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机构和制度，幕府又涵养了文学，让唐宋文人基于幕府背景的诗歌创作，既成为亮丽伟岸的文学风景，也传递着唐宋诗中雄豪、刚毅的民族精神，为我国古典诗歌勾勒出辉煌灿烂的篇章。
    “幕府”即军府，最早为将军出征、安营扎寨的办公之所，后来也成为一种用人制度。“幕府”可追溯至战国，经长期发展、变化，在唐代渐趋繁盛。受唐代取士制度影响，大批文士入幕为僚，并叙写幕府生活；至宋代，幕府制度发生变化，在此作用下，入幕文人的诗歌创作亦随之改变。由于文人入幕成为一种较普遍现象，幕府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为探究唐宋文学演进提供重要思路。
    精神风尚：从“理想”到“崇实”
    唐宋之际，幕府开设形态有所不同：唐前期主要为边地幕府，中晚唐以藩镇使府居多；宋人幕府观念发生了转变，称为“幕府”的官司有所增多，但实际意义上的幕府，则主要指掌权一方的高级军政机关，更偏重政治、军事职能。入幕文人的创作情境往往与军政相关，幕府的军事职能不同、文人与战争的距离不同，使得诗歌中的战事描写和战争反思有所差别。这种差别恰恰是唐宋诗人精神风尚转变的表现。
    唐代幕府文人往往通过边塞幕府风光和征戍苦寒来描写征战生活，注重展现唐人无所畏惧、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涉及战争场景时，多以“汉家将军”托拟，对战争的直接正面描写较少。如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狂风”“走石”写边地环境之恶劣，反衬将士之英勇。而写到战争时，诗人则通过“汉家大将”的征战场景暗指时人战事。再如，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中“单于”本为匈奴首领称呼，此处仍借“汉事”言军事。总之，唐代幕府文人常以汉将自比，是对汉王朝强盛国力的赞赏与比附，同时也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朝向理想勇往直前的精神显现。
    宋代幕府的军事属性较前代更为突出，因此幕府诗人对战争的表述更为直接、客观，也更贴近现实，这是宋人重思、崇实精神风尚的突出写照。宋代最典型的幕府诗人非陆游莫属。陆游曾在王炎南郑幕府、范成大成都幕府任职，写下大量征战题材之作，如《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等。诗人不再局限于汉家将军的设定，而是直接感发心迹，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正面描写战争，以激昂高亢笔调抒写将士的报国热忱。
    宋人崇实风尚还表现为以议论战事为诗。诗人将战争场面直接以议论形式呈现在诗歌里，如叶梦得《淮西军连日告捷喜成口号》其一“六赢壮骑终须去，九虎将军亦谩为。面内疲民元不改，从中胜算自无遗”，诗人从淮西军连日告捷之机入手，结合时事议论战争；张孝祥《和王景文》“王师行六月，淮海静无波。元老前筹密，诸军捷奏多”，同属议论相得、指陈时事、紧贴现实之作。
    走出书斋、从戎幕府的唐宋文人，在军事幕府中近距离接触战争，战争对他们来说，不再只是边塞的戈壁荒漠和建功立业，而是切实的兵马刀戈与为国杀敌。他们在诗歌中讲述战争、议论战事，高扬着激昂奋进的大唐理想，也书写着宋人崇实尚思的精神风骨。
    诗歌诉求：从“求资”到“求荐”
    通常认为，在官吏制度层面，唐代文人入幕后与幕主之间不存在行政统属关系，其任用程序、执掌分工和迁转去向不受国家官吏制度约束。幕主多借助文人从事文书工作，并希冀名士声望可以为自己提高政治影响力。但幕主对大多数幕僚的去留和迁转却往往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幕主与僚佐间关系的维系，不靠职官制度，而是宾主之“礼”（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 。
    尽管唐代幕府主僚间没有明显的官吏制度层面的依附关系，但文人期望借幕府中的工作赢得资历和声名，在一定契机下，其诗歌创作不免有彰显才能、称赞幕主之意。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等都是祝贺主帅出征凯旋之作，诗中纵横豪迈地歌颂军威、赞扬幕主，既鼓舞士气、博得幕主青睐，又借大捷之契机展示自己卓越的文学才华。据《太平广记》等文献记载，中晚唐幕主鼓励文人从事诗歌创作，诗人创作一经方镇品题，便可抬高其声望。以此看来，唐代文人的幕府创作诉求，主要为张扬文采、求资博名。
