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归记》是著名作家宗璞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压卷之作。前三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发表之后在读者和批评界引起极大反响。其中第二卷《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北归记》的发表，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了《野葫芦引》的全貌，有机会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书写的大历史和自叙传。应该说，包括《北归记》在内的《野葫芦引》四大卷，是当代文坛的重要收获。
    我之所以说这部巨著写的是大历史，是因为在前三卷中，在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时代，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密切关系。看到了为人正直慷慨，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明伦大学教授孟樾，看到了学识渊博心系家国、宁死不做汉奸的吕清非，看到了用一死呼吁停止内战的将军严亮祖，看到了参军后壮烈牺牲的明伦大学学生澹台玮，当然还有地下党员卫葑、远征军师长高明全、游击队长彭田力等。这些人物与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有关，与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有关，是他们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浩歌般的抗争史和精神史。小说从北平沦陷，明仑大学南迁写起，然后是抗日军队长沙一战失败，明仑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昆明；1944年，抗日军队克复腾冲，第二年抗战胜利；1946年，孟樾和家人返回北平。
    《北归记》写的就是孟樾一家回到北平的生活。多年离乱，盼望的和平生活终于到来，离别北平多年的孟樾一家和明仑大学的教授们，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明快的风格是《北归记》的主调。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尽情享受和平生活带来的欢乐。他们跳舞、滑冰、听音乐、读书、堆雪人、搞诗歌朗诵会、学术报告会等。小说充满了校园的青春气息。我们知道，作家书写什么表明的是作家关注什么。《北归记》中对日常生活的盎然兴致，表达的恰恰是作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只有经历了这一切的人，对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才有更深刻的体会。而此时，爱情生活如带露的玫瑰，勃然绽放在年轻一代的心头。子与卫葑、嵋与无因、之薇与颖书、峨与家毂等，无论是热烈、温婉还是怪异，爱情既是他们的相互选择，同时也是对未来和进步的选择。宗璞是书写青春爱情的圣手，当年的小说《红豆》曾传诵一时。北大曾有新生到颐和园寻找过江玫与齐虹当年定情处。《北归记》中对几对年轻人爱情的讲述，是小说最华彩的篇章。
    抗战胜利后，内战接踵而来。因此，教授和青年学子们并不是尽情享受胜利后的和平生活。他们举办严亮祖将军座谈会，组织出版纪念严亮祖将军专辑。这些活动先后影响到南京、昆明、重庆等地，停止内战的呼吁此起彼伏。反内战、反饥饿是《北归记》记述大历史的基本旋律。即便是在场景描述中，仍隐约透露着这样的痕迹：“随着五月的到来，校园里柳枝已经成荫，各类花朵依次开放，五月的鲜花十分绚烂。桥头的墙壁、大饭厅、各宿舍张贴了许多纪念五四的壁报，也有很多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和文章”。尽管内战是知识分子不能阻止的，但他们一定要表达他们的良知和责任。教授和青年学子在表达对时局态度的同时，当然也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对大学之道的坚守，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最值得尊重的文化信念。当一个高级职业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要将他们的学校设在明伦大学里的时候，卣辰教授说：“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谋生的手段，这是社会和个人都需要的。大学培养的是独立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只是技术手段”；孟樾说：“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有理想有热情，能够独立地自己判断是非，而不是被人驱使。我们培养的是人，不是工具。大学不只是教育结构，还是学术机构，它的任务是继往开来、传授知识并且创造知识。国家的命脉在于此。”大学教授们对大学功能的议论，显然不止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它与讲述话语的年代同样有关。因此，宗璞在讲述个人经验的同时，她也在讲述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的操守气节，给少年宗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段生活对她而言弥足珍贵，既不可复制也难再经验，既是她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是她灵感的一部分。她年过八旬之后，这段经历历久弥新，可见它对宗璞的重要。她不惜用几十年的时间要完成这一巨著的创作。因此。1989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发表之后，卞之琳评价说：“就题材而论，这部小说填补了写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就艺术而论，在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繁荣当中独具特色，开出了一条小说真正创新的康庄大道的起点。”
    另一方面，宗璞是重要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家。特殊的家庭学养和她自己学贯中西的文化根底，使宗璞小说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质有极高的辨识度，无人可代替。大家闺秀的才情、气质在举手投足间，宗璞的才情气质则在遣词用语和人物的一招一式间。孙犁评价宗璞的文字时说：“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我们发现，《北归记》对日常生活的讲述，多有“红楼风”，“方壶”里外进出的人物以及对话方式，与《红楼梦》确有谱系关系。而小说蕴含的浑然天成的高雅气质，更是令人过目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