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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磊:我的精神世界是穿着长衫用毛笔写文言

http://www.newdu.com 2018-05-15 晶报 罗婉 参加讨论
侯磊 1983年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业余喜欢口述史及北京史地民俗。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 著有长篇小说《后宫还阳》,小说集《冰下的人


    
    侯磊 1983年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业余喜欢口述史及北京史地民俗。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 著有长篇小说《后宫还阳》,小说集《冰下的人》《觉岸》《燕都怪谈》,诗集《离开》,随笔集《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三生有性》等。
    
    侯磊作品三种 《冰下的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4月
    
    《唐诗中的大唐》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宋词中的大宋》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关于北京的故事,写过的人很多。但近些年来,写上世纪北京故事的年轻作家渐渐少了。在这些书写北京的人中,“80后”作家侯磊是坚定不移的一个。他生在胡同,长在胡同,对北京胡同、四合院、北京的历史以及文化习俗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研究。虽然他笔下写的是奔跑在国际化大都市路上的北京,写的是现代的事,但背后却有着千百年来的积淀与变迁。正如侯磊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冰下的人》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生活不能只在冰上行走,兴许还会向冰下张望。人不能只有现世,还得有个飘浮在空中的精神世界。”他不只想写冰上的北京,更想写冰下的北京,“那里有着地上逝去的一切。”
    我见过八十岁的“骆驼祥子”
    晶报:在《冰下的人》中描写了许多已经不多见的北京胡同生活,如学校里被欺负的孩子、胡同里的不良少年、居委会大妈、出租司机、返城知青等,就像你在后记中所说,他们是城市里大多数不被关注到的“冰封者”,是什么让你想为他们发声?
    侯磊:是生活本身吧。我从小到今都生活在胡同里,从没住过楼房。我住的胡同是东西方向,我家住南边,大约是胡同中间。往东的住家儿,每户人家都是半熟脸,看背影都知道是谁。别瞧不一定叫得上名字,大概祖上三代的事都知道。孩子们会在街坊邻居家玩。到中午了,指不定哪一家的妈妈就出来在大街门口一喊:“XX回家吃饭啦!”又指不定哪一家回一声:“甭回啦,跟我们家吃吧。”等到下午,这几家的奶奶们都凑到一起打麻将去了。哪一家做了好吃的,第一想着是给街坊端过去;而谁家火灭了,也是去邻居家夹一块乏煤(以前胡同烧蜂窝煤,现在改电暖气了)。但自从胡同北面拆迁成了楼房之后,老街坊就不多了。我很想念小时候的街坊邻居,想念各家的饺子和炸酱面。
    写北京市民生活的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些,近些年少了。所以,我想给他们写作,写他们的变化和精神世界。他们并非没有精神世界,而是容易被别人忽略。
    晶报:这些角色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都有一种隔阂,他们有的被时代抛在后头,有的融不进所谓的那个圈子,这是否也会是你的一种困惑?
    侯磊:北京是座古城,以前有完整的城墙,城圈儿里的人在文化上相对保守,就像在民国时,上海人穿西装,北京人肯定是长袍马褂。现在胡同里院子里盖满了小厨房,房屋很小很逼仄,屋子里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具,观念还是老一套,比如希望子女进个国企或事业单位,而不是放任出去闯荡;子女成家还要找北京本地的成家,出门哪怕年纪再大,首先想到的还是坐多少路公交车,而不会打车。不愿意使用信用卡或贷款……
    我希望这些人能更融入时代,也能继续保持优良的本色。但以后我会写一些非虚构的书,为北京市民,为胡同里的大爷大妈的生活谈点具体的东西。
    晶报:你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如今,胡同犹在,人将就木,物是人非”,身为一名“北京土著”,你对这些不得已的变化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侯磊:我一直在读社会学、城市学方面的书,也曾参加了一些谈北京发展、城市规划的会议,和做一点“北京学”方面的研究。看过很多世界上发展不成功的城市案例,比如底特律一直靠汽车制造业,由大量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后,工人下岗,市中心荒废,城市濒于破产。
    从社会的角度,希望这种变化变得更合理,更客观。即任何事物的变化有它自己的规律,外界要给它好的引导,而并不是用强力来强制它,那样容易违反客观规律。而从个人感情上,我希望北京变得更典雅、更文明,更能像个天然冰箱一样,保存着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面。愿每个人在北京,都能诗意的安居。
    晶报:你是一位“80后”作家,但写的许多内容都是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北京故事,那个年代对于你来说更多的是童年时光,像《冰下的人》《积极分子》甚至是以更久远的五、六十年代为背景。你在写作中是如何打通这种时间差的?