    由于边患窘迫，很多在唐代属于临时性质的使职差遣到了宋代成为常置官职。宣抚使、制置使、安抚使等均开府辟僚，幕府与中央的关系更为紧密，幕府制度更为完善，帅臣具有荐举权。《宋会要·选举》载，绍兴年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言“方今朝廷清明，吝惜名器，士夫改秩只有荐举一路，舍此则老死选调而无脱者”；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蜀帅例得荐士。其始，胡长文所荐如吕周辅、范致能所荐如胡子远，亦不过二人，皆幕中之士”。可见，文人在幕府任职，其升迁与幕主举荐关系重大，为了仕宦顺遂，他们便会有骋才、谀颂行为。
    为求仕途迁转，文人在幕府除自发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用以展露才能，获得幕主赞赏之外，还有明显的称颂幕主之作，且这种诗歌创作并不局限于将帅取得捷战等场合、契机。欧阳修任钱惟演西京幕府留守推官时，曾借游览之机作组诗《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并以游踪及其所见为各篇命名，如《上山》《下山》《八节滩》《石笋》等，这种创作本身即具有展示才能之意。南宋政治关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尤甚，陆游在范成大幕下夜宴时有《锦亭》诗云“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聋丞聋”。王质在虞允文兴元幕府有《上虞相春行口号》其一“宾从行间锦作团，相公马上玉为山”、《和虞相喜雪》“乾坤正赖君调理，未用轻寻范蠡船”。这几句诗中，诗人对幕主强烈的谀颂、赞美之情已溢于言表。此外，若幕主雅好文学，为迎合幕主喜好，幕僚亦会写诗与之相附和。
    从“求资”到“求荐”的幕府文人创作诉求，是唐宋幕府制度演变对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而创作诉求的转变，同时又使得诗歌风格由豪放张扬逐渐转向谦恭内敛。
    创作生态：从“言说”到“酬唱”
    随着唐宋入幕文人增多，幕府创作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如果说唐代只有个别文人入幕并从事创作，这些作家和作品只是散点式的个体言说，那么经历了唐宋幕府制度的变化，宋代入幕诗人与诗作则呈现出群体酬唱之势。
    唐代幕主多为武将，初盛唐文人入幕府属于个别现象，如盛唐高适入河西哥舒翰幕府，岑参先后入安西、北庭幕府，杜甫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等。与此前相比，虽然中晚唐文人入幕渐多，亦有韩愈、杜牧、李商隐等重要文人，幕府中的诗歌创作逐渐形成气候，但罕见文学大家担任幕主现象，亦不会有明显的文人群体聚集状况。
    宋代，文官政治促使更多文士充任封疆大吏，因此幕主中多有博学能文者，甚至经常出现文坛大家担任幕主，从而促进了众多文人才士聚集到幕府中任职。如在钱惟演幕府中，有幕僚欧阳修、梅尧臣、尹洙、谢绛等人；在张浚幕府中，有幕僚陈俊卿、张孝祥、冯方、张栻、王质等；在范成大幕府中，有陆游、胡晋臣、杨甲、谭季壬、范謩、郭明复、杨辅等僚属。文人聚拢在这些文学巨匠周围，形成了浓郁的幕府文化和创作风气，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代文人如火如荼的幕府群体性创作，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在钱惟演洛阳幕府，欧阳修、梅尧臣、谢绛等人的诗歌赠答，为宋诗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梦得幕府主僚唱和十分兴盛，叶梦得诗集中有《次韵马参议同游蒋山》《与晁激仲夜话》《次韵答激仲》等反复和韵、次韵之作，其唱和创作境况可见一斑。宋代众多唱和之作中最为著名者当属范成大幕府中的“范陆唱和”，曾一度达到“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陆游《范待制诗集序》）的空前盛况，且范成大作为幕主又与杨万里、赵蕃等人诗歌往来，互相切磋诗艺。“幕府酬唱”式诗歌创作生态的形成，对当时诗坛乃至诗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唐宋文人在幕府中的诗歌创作是文人政治理想与仕宦追求在文学层面的精彩投射，其精神风尚、诗歌诉求、创作生态的演进揭示出唐宋文人更为真实、丰满的生存状态。作为机构和制度，幕府又涵养了文学，让唐宋文人基于幕府背景的诗歌创作，既成为亮丽伟岸的文学风景，也传递着唐宋诗中雄豪、刚毅的民族精神，为我国古典诗歌勾勒出辉煌灿烂的篇章。