。倘若说网络时代承诺“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信息时代则宣称“智能体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前者洋溢着乌托邦情调，后者蕴含着恶托邦风险，因为许多人类艺术工作者可能因此下岗。 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处于由人设计和应用的阶段，虽然在感知、记忆、应对、决策等方面显示出某种与人类智能相似的特征，但既没有自身需要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动机、态度，也没有独立意志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仍然是人类的助手而已。不过，许多人早就预言上述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奇点”。这种质变是否会真的发生，只有历史发展才能回答。我们倾向于将有关“奇点”的宣传视为科技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震慑来理解，艺术领域所感受到的压力不过是这种震慑的一种表现。当然，艺术工作者可以通过将自己转变成为掌控人工智能的新型艺术家来寻找出路，变压力为动力。 3. 科技实力对艺术精神的裹挟 科技与艺术互动的态势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做，并非所有事情都能想(存在被指为“腹诽”“犯意”等危险)。所谓科技伦理、艺术伦理正由此而来。在我国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中，伦理性是对于科技与艺术的共同要求。封建伦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学东渐等原因而瓦解，“民主”与“科学”成为20世纪新文化运动爆发以来的社会诉求。在“以美育代宗教”“言论自由”之类观念的引导下，艺术逐渐实现了现代转型。此后，现代意义上的科技与艺术联手，共同为打造社会主义文明服务。 在这一期间，全球化作为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逆全球化在同样范围内激起浪花。如今，科技与艺术互动的平台已经不限国家，甚至也不限于区域性国家联盟，而是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科技交流更多被当成硬实力输出，艺术交流被当成软实力输出，通过艺术展示科技实力(或者通过科技展示艺术实力)则构成了巧实力的一种形态。不论电影大片或视频游戏，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作的。这类文化产品通常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仅推广了其意识形态，且展示了其科技水准，在精神层面对被输出国家的观众形成了某种震慑。由于上述心理影响存在于娱乐过程中，因此人们未必觉察得到它的存在，这正是巧实力的妙处。 艺术起源于交往，其精神实质是自由，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在科技实力的裹挟下，艺术的交往功能可能被扭曲，自由精神可能萎缩，创新创造可能走上歧途，表现为虽然应用高新科技却只生产出炫目镜头，讲述的仍是老套故事(甚至是无稽之谈)，不仅无助于人类形成和巩固命运共同体意识，反而可能加剧当下不同文化与文明、不同民族与种族、不同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对立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申艺术所应负的社会责任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综上所述，科技与艺术的互动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其形态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科技崭露头角，不仅促进艺术走上信息化、数字化的道路，而且协助艺术创造它所期待的震撼性效果。与此同时，艺术出于人文关怀等原因对科技的高速发展表达忧虑，通过在科幻情境中制造震惊的方式提醒世人保持对科技负面作用的警觉。科技理性对于艺术感性的制约、人工智能对于艺术角色的取代、科技实力对于艺术精神的裹挟，则体现了科技对于艺术的震慑。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博弈对信息时代的社会心理来说堪称举足轻重，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我们希望这种博弈是非零和性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