    侯磊:我只见到过笔下这些人年老的时候,凭此来想象他们年轻的时候。比如,我见过八十岁的“骆驼祥子”,便尝试着写他二十岁的样子。人物形象是从生活中找的,故事是按照社会和文学的逻辑编的。不开玩笑,街坊里真有一位当年的“骆驼祥子”,我小时候他就八十岁了。解放前拉洋车,解放后蹬三轮,非常穷,娶不起媳妇。街道就给他“分配”了一位,比他小好多岁,有严重类风湿关节炎。那老太太双手跟鸡爪子一样,拄着根棍儿去胡同里上厕所。
    《冰下的人》一书在写作时,《青年文学》的主编张菁老师曾指点我说,要写出生活细节的质感,从而真实地进入到生活内部。这对让我受益匪浅。
    我喜欢“京味儿文学”也喜欢先锋艺术
    晶报:城市文学、京味儿文学从曹雪芹、老舍、王朔发展到今天,经过时间的洗礼,不断的成长和丰富,后一代的青年才俊也相继在京城生根发芽,但在都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你认为“京味儿文学”与现代性是否可以兼容?
    侯磊:京味儿文学是“京语”文学。是如沪语文学、吴语文学、粤语文学般的几大方言文学之一。因为和普通话近似,传播得更广泛。“京味儿”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它擅长讲述北京的故事,也能写任何题材内容的文章。我写各种稿件,会使用一定北京话的词汇和语序、语法等。还会看清朝末期日本人编的北京官话教材,是清末的北京话,但还结合了日本人的情景,跨文化研究很有意思。
    方言是我们的母语。我们都是先学会母语,再学会普通话的。我非常喜欢广东对本土文化的固守。我希望北京人能有这种精神,北京文化也能这样传承下去该多好啊。
    同样,北京不仅是和苏州、扬州、杭州并列的古城,还是和纽约、伦敦、巴黎并列的国际都市。纽约不过四百年历史,但对纽约的研究和挖掘远比北京要好得多。我希望写北京能有更广的、更国际的视野,毕竟我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
    晶报:京派文学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呢?
    侯磊:一点儿也不希望受到京派的影响。齐白石说过:“似我者死,学我者生。”功夫在诗外嘛,如果学了京派文章,就写不出京派的味儿了。京派是古城的生活气质培养的我,而不是来自于文本。
    晶报:哪些文学风格和作家对你产生过影响呢?
    侯磊:古代文学和部分外国文学对我影响较大,现代作家则很少,不能跟前辈写得一样,要不就不叫创作了。从纯粹的欣赏上,我喜欢鲁迅、老舍、汪曾祺等。但托尔斯泰、赫拉巴尔、梭罗、苏珊·桑塔格等,以及古文、古诗词、大鼓词对我的影响更大。我喜欢现代派文学,也喜欢先锋艺术,但这些是不能学的。就像马尔克斯把小说写出“跑着跑着飞起来”的感觉。而我们把自己的小说写“飞起来”就行,而不是去模仿马尔克斯。
    我学昆曲全靠死记硬背
    晶报:你曾随张卫东先生学习昆曲、诗词吟诵等,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在写作中,这些训练与积累是否也会与文学相互促进?
    侯磊:我有幸遇到昆曲老师张卫东先生,他是位教育家,教导我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道德经》。我跟着他念了这五本古书,也写过《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感谢这两本书的编辑王聪老师)《三生有性》等几本传统文化的书。唐诗宋词不是古代的学问,而是古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按照古人的方式过精神生活,生活中穿现代衣服,但在心里穿着长衫。用电脑写作,就当是用毛笔写文言的状态来写。
    晶报:昆曲之于你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侯磊:昆曲对我来说,是金声玉振始于喉舌,是黄钟大吕,气吞山河的艺术。但我学曲子很笨,用死记硬背的方式,是一句一句被张卫东老师喂出来的,用“干嚎”的方式学下来。好几年都找不到调,有一天忽然算算,能唱十几出了。
    作为曲友,一般行当都能唱一点,最喜欢老生和花脸,唱《望乡》中的苏武、《刀会》中的关公、《夜奔》中的林冲、《山门》中的鲁智深等。我们看关汉卿的《刀会》,八百年前的戏拿起来改几个字就直接唱,这是中华文明活态的承传,正是吟诵诗词、唱戏曲让古代文学从典籍中活了过来。现在《游园惊梦》人人都会,但关公、鲁智深唱得好的不多了。
    晶报:中国戏曲与中国古代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比如说《西厢记》也可视为“曲本小说”,你既爱好戏曲,自己也写小说,对这两者在语言艺术上的渊源和变迁是否有一些独特的体会?
    侯磊:文学是门艺术,每当我觉得普通话表现力不够时,都会从文言、古代戏曲、鼓词和北京话中摞叶子。我写稿子会这样写:“这件事端的是……”,“端的是”是明清戏曲中的常用词。
    我的写作计划已经排到120岁
    晶报:除了东方美学对你的哺育,西方文化中的哪些部分也影响过你?
    侯磊:西方没有我们散文的概念,而是叫随笔(essay),与明清小品文不是一个思路。我喜欢看外国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写的文学随笔。比如本雅明、萨义德、罗兰·巴特等。特喜欢苏珊·桑塔格,她有篇叫《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前苏联时期一位想当作家的医生一生的写作故事,每一句与每一句,每一段与每一段都有严密的逻辑,不像我们的文章,内容贴边儿就算,起个小标题都能装进去。再有是西蒙·波伏娃,她有本薄薄的写萨德的小书叫《要烧掉萨德吗?》,展现出非常系统的心理学基础,这类的书我都很喜欢。
    晶报:你也写过不少诗,相比于小说、散文的表达,写诗之于你的特别之处在哪?
    侯磊:诗是最纯的文学,是语言的舞蹈。我高中时就开始写诗。我真的太爱诗歌了。今年下半年差不多能出本诗集,叫《白鹅的羽毛》。这是我写了十几年诗以后的第一本诗集,我为此高兴了很久呢。
    诗是英雄史诗的残余,是古希腊悲剧的延续,是诗让生活狂热起来而不是一摊绝望的死水。当代有位女诗人戴潍娜的诗我很喜欢,她有句诗是:“你说,我们的人生什么都不缺,就缺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剧。”
    晶报:你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如今关于创意类写作的课程也很多,你觉得这个专业对于你的写作有哪些方面的促进?在你看来,写作能力能否被学习或训练?
    侯磊:写作中,语言、技术、结构等是可以学习的,而思想、灵感、创意等,是无法学习的。写作训练可以把你培养成一位合格的写作者,是否写的优秀,还是要看文学以外的东西。
    现在“80后”“90后”的青年作家,很多都缺少社会阅历,大家的生活都有趋同性,现在在超市买东西,在餐厅吃饭,美国人也这样买东西吃饭。那么还写什么?但我想,作家能写得还很多,文学还有很大的发展。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是用不完的,关键看作者的才华了。
    晶报: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未来还有哪些写作或出版计划?
    侯磊:大约在今年六七月份时,我会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一本《声色野记》,讲老北京的市井逸闻、野史杂论等各种声色生活;同时我在《青年文学》杂志上连载《北京烟树》,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还有一个即将出版的是《燕都怪谈》,这本书是讲北京文化里的神鬼文化。这三本都是非虚构的随笔集,是我的《旧京非虚构三部曲》。写完这三本,我会继续好好写小说,写写我的家族史,也会写写当下城市人中,特别是女性、孩子和老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
    现在集中写作的时候,每天早中晚分成三个时间段,写一个或两个时间段。而我的写作计划已经排到120岁了,真担心,怕这辈子写不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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